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作柏〕字裕生。广西北流人。保定军官三期学生，曾为李宗仁部属，思想比较进步，支持工农运动。北伐时，俞身兼第七军第一旅旅长、南京军校校长、广西省政府农工厅厅长、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农民部部长。桂系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俞坚决反对，被免去本兼各职，避居香港。
〔解读〕
1928年蒋、胡联袂，成立了五院制的国民政府。但被蒋介石吹嘘为“大一统的国民政府”，却统而不一。遂于12月26日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以达到“削藩”的目的。但四方“藩镇”没有一个甘愿俯首听命的，尤其是桂系对蒋威胁最大。但单凭武力讨伐，恐难一时奏效。于是派郑介民入桂系内部，以搞他个“窝里烂”。
桂系在西征唐生智时，李宗仁、白崇禧极力笼络鄂籍军人，破格任用资历甚浅的旅长陶钧为第十八军军长，任命胡宗铎为湖北清乡督办，陶钧为会办。而为第七军立下汗马功劳且资历较深的桂籍将领师长李明瑞得不到升迁，而陶钧自从控制了湖北军政大权后，胡作非为，横行霸道，为桂系兵所不容，尤其是李明瑞怨气最大。
郑介民将这一情况报告蒋介石后，蒋立即派高参也是李明瑞在韶关滇军讲武学堂时的同学周伯甘赴汉游说李明瑞倒戈。
周伯甘见到李明瑞，直截了当地点明了此行的意图。正受李、白排挤的李明瑞说：“不是我负德公而是德公负我！至于倒戈之事，容我再作考虑。”
周伯甘见李已经动摇，便回到南京，向蒋介石作了汇报。最后他献策道：“李明瑞与其表兄俞作柏关系很好，要李倒戈，非做通俞作柏的工作不可。”而俞作柏曾因反对桂系“清党”反共，被迫辞职。
蒋介石于是召集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参谋处长林蔚、机要室主任陈布雷、顾问杨永泰、戴季陶等人商议，决定派杨永泰持蒋介石的亲笔信去香港，会见俞作柏，先把俞拉过来，再图他谋。
杨永泰到了香港。杨把蒋的亲笔信给了俞，俞看罢道：“我与蒋先生的关系，想必你也知道，我不赞成他的为人，可李德邻、白健生亦欺人太甚。想我俞作柏随李德邻南征北战数十载，而李德邻竟对我如此冷漠，实不应该。”
杨永泰说，如的能助蒋倒桂成功，中央将任命成为广西省主席，总揽党政军一切大权。
俞听了大喜，遂与杨乘船奔赴上海，取道南京，受到蒋介石的欢迎。蒋介石拉着俞的手，亲热地说：“裕生兄于今千里奔波赴宁，实国家之大幸。我蒋中正内心着实感激你。”立即委任成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将参议”，又给了俞5万元巨款。一番密谋后，俞先派女婿到汉口，在郑介民等的协助下，同李明瑞接上了关系。随后，俞作柏携带巨款秘密赴汉。俞到汉后，同李明瑞等七军将领秘密会晤，向他们明示了蒋介石的许愿和巨款，众将领都痛恨胡宗铎、陶钧的横暴无道，对俞的倒戈之说深以为然。俞遂将蒋介石的5万元巨款分与众将，而后悄然离汉赴宁。抵宁后，他又面见了蒋介石，把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蒋介石闻言不胜欢迎，道：裕生兄为党国立下了大功，待事成之后，再委吾兄重任。
刘湘
“板荡认坚贞心力竭时期尽瘁；鼓鼙思将帅封疆危日见才难。”
（王晓华：《四川巨枭刘湘》，载《名人传记》总第162期）
〔刘湘〕（1888—1938）字甫澄。四川大邑人。曾任川军总司令、四川省省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四川善后督办、第五军总指挥、四川省政府主席、四川“剿匪”总司令、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等职。
〔解读〕
刘湘在护国战争中，只是川军的一个团长。但因头脑机敏、手腕灵活，加之有一定的军事本领，善纵横捭阖之术、有独特的政治眼光，因而在群雄称霸的混战中，逐步成为“龙头老大”，到1926年刘湘独霸一方的局面终于形成。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之前，交战双方都八方联络，竭力扩大自己的战线。刘湘自然成为双方积极争取的对象。刘审时度势，决定靠拢蒋介石。这样，经过中原大战，蒋介石也对刘湘另眼看待了。其后，蒋介石委其为四川省主席，并命令四川军阀共同对付红四方面军。
1933年10日，刘湘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对红四面方面军和川陕苏区进行围攻。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等指挥下，经过八个月的艰苦战斗，转守为攻，打败了刘湘。次年10月，中央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蒋介石召集刘湘到南京商量对策。他希望一石二鸟，寄望刘湘阻击中央红军入川，以达两败俱伤之目的，又借防堵红军，派重兵入川。刘湘对蒋的用心，洞若观火。但他故意装憨卖傻，迷惑蒋介石，不说同意也不说反对，只说：“我个人纵肯负责但军队不卖劲也是无济于事的，四川红军还是由我们负责吧！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我愿意尽力效命疆场。”
蒋介石对刘湘割据四川，不让中央插手的做法恼火之极。经三番五次的磋商，决定派刘湘的老同学贺国光为参谋团主任、蒋志澄为教育厅长、康泽为保安处长，入川工作。刘湘一口拒绝康泽做四川保安处长。闹来闹去，最后商定康以别动队队长身份进川，分驻交通要道和各县，名为清查共产党，实际暗中监视刘湘的活动。就这样，蒋硬是将一只脚踏进四川。
之后，蒋、刘矛盾逐渐公开化。先是双方为争夺行政干部闹得不可开交，其后刘湘又附和陈济棠反蒋，西安事变时，对逼张杀蒋极为赞同。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刘湘才赶紧勒马。但蒋对刘的一切都了如指掌。
刘湘也从此深惧蒋介石，知道自己是斗不过他的。为了保住四川地盘，不能不联合各派反蒋力量，他对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先是与李宗仁、共产党代表签订了反蒋抗日的协定，并互派代表，继而于1937年5月，在国民党第五届三中全会上，刘湘大声疾呼：“集中人才，精诚团结，解放言论，发扬民气。”还说，“对国家人才之摧残，便是对元气之损伤。”这些话与国民党的反共声调在一起，自然显得有些不和谐。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日宣言。此时，蒋介石早已制定了以四川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大后方的计划。他的心腹之患便是刘湘及其55川军。8月7日，刘湘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慷慨激昂地表示，四川可出兵30万，提供500万元经费和粮食若干万石以支持抗战。但蒋却要刘裁减川军，双方就此发生争执。刘湘以川军不出川抗战为威胁。后蒋觉得如果几十万川军不出川，肯定妨碍他退守四川的战略打算，才决定“暂时放一放”。于是刘亲率大军出川抗日。
11月12日，等他赶到南京时，淞沪抗战已失利，日军正分三路向南京挺进，前锋已达江阴。蒋介石命令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主要是要死守南京。
刘湘明白：南京是守不住的，后果将是牺牲川军，而且要背上失守首都的罪名。一想到此事，他浑身大汗淋漓，便推脱说：“委座，我刚刚过来，队伍究竟到啥子地方，我还不晓得。等我马上去弄清楚，再来接受任务。”
刘湘辞别蒋介石出来，回到车上便大口大口地吐血，一下子昏死过去。
刘湘被送进汉口的万国医院后，便处于特务头子戴笠的严密监视之中。戴笠开了与刘湘隔壁相望的第三号病房，找来与刘有怨气的范绍增暗中监视刘湘，了解与刘接触往来的人员。
1938年1月19日傍晚，参谋总长何应钦携带着由戴笠截获并破译的刘湘与韩复榘联合反蒋的来往密电，到汉口医院看望刘湘。
何应钦板着脸说；“韩复榘已被关押！”并将夹有密电的文件夹掷于桌上，说：“你看看这是什么吧！”
刘湘惊骇万状，不知所措。何应钦与他说了好久，便起身离去。不久，刘便大口吐血，昏迷不醒。
20日，刘湘在汉口辞世。据当时发布的公告，刘湘弥留之际，曾口述遗嘱，“今后望我川军民在中央政府暨最高领袖蒋委员长领导下，继续抗战到底，尤望川中袍泽一本此志，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川军则一日誓不生还，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以求达到我中华民族自由的目的。”
刘湘之死，对蒋介石来说，是除去一块心病。他托陈布雷代撰了一副挽联，送到刘湘灵前，其挽联曰：
板荡认坚贞心力竭时期尽瘁；
鼓鼙思将帅封疆危日见才难。
盛世才
“此种浪子回头，与金瓯重补之奇迹，非上帝之赐予，能致此乎？”
（〔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29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盛世才〕（1892—1970）原名振甲，字晋庸、德三。奉天（今辽宁）开源人。从1927年起，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中央军校附设军官团欧洲战史教官，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科长，新疆办公署参谋主任等职。1933年被推为新疆边防督办，掌握新疆军政大权。次年自任新疆省政府主席。1941年投靠蒋介石，次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疆省政府主席。1943年加入国民党。1944年8月，被调离新疆，任行政院农林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度任武汉行营上将高参。去台后，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
〔解读〕
1927年盛世才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回国，投入蒋介石集团。但直到1929年还只是个科长，心中很忧郁，时常想离开南京到外省一展宏图。时值新疆军阀金树仁派其同学鲁效祖到南京活动，希望得到国民政府的委任。鲁在行前，金树仁还嘱其在南京帮助物色几个有相当学识经验的军事人才。这样，1930年秋盛世才随同鲁来到新疆。
1933年4月12日，新疆归化发生政变，金树仁下台，盛世才被推为临时督办。盛至此掌握了新疆政权。蒋介石是不甘心新疆大权旁落的，遂施以种种阴谋牵制，瓦解盛世才的势力，盛世才也施展百般手段予以抵制，蒋的目的没有达到。
盛世才上台以后并不是想依靠国民党、蒋介石，只因为他深深知道蒋介石只相信自己的嫡系和有实力的人，而他既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所以他不敢完全依靠国民党。为了克服这种种困难，抑制蒋介石势力的渗透，稳固统治，他采取了伪装进步，假意与苏联友好的办法，骗取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苏联及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帮助。
1933年9月，盛世才派其外交署长陈德立到苏联驻新疆领事馆去见孜拉肯总领事，表示愿意亲苏。孜拉肯也表示愿意友好。第二天，盛又约孜拉肯和副领事甘宁与译员到家中聚餐，表示亲苏，饭后盛世才又特意把他们领进自己的书房，让领事看看他的藏书，内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问题》等进步书刊。盛世才乘机向领事们说，这些书都是他密藏的，他在学生时代就信仰社会主义，即使在白色恐怖期间他也经常研究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他又着重强调中国只有走共产主义的道路才会有前途，因此他希望与苏联合作，在新疆建立苏维埃政权，而马仲英、张培元都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要将他们消灭才能建立苏维埃政权。孜拉肯答应将盛世才的意见呈报莫斯科，说盛世才是相信共产主义的，对马列主义的研究颇有心得。因为莫斯科还不了解盛，没有立即答复。后来又决定派陈德立和姚雄到莫斯科直接游说。他以陈、姚都是共产党（实际上陈不是党员）容易办事，但莫斯科还是半信半疑，因此决定派得力的干部阿布列索夫于1933年11月到新疆任驻迪化总领事，对盛作进一步了解。盛世才见有机可乘，遇事都和阿商议，对阿的话百依百顺，言听计从，因而获得了阿的好感，骗取了阿的信任。盛世才本人也两次要求把新疆划归苏联，以表亲苏。因此，苏联给了盛世才大力的军事援助，帮助他击溃了马仲英、张培元的部队。苏联还派大批共产党员进入新疆，帮助盛世才。盛世才在亲苏的同时，对中国共产党也伪装出善邻的姿态，要求中共派干部帮助建设新疆，因此，中共中央派出陈潭秋、毛泽覃等率领的大批干部入疆，这些人也真的为盛做出了许多工作。苏联的支持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是盛世才与蒋介石抗衡的一个重要砝码。
但是盛世才在伪装进步的整个过程中，一直也没有中断与蒋介石的联系。盛世才在南京经常驻有代表，负责与国民政府联系。1942年初，他还秘密派他的五弟盛世骥到重庆谒见蒋介石，表示归顺之意。盛世才亲苏联共只不过是个权宜之计，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当他的羽毛丰满后，便抛下伪装，彻底反共反苏。1942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都处于最困难时期，一时法西斯势力猖獗，人民革命力量损失巨大，革命处于困难时刻。此时，盛世才便公开投靠蒋介石集团，在新疆大举反共，屠杀、逮捕了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完全成为蒋介石的卫道士。
1942年盛世才摘下“革命”面具，反共亲蒋并与蒋介石谈妥条件后，国民党势力开始渗入新疆。
对于盛世才的归顺，蒋介石在1942年7月11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此种浪子回头，与金瓯重补之奇迹，非上帝之赐予，能致此乎？”原来离开南京到新疆的还只是一个上校科长的盛世才，当他第二次到重庆时，已经身膺国民党中央委员、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新疆边防督办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再加之他反苏投蒋，得到蒋介石的宠爱，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
邓锡侯
“晋康兄你是军人，不适合搞行政工作，还是为党国军事方面效力吧。”
（王成斌等主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1），第8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
〔邓锡侯〕（1889—1964）字晋康。四川营山人。1912年军校毕业后，在川军任教官、团长、师长。1916年参加护国战争，自任护国川军总司令。后任四川省省长，“清乡”督办、川黔讨贼联军副司令等职。1926年参加北伐。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任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七路军总指挥、四川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第四十五军军长、第六军军长等职。抗战时期，历任第四军团军团长、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军事委会重庆行营主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抗战胜利后，曾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等职。1949年12月在四川彭县起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水利部部长、四川省副省长等职。1964年3月在成都病逝。
〔解读〕
1938年初，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在汉口病故，四川政局发生波动。2月上旬，蒋介石电召邓锡侯到汉口，征询治川意见。邓锡侯陈述了三点：其一，四川是抗战后方，留驻川康的部队不少，应保留川康绥靖公署，以统率川康部队；其二，现在日军正猖獗进犯，战区扩大，应再抽调一些川军出川抗战，增援前方；其三，张群是四川人，熟悉川事，建议委张为四川省主席。蒋介石基本采纳了邓锡侯的意见。2月11日，邓被委任为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21日，邓又被委任为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稍后，邓即从前线回到四川主持川康军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