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除王振余党。宦官王振可以说是导致土木之变的直接责任人。正是他不顾众议，策动英宗亲征。在行军过程中，他又想邀帝幸其家乡，后又考虑到大军会践踏家乡的庄稼，就改道宣府，由此延误了时机，致使明军被围于土木堡。土木堡乏水，不能久据。被围数日后，王振传令移营，而瓦剌军队四面围攻，明军大乱，伤亡惨重，王振本人也死于乱军之中。王振虽死，但是朝中同党犹在。 土木战败、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入北京后，百官群情激愤，请求族诛王振。此时，王振的余党锦衣卫指挥马顺上前叱骂，驱逐朝臣。大家对马顺平日里倚仗王振而狐假虎威的作为早已看不顺眼，现在见他仍旧气焰嚣张，丧师辱国的怨气统统指向了马顺。群臣义愤冲天，不顾大臣的体面，一拥而上，拳打脚踢，竟然在左顺门将马顺活活打死。随后，众人又将王振余党宦官毛贵、王长随从内宫中揪出，乱拳打死，悬尸于东安门外示众。
第三，保卫北京城。北京保卫战是艰苦而惨烈的。于谦在受命的第二天，立即奏请调南北两京及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及运粮军入卫京师，于是人心渐趋稳定。此时，粮食问题又浮出水面。通州为北京的屏障，同时又是京城粮食的储存地。在敌人的进逼下，通州城势难保全，粮食落入敌手，将会为敌所用。但是，短期内明廷难以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将粮食搬运入京。为了不让通州的粮食落入也先手中，于谦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奏请皇帝准许官军预支通州仓粮，令人自取，能多运者还有物质奖励。如此一来，通州的粮食很快就运入北京城内了。 于谦分遣诸将率兵22万分列于京师九门之外，自己则身披甲胄亲赴石亨军中督战。石亨列阵于德胜门，都督陶瑾列阵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列阵于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列阵于朝阳门，都督刘聚列阵于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列阵于阜成门，都指挥李端列阵于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列阵于崇文门，都指挥汤节列阵于宣武门。随后于谦将兵部事务托付给侍郎吴宁，下令关闭九门，以示有进无退、背水一战的决心。
也先派遣数骑窥视德胜门。于谦事先在路边空舍内设下伏兵，再派少量骑兵且战且退，诱敌深入。数万瓦剌骑兵追至，于谦命神机营火炮、火铳齐发，同时伏兵四起，前后夹击，大败瓦剌军。也先弟弟中炮而亡，瓦剌兵死伤惨重。接着，瓦剌军又在西直门和正阳门吃了败仗。经过五天的激战，瓦剌军多次被击败。这时明朝各路勤王之师将至，也先恐断其归路，连夜拔营北遁，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
北京保卫战取得了全胜，下一步，就是关于朱祁镇命运的谈判，他能回来吗？
现在的朱祁钰，亲身体会到了皇帝九五之尊的荣耀。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哪个皇帝主动提出退位的，景帝（即朱祁钰）比任何人都能理解当年宋高宗赵构的心情，倘若宋高宗赵构真的迎回了宋徽宗和宋钦宗，一个是他的父亲，一个是他的兄长，到底谁做皇帝？即便宋徽宗和宋钦宗仍然保持太上皇的名位，但宋高宗赵构为子为弟，行事岂能不受牵制？
基于这个私心，朱祁钰每次派出的谈判代表级别都不高，交给他们的任务也不包括迎回英宗。如果也先被激怒了，或者每一个使臣都老老实实听景帝的，那么朱祁镇的命运，很可能就是宋钦宗第二。所幸，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叫杨善的使臣，改变了朱祁镇的命运。
朱祁钰是没有诚心接回朱祁镇的，因为这个原因，杨善面临着两大麻烦。其一是没有足够的礼物打点蒙古的上下关系，于是杨善变卖了自己的家产来博这一把。其二是国书的内容只有议和没有迎驾，但是，杨善有一张嘴。
也先发现了国书的问题，问道：“你们的国书上为什么没有写要接太上皇呢？”杨善沉着地说：“这是为了成全太师的名声啊！国书上故意不写，是为了让太师自己做这件事，您想啊，要是在国书上写出来，太师您不就成了奉命行事了吗？这可是大明的一片苦心啊！”听到这段话，也先作出了他的反应——大喜。也先被感动了，他没有想到明朝竟然如此周到，连面子问题都能为自己考虑到，确实不容易。于是他决心一定把朱祁镇送回去。
朱祁镇就这样回到了北京，但，在北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不得不承认，这时的朱祁钰犯下了一个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用一句粗俗的话来讲，就是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
政治场上，帝王家里，从来都是刺刀见红的多，兄友弟恭的少。你上了政治场，要想生存，就不能有妇人之仁，如果实在下不了手谋害亲兄弟，那么退位让贤甘处藩位，也是全亲全身之道，如唐玄宗的大哥主动让出太子之位。朱祁钰如果在这时选择用一杯毒酒或一条绳子了结英宗，实在是轻而易举。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同时，他也没有选择退位。既不退位也不害兄，只能说明，他不是一个对政治看得足够透彻的政治家。
朱祁钰不想背负杀兄之名，却做了很多防兄的事。
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八月初三，22岁的明英宗由漠北返回了北京城。迎接他的是一个“太上皇”的虚名。明景帝权位已固，将哥哥看成是自己的重大隐患，虽然在于谦的强烈主张下接回了英宗，却坚决拒绝了礼部建议所有人（包括景帝本人）在英宗返京典礼上向英宗行君臣之礼的要求，并且在第一时间就把英宗幽禁左冷清的南宫。从这天起，英宗在南宫中过起了心惊胆战的“太上皇”生活。
公正地说，景帝在做监国时并没有取代哥哥的想法，他在被推举为帝后无论才干还是勤政纳谏，也都比英宗要强得多，在他的手上，明朝保持了向上的发展势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景帝的心思迅速发生根本变化。为了巩固权位，也为了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子孙，他对哥哥再没有骨肉之情，虽然不至于暗下杀手，提防、忌惮之心却是越来越重了。他不但想方设法要把侄儿从太子位子上赶下去，而且不允许英宗走出南宫一步。景帝如此态度，势利眼的太监、宫人就更变本加厉了。被幽禁的英宗不但没有得到与“太上皇”头衔相符的生活待遇、政治地位，到后来就连日常衣食都变得难以维持了。英宗皇后钱氏不得不做一些针线活儿，托人带到宫外去卖掉，以弥补开支用度的不足，有时还要靠娘家贴补一些。
朱祁钰还派人将南宫成片的树木全部砍掉，防止有人攀缘树木越过高墙与英宗联系。南宫的大门也被上了锁，锁里还灌上了铅，这样，即便有钥匙也无法开门。英宗日常的饮食衣物都是从一个小窗户递送进去的。为防止南宫与外面联络，纸笔极少供应。
尽管如此，朱祁钰还是不放心，生怕朝中大臣与英宗暗中接触，便开始倚重锦衣卫官校。正统末年，宦官王振乱政。王振党羽马顺既诛，廷臣极言官校缉事之弊，朱祁钰曾采纳此建议，并切责官校首领，命其将所缉人犯悉数送交法司查办，锦衣卫官校气焰稍稍收敛。但现在情况又有所不同，景帝欲暗察外事，乃命锦衣卫指挥同知毕旺专司侦缉。从此，锦衣卫官校又渐用事。这一切，都是针对亲兄长所采取的防范措施。
英宗一开始还不知道这些事。有一天出宫晒太阳，突然发现南宫的树木都没有了，变得光秃秃的，一问之下，才知道是景帝派人伐掉了。英宗大为惊惧，当即坐倒在地。此时，南宫满园的花草都含着悲意，射在高墙上的斜阳惨红如血。这个名义上的太上皇，终于明白他已经完全丧失了自由和尊严，甚至连生命也时刻处在危险当中。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朱祁镇在南宫所经历的，给他带来了怎样的思想变化？可以想象的是，他不再是当年的顽童皇帝，而成为了一个足够老练的政治家，同时，由于亲弟弟对他的刻薄寡恩，令他在内心深处，对于天理人情，想必是更加的渴望。他在漠北和南宫的岁月，那些缺衣少食的经历，让他更加懂得民间的疾苦，后来他的庙号为“英”，不是偶然的。
七年难熬的岁月终于过去了，朱祁镇终于等来了他生命中的又一次转折——夺门之变。
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景泰帝朱祁钰突然身染重病，卧床不起，而这时太子已经早逝，皇位继承权发生了问题。武清侯石亨、御史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野心家勾结了起来，在正月十六日凌晨发动政变。石亨带领亲军1 000余人，借加强防卫之名，混入皇城（紫禁城外，地安门、安天门以里的城区），推倒南宫的宫墙，拥着英宗登上御辇到东华门外。守门禁军见是太上皇，不敢阻拦，石亨挥军直入东华门，扶英宗入奉先殿。这时天已微明，群臣进宫早朝，见英宗已端坐在宝座上，均大吃一惊。英宗安抚群臣说：“景帝病重，大家迎我复位，你们各司其事，各安其位吧。”
就这样，朱祁镇幸运地夺回了本来就属于他的皇位。
现在的朱祁镇已经相当的成熟老练，南宫的岁月，也更加让他感到皇位的可贵，他要尽一切努力，来保住他的皇位，他不想再过南宫的日子。
朱祁镇不再犯朱祁钰犯过的错误，即然当婊子，就不立牌坊。一个月后，一根绳子要了亲弟弟的命，消除了对自己皇位的最大威胁。
石亨、徐裎等诬陷于谦阴谋另立皇帝，一再动用酷刑，想屈打成招。但是，于谦宁死不屈。最后，这些奸臣无计可施，以“虽无行动，但在心里有那个念头”为依据，以谋逆罪判于谦死刑。在行刑前，英宗因于谦有功，怕杀了他对自己的名声不利，有点儿犹豫不决。徐有贞怂恿道：“不杀于谦，陛下复辟就无名。”英宗于是下定决心，下旨斩于谦于市。有人认为通过这件事情说明英宗是昏君，实则不然，当时的他，最重要的是保住皇位，于谦的存在，对他的皇位始终是个威胁，哪怕仅仅只是精神上的。
朱祁镇在南宫的岁月，不仅仅使他变得老练，更重要的是他变得比以前更加善良。
明朝自朱元璋以来，每个皇帝和亲王去世，都要用大量妃妾殉葬，非常残忍，这个陋俗执行了好几代。到了英宗时，他明确下令废止殉葬，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大德政。朱祁镇所做的另一件善良的事，就是释放建庶人。建庶人是建文帝次子朱文圭。公元1402年，明成祖攻入南京之后，建文帝及其长子朱文奎不知所终，次子朱文圭则被成祖幽禁起来，称为“建庶人”。到英宗天顺年间，建庶人已经在长期的幽禁岁月中从两岁幼童长为50多岁的老翁了。大概由于也曾经历过长期被囚的生活，英宗突然有一天想起了这位远房叔叔，动了恻隐之心。他跟李贤说不忍心再囚禁建庶人，李贤对此大加赞赏。于是，英宗不顾左右近侍的反对，派人给建庶人修建了房屋，任其自由出入，并供应生活。
如果没有土木堡之变，朱祁镇应该会一直是个顽童，但是，生活改变了他，土木堡之变让他经历了长年的囚徒生活，又使他的人性更加完善。朱祁镇死后的庙号，能得到“英”字的评价，不能不感谢土木堡之变，漠北的风沙，南宫的岁月，终于成就了他。
无为而治的艺术——非议万历帝
有人认为明朝落后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明朝出所谓的“昏君”，而满清出圣君。他们的理由非常充足——明朝的皇帝几乎不理朝政，而且可以几十年不上朝，而满清的皇帝都很勤勉，一定事必躬亲。这种理由看似正确，其实简直是胡说八道。请问大家，现在的英国女王如果事必躬亲，那么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呢？明朝的政治体制非常特殊，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明朝的皇帝不勤政，但是明朝的政府机构一直没有出现混乱局面，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明朝在建国以后，太祖皇帝废除宰相而设立内阁，建立了一种新的政府体系，就是文官体系，其实，不过就是今天被那些君主立宪制国家修改使用的一种政治体制。首先，内阁是由官职比较低的文官组成，类似现在我们国务院的一个政府机构。文官体系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使皇帝成为了一个在一定形式上的虚位，治理国家的任务也由一个人的家天下慢慢成为了君臣共为。皇帝的权力因为内阁的存在被极大地削弱了，比如明万历皇帝，他欲立自己想立的太子都做不到，结果只好以不上朝为名不见群臣。但是明朝的社会一直在向前发展，因为当时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文官体系。作为一个国家，是由一个独夫完全负责好还是由一个文官政府集体管理好，我相信大家会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大家都很熟悉的海瑞海钢锋，其人为人耿直，因为反对明嘉靖帝的政策而上书大骂嘉靖帝，但是谁知道，当时的海瑞不过是一个六品的知事。大家想想，一个六品小官的奏章可以直接面呈皇帝，这在被部分文人歌颂为盛世的满清可能吗？这说明了什么？而且，明嘉靖帝最终没有能把海瑞怎么样。
万历皇帝的“不朝”不等于“不理政务”，关系国家军事的重大决策，如三大征，万历皇帝都亲自作决断，尤其是军队在皇帝的绝对控制下，这是最重要的！明朝在200年时间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内阁，在中国古代封建农耕社会，只要不是面临突发的重大事件，官僚队伍都可以用已有的成例来办理公务。并且明朝的“党争”因为官僚集团之间的争斗和互相监督有利于皇帝权力的稳定。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万历皇帝看起来虽然像只懒猫，但抓起老鼠来可一点儿都不含糊。抗日援朝之役，把小日本的野心足足压制了300年，仅凭这一点，万历皇帝的历史定位，在中国历代帝王中，绝对应该位居前列。韩国人没有忘记他，直到今天，韩国人仍然在供奉万历皇帝的神位，感谢他的“再造之恩”。可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历史评价，几乎将万历皇帝等同于一个亡国之君。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明万历皇帝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比，他实在是拿不出一点儿开疆拓土、威加海内的丰功伟绩，就是与他的祖上洪武皇帝相比，也相差甚远。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万历皇帝的文学造诣也乏善可陈，史家也未曾为他留下相关方面的毁誉文字。在我们这样一个以文学见长的帝国，一个皇帝，如果不会将他的国家打理得太平无事，但若是在文学或绘画方面有所建树，后世在评价他的功过的时候也许可以为他的失职找到一点儿理由，例如南唐的后主李煜。万历皇帝在这两方面似乎都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但是，万历皇帝又实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无论是野史还是史学家的研究中，他都是不可或缺的。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人们记得的只有那几个因为某种功业而名垂千古的。大多数人的命运，乃是异常凄惨和悲壮的，当然除去少数穷奢极欲的例外。他们的悲惨命运乃在于他们自身的气质和能力根本不适合，同时也不能胜任我们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皇帝这一职位，挣扎在求有为而不得，求无为而不能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