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生于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卒于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皇太极即位时，多尔衮年仅15岁，被封为贝勒（贵族封爵）。因按年龄序列排在第九，故称九贝勒或九王。在清军入关前，多尔衮追随皇太极转战南北，为清朝统一东北及蒙古各部做出了成绩，其地位已跃居诸王之上。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公元1643年9月21日），征战一生的皇太极暴病身亡了。由于他生前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刹那间朝中就出现了诸王争位的混乱局面，而且很快形成了以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与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为首的针锋相对的两派势力。这时睿亲王多尔衮与肃亲王豪格都各自手握重兵，双方都有很多的拥护者，他们又各自都有顾忌，因为一旦打起来，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多尔衮虽然觊觎皇位，但他毕竟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政治家，他审时度势，未敢贸然行动。
皇太极死后第五日，即八月十四日，多尔衮采取主动，他召集诸王大臣会议，议立嗣君。这一天，气氛紧张到了顶点。天刚亮，两黄旗大臣就盟誓于大清门，并令两旗的巴牙喇兵（精锐亲兵）张弓箭，环立宫殿，摆出兵戎相见之势。
正式开会之前，多尔衮还在试探黄旗大臣索尼的态度，索尼冷冷地说：“先帝有儿子在，必须立其中的一个，我就是这个意见，没有别的可说。”会议开始，索尼等人就抢先发言，力主立皇子。皇太极之兄、礼亲王代善也说，应当让豪格继承皇位。豪格在已占优势的情况下，略表谦让之意。这时，阿济格、多铎展开了反攻，他们劝多尔衮即帝位。老于世故的代善也跟着见风转舵，圆滑地说：“睿王若应允，实是我国之福。否则，还是应当立皇子。”不再坚持立豪格。两白旗大臣进一步发动攻势，说若立豪格，他们都无法生活，坚决反对立豪格。多铎见多尔衮仍未明确应允，甚至又摆出立他自己或立代善的架势来。至此，形势更加混乱，不可预测。代善以年老固辞，退出会议。多尔衮也不同意立多铎。这时，会议几乎开不下去了。两黄旗的将领们都佩剑上前说：“吾属食于帝（皇太极），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
多尔衮看到，与豪格相比，他并不占优势。两黄旗与正蓝旗坚决支持豪格，镶蓝旗旗主贝勒济尔哈朗、正红旗旗主礼亲王代善，也是同意或倾向立豪格的，八旗之中有其五支持豪格。在这种情势下，如果多尔衮强自为帝，必将引火烧身。于是，多尔衮提出一个折中方案：立皇太极第九子六岁的福临为帝，由济尔哈朗和他辅政，等福临年长之后，当即归政。这一方案打破了僵局，为双方所接受，这样，既排除了他的政敌豪格，又可使他实际上享有帝王之权。
多尔衮提出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各方认可，从而避免了在明朝灭亡前夕的关键时刻，清王朝内部的分裂与自相残杀。于是，不满六岁的福临于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公元1643年10月8日）登上了皇位，改年号为顺治。他的母亲庄妃被尊为“圣母皇太后”。
不论多尔衮主观上如何打算，他拥立福临这一行动，在客观上避免了满洲贵族的公开分裂和混战，并且争取了两黄旗一部分大臣，如固山额真谭泰、护军统领图赖、启心郎索尼，对他都表示了支持。这对下一步协调一致入关作战，夺取全国政权，无疑是很重要的。可以这么说，多尔衮仅凭在皇位争夺过程中的表现，就足以称得上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在落后的体制之下找到了正确的处理办法，避免了危机。而反观明朝，拥有先进的体制，却没有预先作好准备——送太子到南京，使得崇祯死后明朝仅存的南方地区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最终彻底灭亡，白白地葬送了体制上的优势。
多尔衮从辅政到入关前的一段时间，他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旗主、加强集权的措施。
崇德八年十二月，他以“盈庭聚讼，纷纷不决，反误国家政务”为由，与济尔哈朗宣布，“罢诸王贝勒管六部事”，削弱了诸王贝勒的权力，只让贝子、公等管理部务。而贝子、公要向摄政王负责。同时，又向各部尚书、侍郎和都察院分别发布谕令，要他们“克矢公忠”，听命于摄政王，否则决不宽容；又传谕都察院各官，要密切注意诸王贝勒的行动，有事应纠参者，必须据实奏闻，不许瞻循隐匿。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正月又定：“嗣后凡外国馈送诸王贝勒礼物，永行禁止。”进一步限制了诸王贝勒同外界的联系，从而把更多的权力集中在摄政王手中。不久，济尔哈朗宣布：“嗣后凡各衙门办理事务，或有应白于我二王者，或有记档者，皆先启知睿亲王，档子书名亦宜先书睿亲王名。”济尔哈朗由首位退居第二，这当然不是他慷慨让贤，而是多尔衮巧妙地运用计谋取得的。这样，诸王参政的权力既被削弱，济尔哈朗也已在多尔衮之下，“王由是始专政”。这时，礼部也议定，摄政王居内及出猎行军的礼仪，诸王不得平起平坐，于是多尔衮实际上享有了帝王的尊荣。
多尔衮在争得摄政王首位之后，即着手打击政敌豪格。顺治元年四月初一，原来支持豪格的固山额真何洛会，告发豪格有怨言，语侵多尔衮，图谋不轨。借此，多尔衮以“言辞悖妄”、“罪过多端”为由，要置豪格于死地。只是由于福临涕泣不食，豪格才免去一死，但被罚银5000两，废为庶人。同时，以“附王为乱”的罪名，处死了豪格的心腹大臣俄莫克图、扬善、伊成格、罗硕等。
至此，在短短的八个月内，多尔衮便集大权于一身。多尔衮这一系列做法，虽是个人的争权活动，但客观上对清政权的进一步发展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清朝的军政大权得以集中，指挥得以统一。这正是不久之后，清兵入关的必要前提和可靠保证。
几个月后，多尔衮抓住时机，一举占领了北京。在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九月，将两宫皇太后与幼帝福临迎到北京，清朝从此入主中原。
清军入关后，对于清朝应否建都北京，要不要统一中国等问题，在满洲贵族内部有着激烈的争论。当时，由于到处是战火，漕运不通，而这时的关外，则是“禾稼颇登”。因而八旗官兵安土重迁，对于立即移居北京，“多有怨苦者”。在这内外交困的同时，五六月间又谣言四起，“有讹传七八月间清兵东迁者”，“将纵东兵肆掠，尽杀老壮，止存孩赤”。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的同母兄八王阿济格就主张，将诸王留下来镇守北京，而大兵或者还守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或者退保山海关，这样才无后患。
对于这样一个直接关系到清朝在全国统治能否建立和保持的战略问题，多尔衮非常坚定，他驳斥说：既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中原，统一中国”。特别是在目前人心未定的情况下，更不可弃而东还，动摇人心。他坚定地表示：“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为了安定民心，多尔衮明确宣布：建都北京，并派遣辅国公屯齐喀、和托，固山额真何洛会等，去迎接幼主福临。他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力排一切困难，决计建都北京，以统一中国。
入关后，多尔衮继续分兵南下，节节胜利。同时，他以摄政王的身份总揽朝纲，借鉴明朝的制度，制定清朝各项制度。此时的多尔衮实质上已经成为清王朝的缔造者和统治者。
多尔衮在北京立住脚跟的同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又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政策，以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其主要政策是：
取消加派。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数目之多，已为明朝政府正常赋税的数倍，实是明末最大的苛政。这种无休止的加派，使得明末人民处于贫困交迫之中，人民对加派恨之入骨。多尔衮在顺治元年十月下令，革除三饷及正税之外的一切加派。于是，每年赋税减少了数百万两，穷困已极的人民得以缓一口气。
反对贿赂。多尔衮对明末广行贿赂的恶劣作风也严加斥责。
打击太监势力。明末太监势力极为猖獗，除操纵朝政外，对一般百姓迫害亦甚。当时宫廷中，宫女多达9000人，内监更多至10万人。清入关后，太监的势力仍然非常嚣张，当年七月，太监要照旧例，到京郊各县皇庄去催征钱粮。多尔衮下令，不准太监下去征收，而改为地方官征收。这是对太监势力的第一次打击。对太监的第二次打击是，禁止太监朝参。经过这两次打击，太监在宫廷政治和经济上的势力得以收敛。
暂时妥协，平息反抗。剃发问题是清朝统治者执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之一，早在努尔哈赤时，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凡是投降满洲的，都要以剃发作为标志。清兵入京后，多尔衮仍以剃发与否，“以别顺逆”。但他很快发现，“剃头之举，民皆愤怒”。于是，在进京的当月，多尔衮就改变前令，在剃发问题上暂时让步，使清朝在攻下江南重颁剃发令以前，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同北方汉族人民的矛盾。另外，多尔衮对当时北方农民军和各地人民的反抗，采取大力招抚的政策，下令各地方官，按能否招抚农民军将士，定各官之功劳。对投降的农民军将士，则委以不同的官职。多尔衮这个重要政策，对于瓦解农民军的反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很快被招抚平定，使刚刚入关的清政权有了一个能够保护自己、进攻敌人的战略基地。
多尔衮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他懂得维护满洲贵族的尊严和特权，但并不完全等于依靠他们治理国家事务。所以，多尔衮在从根本上维护满洲贵族特权的同时，不断限制诸王、贝勒个人的势力，尤其是削弱、打击自己的政敌，使他们无法利用特权干涉国家重大决策和事务。入关之前，多尔衮就取消了诸王、贝勒在皇太极时代兼管部院事务的职权。入关后的一个长时间内，多尔衮接连派多铎、阿济格、豪格、济尔哈朗等亲王率领大批满洲贵族，轮流到各地出征，使他们远离了统治中心，无法干涉国政。在南明基本被消灭后，当这些王公贝勒陆续回京时，多尔衮为了防止他们恃功争权，又用种种借口来打击他们的势力。最后，多尔衮由“叔父摄政王”被尊封为“皇父摄政王”。
可惜，骁勇善战的多尔衮并不长寿。在顺治七年十一月（公元1650年），多尔衮因出塞外打猎而突然发病，于十二月初九日（公元1650年12年31日）病死在喀喇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滦平，年仅39岁。当多尔衮的灵柩运回北京后，顺治亲率诸王大臣出城恭迎并颁布哀悼诏书，命令以皇帝的规格来安葬他。第二年，顺治又追封多尔衮为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升祔太庙。
有关于多尔衮的其他传说，如太后下嫁、死后被报复等等，与本章内容无关，不多说。这些也无损于多尔衮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的光辉形象。
没有多尔衮，就没有大清两百多年的天下。
功高震主的浪子——非议年羹尧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忘；功盖天下者不赏，声名震主者身败，这是古往今来政治场上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很多人了解这个原则，秦国的王翦，大军伐楚之际不忘求田问舍以安主上之心；汉留侯张良，功成之日激流勇退以避杀身之祸；清名臣曾国藩，削平内乱之日主动裁撤兵甲以成身后美名。他们都是真正的高人。历史上，也不乏不懂或不理会这些原则的人，越之文种，汉之韩信等，一片愚忠却不得死所。
如果有幸，不懂事的臣子遇到了讲人情的君主，如宋太祖，给你来个杯酒释兵权，那是你的大幸，但古往今来，这样的君主并不多见，绝大多数是直接砍掉不懂事臣子的脑袋。
年羹尧是清代康熙、雍正年间人，进士出身，官至四川总督、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还被加封为太保、一等公，高官显爵集于一身。他一生驰骋疆场，曾配合各军平定西藏乱事，率大军剿灭青海罗卜藏丹津，立下了赫赫战功。
年羹尧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年家是富贵之家，所以年羹尧的父亲十分重视对儿子的教育，请过很多的教书先生来辅导年羹尧。可是这些教书先生一个个都被年羹尧赶走了，因为他觉得那些先生所教的东西过于枯燥，没有趣味，而且学了之后对自己毫无帮助。在尚是孩童的年羹尧心中，读书识字远不如习武打仗有意思，可是那些教书先生又哪里懂得什么兵法战略？年羹尧的父亲为此十分发愁，怕儿子不读书就此荒废了一生，于是到处寻访有名的私塾教师来教年羹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