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怠慢国家的皇帝加上惑乱朝廷的奸臣，明朝不能不亡。然而，换个角度审视亡国君臣，得到的也许就是明朝灭亡时的另一种思路。
走出土木堡——非议明英宗
一般人的行事作风，有很多是在不得志时能够隐忍，在有地位以后就会暴露出他的本性，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对于至高无上的帝王而言，没登位时谨小慎微，登上皇位后凶残暴虐；初登位时励精图治，晚年昏庸无能，这样的例子史不绝书。
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不一样的经历又决定着不一样的性情、不一样的为人处世方式。明英宗朱祁镇，按照正常的道路走下去，他应该是一个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的无法无天的顽童和昏庸的皇帝，但是，从土木堡的那天开始，一切都变了。
明英宗朱祁镇，是宣宗皇帝的长子，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宣宗朱瞻基的正宫胡皇后举止得体，贤良温淑，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皇后，宣宗还有一位贵妃，姓孙，这位孙贵妃深得宣宗皇帝的喜爱，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得到皇后的宝座，于是孙贵妃绞尽脑汁总想挤掉胡皇后而代之。机会终于来了，宣宗皇帝的子嗣一直不旺，胡皇后没能为宣宗生下皇子，孙贵妃虽然也没能生子，但她想出了一条偷梁换柱的计策。她派人在宫中四处打探，看哪位宫女被皇帝临幸后怀有了身孕，于是将找到的宫女藏在秘室之中，与外界隔绝，派专人送饭、照看。然后买通御医，对外号称怀孕，并伪装了许多怀孕的迹象，由于当时孙贵妃深得皇帝的宠爱，因此无人敢透露半点儿风声。就这样十月怀胎，宫女顺利产下一子，孙贵妃马上派人将孩子抱到身边，并秘密处死了宫女，然后派人立即通知宣宗，自己也装出一副产后非常虚弱的样子。就这样，这个小男婴就成了孙贵妃的亲生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大明英宗朱祁镇。孙贵妃也因此得以正位后宫，胡皇后被迫让位。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太子，从小受到的，来自父亲母亲双方面的呵护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朱祁镇在七岁时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年号正统，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朱祁镇继位初期，由三杨及张辅等人辅政，国家比较安定，社会经济也有所发展。但他年幼贪玩，宠信太监王振，随着皇太后和仁宣时期的重臣“三杨”的相继去世与引退，后宫宦官势力急剧上升，著名的大太监王振就是正统朝宦官专政的代表人物，英宗对他言听计从，他也依仗皇帝的威严排除异己，树立朋党。大臣下狱者不绝，正统朝的政治日趋腐败。
宦官专权，是历朝历代幼年天子经常碰到的问题，国家因此会经常蒙受损失，但历朝的宦官，所误多在内政，在对外战争方面，宦官的破坏力很少见。明朝是个例外，王振更是例外中的例外，可以说，是他一手把朱祁镇送进了集中营。
王振是明初蔚州（今河北蔚县）人，略通经书，后来又做了教官，但是中举人、考进士这条荣身之路对他而言是太难了些。王振本是一介失意文人，他从历史上不胜枚举的宦官发迹、擅权事例中，找到了一条代天行事，富甲天下的捷径，获得了自我阉割的精神力量。他像赌徒一样，把肉体和人格作为赌注，用自我阉割的代价，铺就一条飞黄腾达之路。于是他便自阉入宫。 史称王振“狡黠”、善于伺察人意。其实这也是一切奸佞宦官取得昏庸帝王信任的先决条件。大臣立身于朝，受明主赏识，靠的是才能和机遇，而无耻小人就只能靠“狡黠”二字了。
王振入宫后，宣宗皇帝也很喜欢他，便任他为东宫局郎，服侍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大抵昏君与奸佞之间都有一种很难言说的“缘分”，并不单纯是手段的问题。英主和贤臣有时也会这样。比如唐太宗善于纳谏，却也只愿意听魏的，别人向他进谏，他一样要发火，还得魏出来解围。王振也是一样，当时宫中也有很多宦官，论奸佞、论狡黠，他也未必便是超群的，如宣宗宠信太监金英等人，王振并没能夺去金英在宣宗心目中的地位。而他一遇到英宗，便如鱼得水，谁也离不开谁了。
英宗即位后，很自然要重用自己喜爱的人，王振便越过原司礼太监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这倒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一朝天子一朝臣，宦官也不例外。 司礼监是明代宫廷里24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总管宫中宦官事务，提督东厂等特务机构，替皇帝掌管内外一切奏章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等，由于此职事关机要，历来都由皇帝心腹宦官担任。后来，随着“票拟”制度的形成，皇帝最后的裁决意见，要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批写在奏章上，称为“批红”。奏章经过“批红”以后，再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宦官掌握了“批红”大权，实际上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张太皇太后在世时，王振虽然受到张太皇太后和三杨的限制，但他依靠英宗的宠信，暗地拉帮结伙，势力仍然逐步强大起来。这就为他后来擅权奠定了基础。 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太皇太后张氏病逝，明朝失去了对王振最有控制能力的人。而此时三杨中杨荣在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病死，杨士奇因为儿子杀人引咎辞职，只有杨溥在朝，而杨溥也老了，心计又没有杨荣多，而杨荣引入内阁的大学士马愉、曹鼐资历太浅，威望不够，王振便逐渐地控制了朝政。一些王公贵戚都讨王振的好，称呼他“翁父”。大臣们只能望风便拜，更有无耻者纷纷认王振做干爹。 王振的权力可算顶了天了。王振曾经诱导英宗以重典治御臣下，他自己更是如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是他的不二法门。谁若顺从和巴结他，就会立即得到提拔和晋升；谁若违背了他，立即受到处罚和贬黜。一时间，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一些官僚见到王振权势日重，纷纷前来巴结贿赂，以求高升。
“瓦剌，蒙古部落也，在鞑靼西。元亡，其强臣猛可帖木儿据之。死，众分为三。”（《明史列传》）明廷对蒙古各部采取“恩威并施”、羁縻和防御并用的政策。在兀良哈部设三卫，封其大小首领以各种官职。瓦剌部封马哈木为顺宁王、大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东王。到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鞑靼部被朱棣击败后，阿鲁台表示归附，明封其为和宁王。
但在永乐年间，鞑靼和瓦剌虽名义臣服，却经常骚扰明廷北部边境，鞑靼还策动兀良哈在辽东侵扰。所以，明成祖朱棣从永乐八年到二十二年（公元1410—1424年）曾动用50万大军，先后五次亲自率兵出塞，重创鞑靼、瓦剌二部，尤其重创了阿鲁台的鞑靼势力，并在第五次出征的回军途中死去。随后阿鲁台又被瓦剌部击败，部众离散。由此瓦剌部并吞各部，势力越来越强大，奉元朝宗室脱脱不花为可汗，英宗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瓦剌太师顺宁王脱欢死去，他的儿子也先继承太师之位，统一了长城以北，虎视明廷。朱棣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迁都北京后，为加强边防，在北部和西北部先后设置辽东、宣府、大同、延绥(榆林)、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九处边防重镇，布置重兵戍守，同时还在沿边修缮了长城。因此，在宣德年间和正统前期共20多年间，总体而言北部边防还算相对平静，这种局面持续到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
正统十四年春二月，瓦剌也先派出使者2 000多人进贡马匹，却冒称3000人。王振一直就暗中和瓦剌做马匹买卖，关系本来不错。这回遇到对方有欺诈行为，便顺势杀价，下令减其马价，并派使臣把这一决定通报瓦剌，于是双方失和。其实，也先名为进贡，实为侦察，经常贿赂翻译，探听明廷的虚实。也先还曾提出过与明廷皇室通婚的要求，翻译人员私下擅自答应，而朝廷却不知道这回事，在回答瓦剌的诏书中没有允许通婚的意思。对此，也先觉得受到了轻视，于是嫌隙加深。
当时，明朝虽使瓦剌称臣，但默许瓦剌奉元室后人为可汗，对双方而言，臣服和默许都仅仅是一种妥协，彼此都将对方视为潜在的对手和威胁。但王振自高自大，气焰嚣张，未把瓦剌放在眼中。驻守山西的官员、将领也多为王振的私交，与瓦剌时常发生冲突。反倒是也先韬光养晦，不动声色地积蓄实力。这一对比，战略高下已然分明。正统十四年入夏以来，朝野即开始流传也先正集结兵马，准备进犯。朝廷已派出要员赴大同、宣府整顿军备，朝臣中也有人暗地南遣家眷，以备不虞，战事已然一触即发。而此时只有王振不动声色，并没有把塞外的游牧者的军事准备视做威胁。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自负，呼风唤雨的权力带来了狂妄心态的膨胀，以为区区瓦剌根本不配对抗天朝；二是蓄意，王振是儒士出身，入宫前做过九年碌碌无为的小官，作为书生本色，尚怀有建功立业的梦想，想建立惊天动地的伟绩。而荡平漠北，大展天威是一个最理想的功业，《明史》载其此前就“构衅瓦剌，振遂败”。主动出兵受朝臣制约，自己没法参与，皇帝也未必情愿，对方来攻就求之不得了。在权力欲满足之后，王振还想再享受一下军事成就感带来的高潮。
就这样，到秋七月，准备充分的也先先发制人，率先动手，联合兀良哈等部从辽东、甘肃等三路进犯作为牵制，自己则亲率大军兵发大同，战争正式爆发了。也先蓄力已久，兵锋所指，所向披靡。大同官兵连连失利，所有塞外城堡，蒙古大军一到，便全部陷落。边境警报日日不断传到朝中。朝廷派遣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领各率兵1万人前往抵御。井源等人率兵刚一出行，王振就劝皇帝御驾亲征。
这时的朱祁镇，说得好听些是年轻气盛，说得不好听点儿就是年少无知，完全不知兵凶战危，更关键的是，他根本就不懂得军事，仅凭王振的几句话，就决定御驾亲征，即使朝中重臣跪伏在宫门外恳请留驾，也决不回头。
公元1436年7月16日，英宗和王振率50余万大军从北京出发，由于组织不当，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随征的文武大臣却不让参与军政事务，军内自相惊乱。19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8月1日，明军进到大同。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仍坚持北进，后闻前方惨败，则惊慌撤退。王振本欲使英宗于退兵时经过其家乡蔚州“驾幸其第”，显示威风，后又怕大军损坏他的田园、庄稼，故行军路线屡变。至宣府，瓦剌大队追兵追袭而来，明军3万骑兵被“杀掠殆尽”。13日，狼狈逃到土木堡，瓦剌军已紧逼明军。土木堡地高无水，将士饥渴疲劳，仓促应战。瓦剌军四面围攻，骑兵蹂阵而入，挥长刀砍杀明军，“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于是明军士兵“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朱祁镇与亲兵乘车突围，不得出，被俘。
我每次读到这一段历史，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想起了历史上的另一件荒唐事。周幽王为了博美人一笑，不惜拿国家的防御系统做玩具，这一次，英宗更加过分，周幽王玩烽火，会不会造成恶果他事先其实是无法预料的，而英宗和王振直接带着大队人马绕远路，就为了让王振耍耍威风。这次拿国家军队开玩笑的后果，是英宗就此成为了瓦剌人的俘虏。
事情发展到此时，英宗的命运，已经不再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历史上另一个出名的被外族人抓去的皇帝宋钦宗赵桓，最后于双方战战和和之间，在北方待了30多年再也没能回到中原，最后惨死于金人的屠刀下。等待着明英宗朱祁镇的，会是类似的命运吗？
先说说英宗被俘以后在蒙古的生活情况。
在汉文史籍上描写的是明英宗被瓦剌待为上宾，也先对这个朱皇帝恭恭敬敬如同臣下。问题是，这种前倨后恭的态度真让人怀疑当初两家为何要杀得你死我活。如果世界上只有汉文史书的话，我们虽然有怀疑，却也只好相信书上的白纸黑字。只可惜，世界上竟然还有蒙文史书。我们对明英宗被俘后的生活遂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纲》和《蒙古世系谱》等蒙古史籍记载：
也先发现明英宗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后就剃掉他的头发当做奴隶。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察罕秀萨”，又叫“穆乎儿”，意思是秃头小厮。还给他配了一房妻室，叫做摩伦，后来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和其后裔一直留在蒙古。翻译这几本书的人说，直到清朝时这些后裔还是蒙古旗人。
至于汉文史籍中说也先对英宗“执臣下礼”，恐怕要么是小朱复位后自己吹牛，要么是史官替他吹牛。和徽钦二帝不一样，英宗的帝统是传下去了。就算他自己不说什么，他的后代也会给祖宗涂脂抹粉的。所以读历史不能只看单方面的材料。
也先在政治上并不是白痴，不过觉得这个朱祁镇是个鸡肋，杀了他于事无补，放了他又不甘心；自己的力量没有强大到一举消灭明朝的地步，明朝另立皇帝后这个朱祁镇留在身边已经起不到要挟明朝的作用。所以，也先就打算把他放回去，实际上是想给明朝制造一点儿麻烦。
当一个人被作为人质相要挟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告诉绑匪，这个人质对我们不重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救回这个人质，以及避免下一次的人质危机。现代社会对付绑匪的办法相当宽容，而古人在对待绑架案的问题上，比今人要睿智得多。远在战国时期，楚怀王中计被俘，楚人立即立太子为王；明帝国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一样选择了另立新君，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爬上了皇帝的宝座。
仅仅产生一个皇帝并不足以保卫明朝，于是以于谦为代表的一批忠义大臣处变不惊，迅速而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彻底粉碎了也先的阴谋，稳定了大局。于谦此刻挺身而出，成为抵抗派的领军人物。他果断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第一，禁南迁之议。面对也先军队直逼北京的严峻形势，是战是守，大臣们的意见存在很大的分歧。侍讲徐珵长于星象之术，托言星象有变，朝廷应当南迁。对此，于谦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坚决反对南迁。他厉声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朱祁钰支持于谦的看法。由此，南迁之议才被废弃，守卫北京之策乃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