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一个外乡来的先生表示可以试试和年羹尧沟通，但是他提出了一些比较苛刻的要求：要年羹尧的父亲拿出一大笔钱来，在年家附近修一个大院子，但是院子除了和年家相连的窗口和小门之外，不得开门，那窗口和小门也只是为了让仆人们每天送三餐和日用品使用的。另外先生要求年羹尧跟着他学习，必须和家人分开几年，而且如何教由他决定，年家不得干涉。望子成龙的年父见这位先生提出种种古怪的要求，觉得他可能真的是有才能，于是全部答应下来。
结果，这位先生和年羹尧进行的第一次沟通，就是比武。以前那些被赶走的先生，很多都是因为打不过年羹尧而被迫告辞的，而这位先生则不同，他一来不是那种文弱书生，二来不怕打了年羹尧得罪年家。结果，顽皮乖僻的年羹尧被这位先生一顿板子打得没了脾气，慑服于先生的威势之下。先生问明白年羹尧是想学兵法战术之后，就答应年羹尧，白天要认真学习读书写字，有了文化基础才能学习最高深的兵法。这样一来，年羹尧自然言听计从，对这位先生十分佩服。经过了几年的教授，年羹尧学成了兵法，而读书方面也颇有成绩。后来，这位教书先生向年羹尧的父亲告辞，说自己已经完成了使命，不留姓名，飘然而去。关于这位先生的身份，后人有很多种猜测，有人说他是个反清复明的义士，有人说他是身怀绝技的剑客，甚至有人说他是天上下凡来点拨年羹尧的神仙。
年羹尧这段童年的经历，为他赢得了神童的美名。年纪轻轻就满腹文韬武略，在当时的公子哥儿里面颇有盛名。后来，经过科举考试，年羹尧考中了进士，后来就结识了当时尚是一位普通皇子的雍正。
年羹尧在雍正帝胤禛即位前，就是为他多年效力的“藩邸旧人”。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胤禛晋封为雍亲王，并充任镶黄旗旗主。就在这时，年羹尧的妹妹被选为雍亲王的侧福晋，年家因此从下五旗之一的镶白旗，升入上三旗之一的镶黄旗。这样，胤禛与年羹尧既是郎舅，又有从属关系。胤禛在与诸皇子夺取帝位继承权的激烈斗争中，实力人物年羹尧的支持起了重要作用。
在雍正登上皇位的过程中，和他争夺最激烈的就是皇十四子。在康熙即将去世之前，因为无人知道到底康熙要确立谁做继承人，所以皇子之间都不敢轻举妄动，而康熙明显是对皇十四子十分看重。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皇四子（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身边最为重要的助手年羹尧主动请缨出任四川总督。表面上看来，年羹尧并非受命于雍亲王胤禛而出镇四川，但在时间上来看，年毛遂自荐是在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十月初一，这个时候正是皇位争夺最为激烈的时期，如果没有雍正的授意，年羹尧是绝对不会离开京城的。而紧接着，皇十四子允禵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是在11天以后的十月十二日。皇四子胤禛自然很难提前刺探出康熙要任命允禵出征西宁的秘密，但他的舅舅隆科多却可以提前从内宫打听到这个消息，所以，年羹尧出镇四川，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康熙临死时，年羹尧所辖的川陕两省兵马，虽然看上去无法和大将军允禵相抗衡，但年羹尧对允禵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压力和一种战略上的牵制。如果没有年羹尧这颗棋子，那么允禵就可以随时调动手中的兵马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但是年羹尧镇守四川，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对允禵进行阻击，这就是为什么允禵没有在康熙驾崩、雍正继位之时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关键原因。所以，在雍正登基之后，允禵接到胤禛的进京命令，很快就将大将军印信交给副将军平郡王纳尔素，自己老老实实地启程赴京了，而前来接任的，就是辅国公延信和年羹尧。从常理上来看，这一切发生得太过顺利，根本就不符合政治斗争的逻辑，究其原因，正是年羹尧这颗定时炸弹，阻挡了皇十四子允禵利用兵权争夺皇位的计划。
年羹尧这次下注，获利颇多，他成功地完成了雍正交给他的任务，又接管了允禵的兵权，一下子顺风顺水，平步青云。
雍正即位时，年羹尧为川陕总督。他在短短的一年之中，官衔累加为二等哈达哈哈番世职、太保、三等公世袭，授抚远大将军，晋二等公，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三月晋爵一等公，又授精奇尼哈番令其子斌袭，十月又加一等阿恩哈尼哈番世职令其子富袭等。年羹尧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得到皇帝如此恩宠，自然是因为他在雍正继位过程中起到的特殊作用，而且这也和年羹尧本人的能力与雍正的治国政策密不可分。
清政府一贯重视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关系，康熙时期尤其如此。自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平定三藩的战争结束后，国内较大规模的动乱多发生在西北边陲。有些动乱还直接影响到清王朝的安定与统一。为维护与巩固清政府的统治，康熙把加强同西北少数民族的联系视为基本国策。他使用剿抚两种策略，笼络与制伏了西北蒙藏贵族。平时他任命才能卓著的大臣坐镇边疆，一旦发生边患，还要亲自率军出征。雍正即位后，完全继承了其父这一政策。他同样认为，边陲安定与否，直接影响整个国家的局势，因此十分重视封疆大臣的作用。在诸封疆大臣中，他最重总督。而与西陲边务联系最为密切的，就是川陕总督。在年羹尧出任川陕总督前，一直是陕甘总督兼辖四川。陕、甘、川三省，连接青海、西藏、新疆、内蒙等地，是蒙藏少数民族与清政府交往的必由之路。因此，年羹尧在雍正初年就受重视，在情理之中。
雍正即位后，皇权不稳，百废待举。他求贤若渴，急需一批能够为他“分猷佐治”的大臣。年羹尧正是他理想的人选：重要的职务、突出的才能、旧有的关系都集于一身。于是，在所有的封疆大臣中，年羹尧自然最早受到雍正的倚重。雍正在给年羹尧的朱批奏折中，曾多次表明要通过重用年羹尧，在朝臣中树立一个为己效忠的榜样。这也是年羹尧所以受宠的原因之一。
年羹尧受到雍正的倚重，是从他接受允禵军权开始的。康熙死后第二天，雍正在命允禵进京叩见梓宫的同时，下令川陕总督年羹尧，于西路军务粮饷及地方诸事，俱同延信管理。年羹尧到任不久，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元月即奉命叩见梓宫。在京期间，雍正更加肯定了年羹尧的才干和他对自己的忠诚。于是年羹尧平步青云，得到了异乎寻常的荣耀。二月，授年二等哈达哈哈番世职，同时加其父原任巡抚年遐龄尚书衔；三月，又为年羹尧加太保衔，并封为三等公；接着，以川陕总督统理陕西、甘肃、四川三省事务，控制番羌，又授他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一个远在边陲的封疆大臣，身兼五六种职衔，这在当时确实是少见的。
年羹尧受到进一步的信任与擢拔，是与他在青海战事中充分表现了他的忠心与才干联系在一起的。策妄阿拉布坦入侵青海的问题，本在康熙六十年（公元1722年）时就已初步得到解决，青海恢复了安宁。但到了雍正元年，青海各部又闹起了矛盾。卫拉特部固始汗的嫡孙罗卜藏丹津，纠合数部，侵扰青海郡王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奈等部，并下令各部落废除清政府加封的王、贝勒、贝子等封号，自称达赖混台吉，打算独占青海，自封为汗，脱离清政府的统辖。如何处理罗卜藏丹津的叛乱，这对刚刚即位的雍正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此时的动乱若真闹大，雍正就有违背皇考遗愿之嫌，必然招致诸弟与宗室中敌对势力的攻击，削弱他那尚未巩固的皇权。况且，雍正作为一个杰出的统治者，也决不允许在他统治下的大清帝国中，又出现一个脱离朝廷统辖的独立王国。因此，当事情发生后，他即下令年羹尧立即前往西宁办理军务，并将延信护理之抚远大将军印，从任所送至西宁，交与总督年羹尧。
在此期间，雍正不断派人前往军中，送赏年羹尧各种赐品。从皇帝御用的四团龙貂皮褂、貂帽、蟒袍、东珠，到荷包、钟表、鼻烟壶、鹿尾、奶饼等宫中珍玩佳馔，应有尽有，十分丰富。最初年羹尧对自己得到的这种超乎寻常的赏赐，既受宠若惊，又有些惶恐不安。以后，随着年羹尧在西北战争中作用的逐渐突出及其官阶的累晋，他接受皇帝赏赐的态度，则由受之有愧变成伸手讨要了。由于年羹尧当时的作用，雍正对他这种犯上的做法，不但不恼怒，还有求必应。正是这种张狂的个性，让年羹尧从雍正最忠诚也是最可靠的拥护者，变成了雍正身边最危险的人物。
年羹尧仗着自己和雍正的特殊关系，以及曾经立下的大功，恃宠生骄，并且渐渐暴露出夺权篡位的野心，这是雍正皇帝无法忍受的。每个专制的君主都不允许在自己的卧榻旁边还有别人安眠，所以，年羹尧的张狂个性和野心勃勃，最终把他自己送上了不归路。
年羹尧的失宠和继而被整肃是以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十月第二次被召进京为导火线的。在这次赴京途中，他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等跪道迎送。到京时，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在京期间，年羹尧“传达旨意，书写上谕”，俨然成为总理事务大臣。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根本不像一个臣子。结束召见回任后，年羹尧接到雍正带有威胁性质的批评朱谕，提醒他：“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
分析年羹尧失宠获罪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擅作威福。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
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理应优待，但年把他们留在身边当做“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
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打算亲自撰写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认可。年羹尧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雍正心中颇为不快。
第二，结党营私。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小说《儿女英雄传》所写纪县唐实指年羹尧，说他是经略七省的大将军，“他那里雄兵十万，甲士千员，猛将如云，谋臣似雨”。这些都是艺术上的夸张，与实际情形有很大的出入，但也说明年羹尧的势力之大。
第三，贪敛财富。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雍正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张廷玉曾经说过：“本来就是用年羹尧来攘外，外患既除，还不知收敛，死期不远。”本来，功高盖主之人是最应该懂得韬光养晦的，更应该懂得要及时抽身，但年羹尧天生的张狂却让他不知进退，想把10万大军培养成军阀势力，又插手地方政务，培植个人势力，并且已经开始准备利用自己在西部的军事、政治势力进行叛乱。
雍正对年羹尧的惩处是分步进行的。第一步是在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十一月年羹尧晋见离京前后给他提醒。第二步是给有关官员打招呼，雍正或叫他们警惕、疏远和摆脱年羹尧，或叫他们揭发年羹尧的劣迹，为处罚年羹尧作准备。第三步将年羹尧调离西安老巢。雍正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革职，把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任意妄为。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四月，雍正解除了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务，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最后一步是勒令年羹尧自裁。
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雍正说，这92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年羹尧青海战功，格外开恩，赐他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
年羹尧打仗是一把好手，进行政治斗争却不行。政治斗争最重要的是看时机，年羹尧之所以被重用就是因为打仗，打仗完了，一步步地被削减权力是应有之事，年羹尧看不到这一点，妄想保住自己的权力乃至谋取更大的权力，这就是不识时。他没有选择做一个忠臣，却做了一个“天下第一负恩之人”，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