蔻门太太一直以自己是美国南方人而自豪。美国的南方人很像中国的北方人，豪爽单纯善良，不爱转弯抹角。南北战争把南方打败之后，南方人并没有失去自尊和自豪的天性，只是保持一定程度的沉默而已。南方的建筑依旧宽大舒畅，住房的天花板高出几个英寸。南方的很多土地闲置着，政府不收地产税。南方人热衷于乡村音乐和舞蹈，男的带宽边皮帽，女的穿中统牛皮靴，一边跳舞一边拍手呼叫，场面非常热闹。很多北方人，特别是住在大城市里的，对南方佬不屑一顾，认为南方的教育水平低，保守，狭窄，不合潮流。但是，城市里冷落的人际关系和斤斤计较的吝啬心理，常常被南方人当做笑话来说。蔻门太太出生在乔治亚的一个军人家庭，从小被父母宠爱，不像大城市里的女孩子被迫独立，离家出走，在青少年时期非常彷徨。嫁给蔻门先生时，她在联邦政府工作。蔻门是空军飞行员。后来曾经在越南战争多次中弹，蔻门太太经历了生死离别的考验。这种考验也是建立在深受丈夫和公婆宠爱的基础上的，平时在丈夫面前像个孩子，一旦大难当前，她就像母亲一样挑起生活的重担。
蔻门太太到过很多国家，有的是因为随军，有的是出国旅游，日本，中国台湾和香港，泰国，菲律宾，俄罗斯，中东伊斯兰国家以及欧洲各国。对她来说，欧洲与美国区别不大，没有多少新鲜感，中国非常神秘，不仅是历史文化神秘，还包括社会体制。她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国家与西方如此不同。读了很多书，并没有解答她的问题，要不是发现新搬来的邻居是个中国女作家，她也不会萌生去中国的愿望。后来一旦看到了中国之行的希望，她紧紧抓住不放，直到成行，而且一住就是一个半月。她悄悄地离开美国，回来之后，周围的朋友大吃一惊，不停地问她相同的问题：你单身一人去中国，不害怕吗？
蔻门太太害怕吗？说来话长。美国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看中国的视野不同。保守派集中的南方，对于美国政府都存有戒心，何况对中央集权的泱泱大国？在蔻门太太的眼里，中国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发展很快，毕竟不是民主国家，心理距离很远。她记得去俄国时，在彼得堡看到警察林立，必须一步不离地跟着旅游团，没有行走自由，只能看风景，不能和当地人对话，好像一直被控制、被监视着，非常不舒服。她去中国，要看真相，要和老百姓交朋友，不跟旅游团。她对丈夫说，我曾经对长篇小说和电影《东方列车》着迷，现在我要上车了，一个人去。女作家到哪里我到哪里，她去多久我去多久，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必须支持我。蔻门先生满口答应。从这天开始，夫妻俩共同把目标对准中国，作了六个多月的准备。
三月的德州春暖花开，高高的棕榈树随风摇曳，洒下满地金灿灿的光辉。蔻门太太和我站在高尔夫球场旁边聊天。苍天和大地，好像证人一般，看着我点头答应与她同行。蔻门太太心花怒放，满面笑容，驾着高尔夫球车回家，感到手心里湿漉漉的，好像紧紧捏着一把到中国去的钥匙一样。但是，晚上躺在床上，心里并不踏实，因为女作家只在德州过冬天，四月初就飞回北方去了。一个月中，她要女作家教授中文，说自己退休以后一直在成人学校义务给新移民教授英文，语言感觉很好。她把网络上拷贝下来的拼音字母一张一张印出来，结果只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对话，诸如“你好”，“谢谢”，“再见”。之后，再也没有学下去。她用谷歌翻译工具把重要的消息由英文翻成中文，E-mail传给女作家和她在中国大陆的亲属，这种翻译词不达意，看得他们啼笑皆非。
日历翻了一天又一天，蔻门太太整天泡在网上，查看中国资料。北京和上海是她查询的重点，名胜古迹，日常生活，文化特色，一个都不肯放过。以北京为例，不仅长城、颐和园、紫禁城成为必看之地，连八大胡同也被列入行程之一。中国人如何拜祖宗，如何做茶艺，如何举手投足，吃饭喝水，连马路拥挤，厕所里没有手纸都记录下来。她临走前没有忘记去超市买了一个个小包装的手巾纸，以便救急。有本书专门介绍中国习俗，什么要做，什么不要做，她记得滚瓜烂熟。没想到，中国变化太快，很多记录都成为明日黄花。例如，书上说，中国人早上喝粥，她并不喜欢汤汤水水，除了咖啡和美酒。但是，作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万一大家都喝，她也准备一饮而下。结果，几乎没有看到早上喝粥的中国人。书上说，中国人讲究“礼轻情义重”，就把自己用毛线钩织的小礼品带到中国去。女作家对她说，千万不要送这种东西，没人要的。她不相信。
蔻门太太和我是萍水相逢的邻居，六个月的等待，她担心天有不测风云，就想早点把机票订好，让生米煮成熟饭。订票期间正是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旅游旺季，蔻门太太听说很多外国人得不到去中国看奥运的签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说，我们九月初到中国，奥运已经过去了，不用担心。蔻门太太还是早早地把护照寄到休斯敦，一直到签证到手，心中的石头才落地。眼看着临行的日子一天一天逼近，老天爷却在她起飞之前发狂飙。气象预报说，飓风即将席卷休斯敦。蔻门太太马上改了机票，对丈夫说，我得提前三天走，宁可飞过休斯敦以后在转机城市住几天酒店，也不能让飓风耽误了我的航程。果然在蔻门太太离开休斯敦两天之后，飓风让很多飞机待在机场动弹不得。
中国到了。此刻，67岁的蔻门太太，坐在轮椅上，稀疏的头发和发福的体态，浓妆艳抹，舒舒服服地被人推着，顺利通过海关，提前出了上海浦东机场。她的一个肩关节动过手术，曾经心脏动脉堵塞，开刀搭了桥。飞机上前后左右孩子们哭闹，印度人气味浓重，天上地上，多次转机和等候，已经折腾了二十多个小时。她记不清楚当时究竟是怎样的心情，怎么会一分钟都没有等待，直接上了酒店的汽车，让我们接机的在机场四处寻找，过了子夜还没有回家。当她在机场附近的酒店下榻时，竟然心安理得地一觉睡到天亮。蔻门先生后来解释说，事先预定了酒店，是为了让太太消除旅途疲劳，得到充分的休息。但是，蔻门太太为何在来来回回的电子邮件中一字不提？也许，在她出机场时，面对一张张陌生的中国面孔的包围，确实胆战心惊，恐惧万分？只信任那家接受美国信用卡的高级酒店？酒店服务员用英文接待她，让她感到宾至如归。第二天，服务员打电话给我，这时，蔻门太太才知道自己做了错事，在电话里请求原谅。
生米煮成了熟饭，必须接待她，但是坚决不去酒店接。蔻门太太无可奈何，只好请酒店叫来出租车。她一定要出租司机和我通一次电话才肯上路，恐怕这是她一生为美国联邦政府工作积累的经验，只要我有了出租车司机的电话，她就安全了。这是她在中国六个星期中，仅有的一次，自己坐出租汽车。她对中国忧心忡忡，由此可见一斑。车到我的上海住所，蔻门太太环顾四周。那是西藏中路中山南二路附近的一个生活小区，三十多层的高楼，大门小门都有保安。首先映入她眼帘的是，很多垃圾桶没有盖子，地上散落着白色的塑料袋和纸盒子。高层建筑的外墙很脏，窗户外面晾着的衣服像彩旗飘扬。但是，走进楼内，一切都变得很干净，地上像镜子一样明亮，电梯是现代化的，走廊宽敞，好像两个世界。本来，蔻门太太是准备住在这里的，但是，中国人的硬床睡得她腰酸背痛，要不是在酒店睡了一夜，恐怕要吃安眠药了。她不明白六个月的搜寻，为什么没有一篇文章告诉她，东西方的床是不一样的。
第二天一早，我带她去了附近的蓬莱公园。公园很小，亭台楼阁，绿荫覆盖，满视野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没有一个闲着，都在锻炼身体。气功，太极拳，舞剑，各种体操和舞蹈，乐得她眉开眼笑。几个老年人手握大毛笔，弯腰蘸水，在水泥地上表演书法。她在书上读到过，如今目睹，不禁叹为观止。一群妇女在跳扇子舞，红扇绿扇东倒西歪，好像鲜花的海洋，看得她目瞪口呆。她借了把扇子，兴致勃勃地跟着跳，乐不可支。但是，她只去了两次，脚腿痛得不能坚持。她在美国几乎不走路，除了开车买菜去超市，生活用品大多从网上定购。唯一的锻炼就是在自家后院的游泳池里，借着水的浮力做体操，一星期做两次。
从小坐汽车长大的蔻门太太到了中国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就是走路。怎么可能不走路去了解中国呢？尽管她搬进了最靠近我家的四星级酒店，楼下有饭店，隔壁是连锁超市。出门是公车站，地铁站就在附近。但是，南京路步行街要去吧，“新天地”要去吧，逛外滩能不走路吗？走就走吧，走一段坐一会儿。走累了，就叫出租车回去，下次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