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过年指春节。美国的日历上没有春节，所以，我们只过阳历年--元旦，没有阴历年--春节。只有在中国人集中的地方，人们过两个年。这就是我到夏威夷去过年的原因。
我弟弟全家住在夏威夷。他在夏威夷大学读硕士学位时，结交了许多中国留学生。我弟媳妇在一家台湾人办的公司里工作，同事间连英语都不需要讲。他们总是过两个年。
和我同去夏威夷的还有家里的另一半。他了解的中国年是从电视里看来的，比如跳“狮子舞”和武功表演。我解释说，过中国年主要是“吃”而不是跳舞。他的眼睛顿时明亮，因为跳舞的话，他只能当观众了。而“吃”，谁不会呀？不过，我“警告”他，大量的中国菜肴中，可能包括他最不愿意见到的鱼头、鸡爪和动物内脏，希望他有所准备。他沉默了一会儿，“反击”我说：“也许还有我喜欢的中国菜，你从来没有做过。”我大笑，对美国人积极的处世态度不能不表示欣赏。
我们的假期有一个礼拜。开头几天，早餐和午餐我们各吃各的。弟媳妇做了一缸的糟毛豆角，我几乎将之一扫而空。老公奇怪地看着我把豆荚送进嘴，然后再吐出来，心里一团疑云。他吃许多夏威夷的水果，也吃三明治和中国炒面。晚上，我们和弟弟全家一起吃，大部分是中国饭菜，也去美国餐馆改善改善，皆大欢喜。
大年夜的晚上，弟媳妇早早回家，准备家宴。其实，她已经悄悄地准备了好几天，我们只顾说话，没有注意而已。
在弟弟家新买的公寓里过中国年，我心潮起伏。站在19层楼的阳台上，前面的太平洋波光粼粼，后面的高尔夫球场绿荫覆盖，晚霞把天地染成金黄。我穿着短袖单裤，呼吸着岛上温暖的晚风好像置身于梦境之中。这是过年吗？难以相信。人的一生中，有多少道理早在小时候就被定了型。过年是这样的：
一个瘦弱的女孩，怀揣竹篮，手捏票证，摸着黑暗，孤零零地走在去菜场的小路上。旧棉衣和长围巾把身体裹得严严密密，却挡不住寒冷的距离和速度，把被窝里带出来的暖意抽空。
菜场里已经人山人海，虽然离开市还有两个小时，每一个摊位前都是长长的队伍。偌大的菜场上空，只有几盏稀稀疏疏的日光灯照在人们的脸上，好像抹了一层青白的灰，阴森森地嘴眼不清。最前面的人是排通宵的，一个人看守着几个空篮或者小凳子（一个凳子算一个人）。小姑娘排在队伍的后面，袖管上被粉笔编上了号码。开市前，菜场安静而有秩序。时间一到，全乱了套。她在人群里被挤到东挤到西，耳朵里灌满了喧叫和呵斥的噪音……
轮到她时，小批量可选择的“珍品”已经无影无踪。即便如此，她还是得到了乐趣。平时吃不到的黄鱼、蹄膀、皮蛋、冻鸭等过年的高贵菜，就这样被装进了她的竹篮，沉甸甸的，她抱起就走，好像力大无穷……那种心情，比考试得满分获奖状还要强。心花怒放之余，便叹息一年只有一次，太少了，太少了……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过年，有艰辛，有拼搏，有收获，有期盼。后来日子好过了，对春节的印象反而淡薄了。
那天晚上，我们围坐一堂，会喝的互相敬酒，不会喝的，在一边助兴。酒过三巡，弟媳妇端来了一个大砂锅，这是我们家的传统啊，大年夜晚上必有一个色彩缤纷、热气腾腾的大砂锅。多少年来，不论家境好坏，从来没有改变。在国内时，我们每年和它相会一次。砂锅由水晶粉丝垫底，上面堆着酱红的熏鱼、碧绿的菠菜、雪白的鸡肉，还有金黄的蛋饺，像一个画家的调色盘，沉浸在香喷喷的鸡汤里。
“你还做蛋饺啊？”我忍不住问弟媳妇。蛋饺是砂锅的灵魂，没有蛋饺就不像过年。
“做，每年都做，过年么！”她微笑着答道。
过年么！就像我小时候上菜场那样，有那种跳一跳，就能摘到果实的执著。我已经和蛋饺久违十几年了。在美国哪有做蛋饺的条件？曾经试过几次，都没有成功。
看到蛋饺，我就想起了小时候，母亲教我学做蛋饺的情景。我才长得比炉灶高出一个头，左手握着汤勺柄，右手拿一块生猪油。将金属汤勺在火上加热了，用猪油在勺内涂一遍，然后离火，小心地倒入半匙鸡蛋汁，马上将汤勺转一圈，蛋汁就结成一张又薄又圆的小蛋皮。离火的原因是因为蛋皮的底部能在余热中成形，而表面仍旧嫩滑而未干燥，这样加入肉馅，蛋皮就能合得天衣无缝，不需要另加蛋汁去弥补。肉馅要加得正好，多了，包不住；少了，扁塌塌地不好看。我们用五六个鸡蛋做出一大碗蛋饺，稍不准确就做少了。当时，一个蛋，一匙肉馅都是算着用的，可不能马虎。做完后，连碗一起放进蒸笼，蒸熟肉馅。到那时，可爱的蛋饺个个挺胸凸肚，像一个个金元宝似的英武非凡。我是学了几年才学会的。每做一次，我就盼望着明年谁能发明一种做蛋饺的机器，用火，用料都算准确，人类就不必那么辛苦了。不知道中国这几年改革开放，有没有这方面的突破。否则的话，蛋饺出口到美国，一定会生意兴旺。
话说回来，弟媳妇究竟如何在美国做蛋饺？她说，不用猪油啦，在鸡蛋里加一匙菜油，不粘底的。
我傻愣愣地想了好久，一连串的问题想通以后，决定把这个好主意投到报社去发表。
这时，坐在旁边的美国人用胳膊肘捅了捅我，说道：“这么好吃的中国菜，你为什么从来不做？”我抬眼一看，他的汤匙里正静悄悄躺着一只金灿灿的蛋饺。无言以答，谁叫我没有弟媳妇聪明手巧。抬眼看看桌上的糖醋鱼块、琵琶鸭、茄汁龙虾、红烧芋艿等，我都没有做过。心虚脸红，赶快给他斟酒，希望他喝糊涂了，自己蒙混过关。
他狡黠地朝我笑了笑。我猛然想起他在飞机上开的那个玩笑，现在居然被他说中了。
我和老公都没有想到，好戏还在后头呢。那天，弟弟的朋友请客，邀请我们一起前往。弟媳妇说：“这个朋友技高艺强，我总是甘拜下风。”我想，弟媳妇出国前是学了些烹饪技巧的，我的弟弟还学了食品雕刻，出手的作品栩栩如生，比他们强的高手该是什么模样？
到了朋友家，了解到这对夫妇原来都是艺术家，墙上挂着巨幅的油画，东方艺术中掺进了西方的活力，让我和先生看得惊叹万分，赞不绝口。我想，这样的创造力用进了厨房，可真不得了！而他们提供的消息更让我们喜出望外：有个给张学良先生做饭的中国姑娘，今天晚上要带菜来同我们分享。朋友说，她才是真正的烹饪迷，半夜睡在床上，忽然有了灵感，都要跳起来，不记下菜谱睡不着觉的。我在欣喜之余，忧虑随即而至：好菜都让家里的美国人尝遍了，我以后怎样做人呢？
客人到齐以后，派对以自助餐的形式进行。中国人比较谦虚，你推我让，客客气气；美国人直来直去，毫不掩饰。他最爱吃“烹饪迷”带来的茄汁油焖茄子，连添了三次，面不改色；他吃“八珍宝”，吃得眉开眼笑，摇头晃脑；他对清炒番薯叶，凉拌冬菜都钟情无比，时不时地指挥我当他的跑腿。这顿饭，对我来说，吃是次要的，学是主要的。一菜一菜地打听，哪里有卖，如何操作，时间的控制，调料的配方等等，还逐一拍下了照片。否则，恐怕以后的日子不会太平。
后来，我弟弟请客，正和弟媳妇商量如何如何。我说：“何不让我来抵挡一番，以己之长攻人之短。”我其实也短得很，如果在西菜高手面前，我是无地自容的。但是，招待中国朋友，大概还能凑合。何况，我有个正宗的美国老板在背后撑腰呢！
过中国年吃西餐，也是一桩新鲜事，弟弟的朋友们都兴致勃勃地赶来。那天，从清晨开始，一直到晚上，他们家的烤箱忙了整整一天。香鸡、猪排、牛肉、蛋糕，哪一样离得开烤箱？烤箱辛苦了，我却省力了。做西餐就是比中餐方便，所以过洋年就像过星期天。
傍晚时分，我在炉灶上做了一个汤--蛤蜊浓汤。这是我事半功倍的拿手好戏。材料都是从超市买来的罐头食品，只是蛤蜊汤罐头里的蛤蜊往往很少，要另外添加一些蛤蜊肉，也有现成的罐头卖。这种做法曾被我纽约的朋友学去请客，据说至今不衰。我的弟媳妇是看见了整个过程的。我传授的诀窍是：不要加水，改加牛奶和酸奶。这样做出的汤，汁特别浓，而且鲜美。我是向家里的美国人学来的。结果，偌大的一锅浓汤被吃得锅底朝天，好个痛快！
临走的那天，我们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素面朝天，只觉得蓝天就像碧水一样清澈透明。我不由得感到，现代人生活在天堂里，好像天天在过年；但是，生活中少了反差和起落，不也是一种遗憾？令人欣慰的是，蛋饺机至今没有造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