因为“冷战”，因为中国的“关门”政策，许多美国人对中国根本不了解。我先生在很小的时候，便问母亲：“为什么图画上的中国人总是没有笑容？”当时的他哪里能料到最后把个人的幸福押在和中国女人的结合上。
戴维印象中的中国人是握着“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张牙舞爪，像海盗一样冷酷无情。他是通过报纸和电视认识中国的，却从来都没有和真正的中国人打过交道。他对我们分外注意，又总是带着怀疑的目光。
事情的真相是警察来了以后查清的。戴维本来在气头上时，想控告打架时受到的伤害。如果这样，我们都将成为证人，并将永远亏欠于阿瑟。幸运的是，第二天，戴维气消意顺，两人各自道歉，和好如初。
以后，戴维对我们特别客气。我在购物中心巧遇他几次，每次他都会夸奖我的儿子。
今年暑假，阿瑟一直不在家。我向老兵乔治打听，他说好久没有看见银灰色的“Mazda”卡车了。我给阿瑟留了电话录音，也不见回电。我在电话里说：“中国大陆要发表我写你的故事，需要照片，你得帮我找出来。”
有一次我遛狗回来，想到他们家的“饺子”，便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带着“美丽”一起去敲门。我看到他们家的草坪完全荒芜了，干得草枯地裂。加州的夏天罕见雨水，他一定离家很久了。他去度假了吗？他在东南亚的记者生涯回忆录写完了吗？出版了吗？他太太退休不工作了吗？很多很多问题，没有答案。
倒是老兵有心。他经常在车库里和隔壁的老头聊天，车库的门对着大街。那天我买菜回来，风特别大，白色的塑料袋在风中张牙舞爪，几乎挡住了我的视线。我正望着有限空间中的一段水泥地，小心翼翼地的走向大门，却听到老兵在叫我。
“Mazda”回来了。
我会意地笑了，谢了他。我们弄堂里只有阿瑟开那种小型的日本卡车，而且车后没有装盖。
当天晚上我见到了他。他开门就打招呼说：“事情实在太多，还没来得及给你回电。”我站在门外，为了节约时间，想三言两语讲个大概。我不就是需要几张他的照片吗？后来，从门外说到门内。我站着讲话，希望用少一点的时间。原来，他做爷爷了，夏天一直在儿子家过。太太确实退休了。回忆录还没有写完。
他也站着，一直讲到觉得累了。我们去了他的书房。他说，“饺子”去世了，现在他的网名是“饺子”。我大笑。他说，现在家中养猫，叫“三保”。问我是否知道“三保”的典故。
时间就这样被浪费掉了。东拉西扯，讲的都是中国，从郑和下西洋一直说到WTO，从黄昏聊到天黑。
为了郑和的发音，我们争吵不休。他说“陈和”，我说他拼读错误，他把汉语拼音大骂一通，说在耶鲁大学念中文的时候，发音都用美国音标。我又笑得前仰后合。然后他拿出一个便条本，嚓嚓在上面写了几个字：齐亚德。
齐亚德--繁体字，写得好漂亮！
“什么意思？”我问。
他说：“这就是我的中国名字呀！”“齐”是他的家姓--Zeich。
“你的文章可别用其他同音字。”他认真地说。
我说：“太晚了，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故意逗他，看到他的脸色由晴转阴以后，补上一句：“行，把你的字给我，让编辑去平反吧！”
临走的时候，我握着他的手说：“后会有期，齐亚德先生！”
后来，我们偶尔在海边相遇，话题总是中国烹饪。常常在这个时候，大洋彼岸在我心中升起，让我在呼啸的风声涛声中，感到耳目一新。
命运把我送到异国他乡，我就像放飞的风筝，但这并没有割断系在我心头的那根丝线。美国弄堂给了我“饺子”和“美丽”，讲中国话的美国朋友，这难道不是来自上苍的恩惠？
嬉皮屋
玛丽亚，嬉皮屋就在你的对面。叫它嬉皮屋是因为它的外部非常嬉皮：门前杂草丛生，墙上灰头土面，车停得最多，却像从废车场拣来的，有的铁锈满身，有的破窗上胶带纵横，还有缺了一个车灯的独眼龙。进进出出的都是些年轻人，四间卧室不知住了多少人，一对对，一群群，穿着邋邋遢遢、破破烂烂，可谓屋如其人。
美国的城市不论规模大小，都有记录当地风俗人情的文字材料。我们这个一万人左右的小城也不例外。这些在中国被称为地方志的介绍，到了小地方，有些内容实在不足挂齿。比如一栋空关着的房子，因为有人相信死人的灵魂经常回来，而被列为参观景点。这是我居住的小城里的一个故事，房子坐落在海滩边上，女主人在很多年以前投海而去，身穿天蓝色的连衣裙……美国的历史不长，却因为美国人的敏感、好奇及丰富的想象力而加大了密度。也许正是受了他们的影响，当我拿起笔想写自己居住的环境时，不能不记录这栋奇怪的房子--嬉皮屋。
这栋屋就在我家的隔壁，是我们弄堂里唯一的一栋供出租的房子。
没有人知道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除非它露出了“狐狸尾巴”。据说，有一次，车库里流出暗红的液体，从车道一直漫到马路，就像铺上了红地毯一样。邻居中马上有人报了警，因为确信那屋里已经血流成河。结果呢，警车拉着警报，包围了这幢房子，却发现有人在车库里宰牛。
这件事发生在我搬来以前。我怀疑里面有添油加醋的成分，因为我目睹我的邻居是一群动物保护主义者，不可能如此手下无情。他们的后院简直像个动物园，狗猫成群自然不在话下，他们还养猪、蛇、兔子和其他动物，到处都是铁丝笼子。我的儿子喜欢那头可爱的小猪，下了课，常常到“动物园”去报到。猪是有人从路上拣来的，取名洁尼。洁尼时不时地制造出许多噪音，不知是因为想家还是怕生，一开口就叫得撕心裂肺。对于一墙之隔（后花园的墙）的我们，这真是磨炼铁石心肠的难得机会。我曾悄悄地爬上墙头，细细地观察了一番。那头小猪真像个胖孩子：小眼睛、翘鼻子、圆圆滚滚、白里透红，难怪有人要收留它。我先生趴在墙上，居然看迷了心窍。要是没有那堵墙，他大概会和小猪亲亲嘴，或者把它抱回来。他在这方面比隔壁棋高一着，连野生动物都要喂。他的老母亲还买了胡萝卜，开车去荒野喂野兔呢！
更令人头痛的是，每逢周末，隔壁常常开派对。来客之众，几乎让小巷变成了停车场。他们欢呼喝彩，惊天动地，通宵达旦。如果周围的人家不紧闭门窗，其气势犹如地震一般。
美国的先锋派人士一般都住在大城市里，比如旧金山的同性恋街。小城镇里的人比较保守，循规蹈矩过日子。路口的嬉皮屋，打破了平常人的心态，使我们的弄堂成了当地的一道景观。
如果是明星、政治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等著名人士住在这条弄堂里，人家大概都会以此为荣，即便汽车流量频繁一些，周末热闹一些，也不至于招人嫌。
但是，对于这些与众不同的无名小卒，有些人就很不舒服，好像喉咙里扎进了鱼刺一样。我们家曾经来过几个不速之客--穿着非常体面的邻居，突然敲开我家的门，要我们联合提抗议。听说还有人打电话给市政府和警察局，说他们破坏了美好的人文环境。
中国的弄堂里，有个风吹草动总是面对面开销的。美国人使用的是法律和警察。
其实质都是为了平衡不同的生活模式。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理应成为保守阵营里的一员，有这样的邻居真是倒了霉。但是，有一个问题不能不让我三思而行。谁是这栋房子的主人？为什么将好端端的房子交到这些人手里？
有人说，房东很有钱，从来没有露过面，一切由二房东管着。那么，二房东又是谁？是不是也像年轻人一样？
有一天，隔壁有个男孩在屋前修汽车，我走过去和他聊天。他是个大学生，长得挺英俊的，白天打工，晚上读书。我问：“是因为家里房子太挤，还是这里的租金很便宜，你为什么要住在这里？”他说，因为不想和家长住在一起。他说“家长”，意味着父母高高在上，与子女不平等。我说：“父母总爱自己的孩子，你也一定爱你的家长吧？”
“噢，当然，当然。”他说得很真诚。“但是，我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在美国，孩子到了18岁，就能够独立了。这份权利就像拨开乌云见太阳一般重要，没有一个年轻人愿意随便放弃。美国没有“子不教，父之过”一说。孩子长大了，让他们自己飞。
对此，我不知说什么好。
回家和先生谈起这件事，说，希望我们的儿子长大了以后和他们不一样。
先生说：“你等着瞧。”
我说：“将来我的孩子住在这破破烂烂的环境里，我死拽也要把他拉回来。你也会的，是不是？”
他说，到时候再说，想那么多干什么，还是享受现在的生活。
我想，美国也真有一大批像我先生、大房东、二房东那样的糊涂虫，不分是非，不讲黑白。
说得好听一点，是宽容和热爱，上纲上线的话，就是不负责任。
希望这些年轻人能够在自由的条件下健康地成长，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社会。
嬉皮屋还是老样子，警察却没有来过问，平安无事。
后来还是出事了，那头小猪，小猪洁尼突然失踪了。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在弄堂传开。
洁尼不见了！此时的小猪，在人们的心里，完全是一条和我们一样的生命。洁尼，洁尼！大家出动，去海边，树丛里，四处寻找，好像搞运动一般。
“洁尼，你到哪里去找妈妈呀？会不会被野兽吃了呢？会不会被什么人宰杀了呢？”隔壁的姑娘一边找，一边说，哭得眼睛通红。
就是这时，我突然觉得整条街道立了起来，活了过来，就像放大了的一栋楼，嬉皮屋在地下室，我们家在底层，阿瑟他们在顶部。马路安彤耐特成了上上下下的楼梯。人们从家里走出来，走出来，为了一头小猪，聚到一起。
走在寻找洁尼的行列里，我心里像涨了潮水一样汹涌澎湃，我的眼睛潮湿了。我想起了自己，在他们的年龄正遇上中国现代史上最“混乱”的时代。多少青年文攻武卫，相互摧残，像疯狂的野兽一样，置他人于死地而后快。如果在我们小的时候，家长、学校和社会给我们一些对动物的热爱和怜悯，也许整个民族能躲过那场灾难，至少不至于整死那么多人。
亲爱的玛丽亚，你是整个事件的见证人，你看到了吗？人们从你的身边纷纷向海边走去，穿过丛林，四处寻找。此情此景，谁不为之动容？
十年一觉
十年，在美国一条寂寞的弄堂里，就这样一眨眼过去了。
我们居住区总共有六条横马路、两条直马路，东边是海，西边是一号公路。南北两边把我们和其他居住区隔开的是未经开垦、杂草丛生、野花如锦的荒地。美国有法律保护一部分土地永远处于原始状态，那里是野生动物的家园。
除了大雨风暴坏天气，我几乎每天经过那里。走在众人踩出来的羊肠小道上，好像潜入了青纱帐一样，被没顶的芦苇、灌木和藤蔓包围。我在那里遛狗，吸进空气中的带着泥土香的野味，然后顺道去海边。
白天，我能看见翘着大尾巴的松鼠，天生大花脸的浣熊，耷拉着长耳朵的野兔，还有各种各样的飞禽--从老鹰、乌鸦到海鸥，以及难以计数的昆虫。天幕变黑以后，先生不允许我进入野生动物园。倒不是因为害怕受到野兽的伤害，而是为了表示对它们的尊重。
他认为人类野心太大，有愧于大自然，原始的世界越来越小。这就更引起了我对那块土地的兴趣。我把各条小径都走熟了，对脚下的泥土甚至地洞都仔细观察，对芽尖花蕾、叶瓣盛衰都产生了敏锐的感觉。久而久之，这块土地和她包含的一切也成了我最可爱的邻居。
离开了喧嚣的世界，每天过得非常简单﹕读书、做饭、写文章，其余的时间，我在院子里拈花惹草。简单的生活，包含着无穷的丰富，孤独给我的礼物是一副生活的放大镜。如果说我的过去，曾经像一条大标语、像一张大字报一般线条粗糙；那么现在，生活变成了艺术，变成了文学。
我有心情去体会太阳，它总是喜气洋洋地升起来，像个勤快的仆人，快快乐乐地从早忙到晚；临走前，还满面红光地向我们说再见。
我有心情去同情月亮，它是那么地追求圆满，可总是坎坎坷坷，难得完美。
我有心情仰望蓝天，那张扁扁的大脸，既调皮又可爱，说变就变，多姿多彩。
我有心情坐在树底下，出神地看蚂蚁搬家，看蜜蜂筑巢，就像观望两支浩浩荡荡的军队。一支是陆军，一支是空军，组织有序，纪律严明，同心协力，锲而不舍，不靠神仙，全靠自己。
我有心情静静地聆听雨珠的吟唱，弹着树叶，拨着花蕊，敲着大地。
我有心情容忍海涛的咆哮，就像面对一个发脾气的孩子。大海总是原谅它，我为什么不能？
啊，离人远了，离自然近了，世界变得越来越大。
我给草地浇水，给花木施肥，给小鸟添食，就像与他们共享美餐，为他们洗脸理发，看他们梳妆打扮。小草点头微笑，花树摇曳肢体，小鸟拍打着翅膀，忽高忽低，忽左忽右，在空中写下一个又一个大字，欢快地和我对话。这一草一木，一虫一禽，一石一土，就像我的长辈，我的儿女，我的朋友，我们休戚与共，心心相印！
这时，我才知道，在忙忙碌碌的时候，人的生活是那么容易浅薄，容易干枯。而当我们把生命之泉和天、和地连接起来，才能得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幸福和满足。
有一天，我躺在草地上遥望蓝天，正值一群海鸥密密麻麻地当空飞过；顿时，蓝天好像变成了海洋，海鸥如千百条鱼儿在海底畅游。我只觉得天地倒了过来，我正高高在上，俯视着清澈的汪洋大海。
啊，岂止是海洋，岂止是天堂！明明是我驾着地球，优哉游哉，畅游广袤无垠的宇宙！
这十年，就像泉水一样，平静透明，无声无息地穿过我的生命。安彤耐特，这条短小而平凡的美国弄堂，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我的人生。
##西洋滚滚见绿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