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却不能原谅自己。我家和乔治是最近的邻居,也是很好的朋友,为什么我们从来不知道他有腿疾?为什么对他住院开刀一无所知?我好糊涂啊!他和太太感情不好,生病住院,谁照顾他?
先生说,夫妻关系,身体好坏,开刀吃药,都是个人的隐私,我们没有必要去打听。我更没有任何歉疚的理由。乔治如果需要帮助,自然会向我们开口。
我虽然懂得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不可侵犯的空间和领地,但是,病在床上的人,难道不需要别人的同情和关怀?
我想起了先生的母亲,年纪和乔治差不多,也是那个德性。她独住一幢大屋,从不允许别人插手她的家务,生病了也不告诉我们。她说:“有病给医生打电话,你们能帮什么忙?”
中国报纸报道,美国老人死了也没有人知道,批评后辈没有孝心。其实挺冤枉的,在美国,给老人拍“马屁”很不容易。乔治是真正的老兵!
墨西哥人家
斜对门的是墨西哥人,从你的左面数过去,第四户是我们弄堂里最辛苦勤劳的一家。里面住的人最多,房子却保养得最好。我们家九年中只粉刷了一次外墙(一般人家隔十年粉一次),他们已经粉刷了好几次,深灰的屋顶、蟹青的屋檐、淡桔的墙壁,完全像新房子一样。他们的草坪也与众不同,中心有一个凸起的花圃,花团锦簇,艳丽夺目。
加州是墨西哥移民的大本营。旧金山的气候四季如春,海湾周围的鲜花市场有80%来自我居住的半月湾。沿海的一号公路东面和绕山的92号公路开端到处都是花房和苗圃。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人员大多来自墨西哥。
墨西哥人个子不高,宽肩,短脖子,棕黑的皮肤。他们特别谦恭友好,逢人总是先笑,先打招呼。墨西哥人喜欢集中居住,并保留了吃墨西哥食品的习惯,主食有玉米饼、土豆泥、生菜和干乳,就像上海人吃泡饭咸菜一样。好一点,则加切成条状的鸡肉和牛肉。玉米饼是烙好了以后,再蒸热的,像一块烫手的小毛巾,平摊在盆子上,把其他东西填进去,卷在饼里,竖起来,像上海的粢饭团一样捧着吃。开胃的不是菜,是薄玉米脆片,蘸着西红柿、洋葱、香菜拌起来的菜泥,香喷喷、酸甜甜的,还可切一些尖辣椒进去,更爽口。
我们小城里的居民虽然人口不多,却分成两个居住地带:一个在大海和一号公路之间,可谓风景区;一个在公路的东面,房价要低好多。
我是从我们家的花匠那里听来的,他就住在那一带。他还告诉我,海边购物中心里的东西价格要贵一些,东面的便宜多了。我去东面的购物中心观察了一番,超市的菜价起落并不很大,却见到很多墨西哥顾客。那里有“一美金”商店,有高烈度酒店,有支付硬币的洗衣房、理发店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那里没有的。店主说,店面的租金只有对面购物中心的2/3。
由此可见,住在我们弄堂里的墨西哥人家可算殷实之户了。这家的男女主人都不说英语,是早期的墨西哥移民。男主人在花房工作,女主人持家。他们有子女六人,如今全部成年,最小的也进了大学。我们和他们家的联系就是通过他们的小儿子Kenny,因为他和我的儿子同年。
儿子在读小学的时候,经常到他们家玩,吃了很多墨西哥食品,回到家还吵着要我做。那时我们刚搬过去,我不会做,于是我们便成了附近墨西哥餐馆的常客。久吃成精,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成了墨西哥人。
在美国,人不以貌相、衣相,而以车相。不用调查户口,只看看家门口的车,就能略见一斑。车多,人多;车净,人勤;车贵,则人贵。如果富人开中档车,很有朴素和踏实的品味,而穷人开豪华车,则属死要面子的那一类。这家墨西哥人,车多,车净,车很普通。
我从来没有进过他们的家门,但是,每每在弄堂里见面,总有心心相印的感觉,好像遇见老朋友一样亲切。
Kenny也是我们家的常客,弄堂里的几个男孩子放学以后像旋风一样,东家西家、前门后门地窜来窜去。
弄堂的底部有一块空地,孩子们在那里打网球,踢足球,溜旱冰等等。当然免不了把球踢到了各家的草坪上去,或者尽情嬉闹时在草地上翻滚跌爬。孩子天真无邪,头脑中最没有禁忌和规矩。弄堂底部的那几家都对孩子宠爱有加,有时候还在一旁助兴和鼓劲。因为谁都知道,过不了多久,这些顽童都会变成缩手缩脚的谦谦君子。
老兵乔治隔壁住着一户葡萄牙人,是我们弄堂里唯一在前院设围墙的人家。围墙齐腰高,成人抬腿就能跨过去。很明显,是用来对付孩子的。葡萄牙人在围墙下种上了刺人的蔷薇藤。不知有多少个孩子翻墙进去拣球,被刺破了手,钩破了裤子,满心的喜悦顷刻灰飞烟灭,一路回家,背后还响着那房主的呵斥,实在令人生悲。
孩子们形容那围墙就像给房子带了口罩一样,闷得很,呈病态。还有的说,那栋房子是弄堂里的一颗坏牙齿,又丑又臭。
Kenny好像是孩子们的领头之一,我的孩子也是。他们一定商量了多次,去惩罚那家葡萄牙人,但是没有机会下手。那家人似乎也嗅出了气味,在大门外加了铁门(我们日夜不锁),唯一的千金小姐不再坐校车上学,天天由父母接送。这些变化只有孩子们清楚。我们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有一天,Kenny来我们家里玩。他们在一个空纸盒里塞了条无用的破毯子,把自画的简易靶表贴在一个盒面上,到后院里练汽枪。开始,两人趴在草地上打,后来,站着练,把喝空的可乐罐放在围墙上作目标。就在举枪瞄准的时候,两人都看见了葡萄牙人的厨房玻璃窗。紧接着发生的就是Kenny从我们家慌慌张张地夺门而出,朝自家跑去,恰恰在路过葡萄牙人家门口时被一把逮住。
然后,警车来了,停在我家门口。
我去开门的时候,看见斜对门的墨西哥家门前,也站了几个穿黑制服的警察。据说,孩子们的口供是一致的,他们瞄准的是可乐罐,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无意中击穿了葡萄牙人家的玻璃窗。
事情过去10年了,儿子至今仍旧守口如瓶,不肯说出当时的秘密。可见,成人世界里的一些界限对孩童时结下的纯洁友情不起作用。
孩子们反而向警察吐了一肚子苦水,说那家人的许多坏话。一个警察说,他小时候也打破过邻居的玻璃窗,被他父亲揍了一顿。真是同病相怜!他把葡萄牙人唤来,当着孩子们的面批评了一通,希望他今后和孩子们友好相处。
警察没收了孩子们的汽枪,交给家长保管。
我上门向葡萄牙人道了歉,出钱赔了那扇玻璃窗:因为是在我们家的后院里打的枪。我们夫妻和墨西哥夫妇会意地笑笑,也算心领神会了。
这以后,葡萄牙人真的“改邪归正”,和孩子们交了朋友。我原来担心的“一日结怨,百日难解”成了杞人之忧。
东方通
有一天,8岁的儿子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像寻得了宝藏一样,满脸通红,兴奋地说:“妈妈,妈妈,这里有个美国人会讲中国话!”
“美国人?中国话?你弄错了吧!”我对儿子说,“是不是对门的韩国工程师?他平时只讲美国话。”
说起这位韩国工程师,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在飞机场工作,总是上夜班,白天才回家。工程师独来独往,从来都是一个人,好像很寂寞,很冷静,很遥远。但他的屋子和他的车子又好像在说他是充实的、丰富的、满足的,他是弄堂里的一个谜。“不是,不是!”儿子斩钉截铁地说,“是阿瑟”。他拉着我出门,小手指着弄堂底部的那栋房子,大声地说:“不是对门的亚洲人,是白人。”儿子就此和阿瑟成了“忘年交”。有时候还因为付出了所谓的“劳务”赚到十元、二十元钱。先生说,阿瑟是个老新闻记者,也是个学者。他太太在斯坦福大学工作。我和他们交往是在遛狗的时候。他们的爱犬叫“饺子”,“饺子”把我们的话题引向“麻婆豆腐”、“蚝油牛肉”。阿瑟喜欢中国厨艺,自称能烧一桌好吃的中国菜。我们家的爱犬叫“美丽”,也是中国名字。
阿瑟高大挺拔,风度翩翩,留着络腮胡子,开一辆“Mazda”的日本卡车,那气质就像荒野中的猎人或是丛林里的游击队员。站在他的面前,我常幻想他穿着军服,肩上扛把枪,威风凛凛的样子,只觉得自己在缩水,像小草对大树一样。
直到那一次,我们正式地面对面坐下,探讨环境保护。他正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之托,要去中国采访“三峡工程”。他的书房里挂着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和夫人签了名的照片,还有象征着印度文化的雕塑,还有中国京剧里夸张的脸谱。
他回忆道,常驻亚洲期间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没有机会去中国采访。但是,那场“革命”还是在他的脸上留下痕迹。他一面笑一面指着右眼角上的一个疤痕说,香港的“文化大革命”差点儿伤着他的眼睛。他们(指“左”派造反派)用玻璃瓶砸警察,他正在采访,沾了光,呵呵。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香港也闹了文化大革命,虽然是短命的。第一次听到这位当时的《时代》杂志记者为之付出了血的代价。他说得轻松,那是因为伤口已经痊愈,拉开了距离看历史的缘故。
也许因为他没有去中国之前已经尝到了中国的味道,在他的眼睛里,只有中国台湾地区保持了最完整的中华文化。他有许多台湾政界、商界和文化界的朋友。著名的“味全”食品公司总裁,送他一箱子东方调料,他用了几年,还没有用完呢。他曾在香港住了三年半,负责整理亚洲的报道。他去过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主要的任务在越南,他穿梭于越南南北战争的炮火之间却从来没有受过伤。
“你应该称为‘东方通’。”我用中文说,东方当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不懂“通”的意思,“通、通、通”地念着,疑惑地看着我,要求解释。我用英文一说,他恍然大悟。
他说:“读大学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东方是怎么回事,美国的教育里只有欧洲,亚洲是摆不上台面的。你看,世界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今天,人人都在谈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谈出国投资,人民币贬不贬值。”
他说,东方文化中,他特别喜欢中国的历史。他指着一墙的书,让我凑近看,其中真有一半是关于中国的、历史的、现代的名人名家、著名的朝代,许多是我没有阅读过的。
“哈,”他咧嘴笑道,“多了一个读者。Please,利用我这个图书馆,任何数据,只要你需要,一定请光顾。”他讲话的时候总是腰挺得笔直,举手投足有板有眼,不像有些学者肢体弯曲得像条蛇似的。
我问他:“什么时候,为什么学习中文?”
他说,在当兵的时候。嗬!他确实是个军人!
人的经历竟是那样的奇妙,吃的饭、喝的水好像都写在脸上一样,想抹也抹不掉。像我,从中国大陆来就是大陆的味道,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或美国生长的中国人就是不一样。阿瑟是深知这不一样的。
阿瑟不仅是个军人,而且是专门对付中国大陆的军人。他在耶鲁大学受的教育,在美国空军服兵役时专门监听中国的军事情报。
“他们也监听我们的。”他补充道。
我淡淡地一笑,幸好“冷战”已经结束。阿瑟终于没有枉学了中文。我在心中为他祈祷,希望他的中国之行圆满成功。
他采访中国回来,我正在北方度假。我看见他出现在公共电视台上,讨论“三峡工程”的利弊。我读了他的报道,不偏不倚,心平气和,两种意见都写了。他有自己的观点,我回来后他说了许多,但是报道应该尽可能写得公允,那是记者的责任。
后来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证明我还是低估了阿瑟对中国的感情。
那是庆祝美国“独立日”的前夕,孩子们买了炮仗放着玩。有天晚上,住在阿瑟隔壁的9岁男孩逖米,见戴维把空了的垃圾桶(柏油桶尺寸,塑料做的)留在路边,便扔进一节粗壮的炮仗,点着了,上了盖,撒腿就跑。结果,“轰”的一声,垃圾桶炸裂了,戴维夫妇也被吓得半死。路底的几家人都开了门,阿瑟也出来看热闹。我们住在路口,没有听见。
戴维是退休教师,住在弄堂的底部,阿瑟的斜对面。
戴维说:“我看见那个中国孩子(弄堂里只有我们是中国人)下午在这里玩炮仗。”
阿瑟说:“你看见他炸垃圾桶了吗?”
戴维说:“不是你的儿子,关你什么事?”
阿瑟说:“我了解他,他不会干这种事。”
戴维说:“你知道谁干的吗?”
阿瑟当然不知道。
戴维说:“你没有挡住我检查的权利。”说完,就朝我们家里走。阿瑟嚷道:“这里孩子多得是,一家一家问么,为什么先朝他们家跑?”言外之意,戴维有种族歧视。
两人一路争吵到我们家门口。
戴维敲门的时候,阿瑟一把拉住他。
戴维推开阿瑟,阿瑟拉戴维。一拉一推,两个人退到了马路上。我开门时,他们正揪在一起,难分难解。我莫名其妙,不停地喊:“Stop it(住手)!Stop it!”
毕竟阿瑟个高力大,没两下,戴维的眼镜甩了出去,人也摔到地上。
这时,阿瑟像个巨大的老鹰,跑过来把我和儿子揽进翅膀,一面转过脸去,对戴维气愤地说:“你想欺中国人,No way (没门)!”
事到此时,我们竟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事后我了解到,与其说他们为了我儿子打架,不如说,是我们的到来给这条弄堂造成了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