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南征，除去往返时间，用于作战的时间最多只有两三个月。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无论是诸葛亮还是孟获，都不大可能组织起多达七次以上的战役。
在《三国演义》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情节，大概莫过于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了。
《演义》写道，刘备死后，蛮王孟获联络南方各郡的大姓起兵造反，攻城略地，蜀汉的边境地区扰攘不宁，人心浮动。为了巩固蜀汉大后方，以全力与曹魏抗衡，请葛亮亲率大军五十万南征。他坚持“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孟获屡擒屡纵，共达七次之多。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诸葛亮终于征服了孟获。这个桀傲难驯的蛮王率领妻子兄弟和死党，心悦诚服地拜倒在诸葛亮的面前指天发誓：
“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也！”
在历史上，诸葛亮的南征确有其事。但至于有没有“七擒孟获”这个事情，史家的认识实际上是有分歧的。
据《三国志·后主传》记载，刘备死后不久，蜀汉的后方南中地区（今四川西南和云南、贵州的北部）就接连发生了益州郡大姓雍、牂牁太守朱褒、越嶲夷王高定的叛乱，给蜀汉政权的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诸葛亮并未立即出兵平叛，而是经过两年休养生息，把内政外交事务处理妥贴之后，于蜀汉后主建兴三年（225）春天亲率大军南征。当年秋天，南中地区的叛乱被全部平息。通过这次平叛行动，诸葛亮安抚了当地人心，消除了隐患，实现了他出山时在《隆中对》中所说的“南抚夷越”的战略计划，为此后的北伐建立了稳固的战略后方。
这就是陈寿的《三国志》中关于诸葛亮平定南中的记载。其中完全看不到关于“七擒孟获”的任何痕迹，甚至连孟获的名字也没有出现。
“七擒孟获”见于裴松之为《三国志·诸葛亮传》作注时所引《汉晋春秋》的记载。这个史料也为东晋史学家常璩在他的《华阳国志》里所采用。
小说《三国演义》中的“七擒孟获”就是根据《汉晋春秋》的记载演绎而来。通过《演义》作者的加工和渲染，在读者的面前展开了一个个神奇而绚丽多彩的故事。
蛮王孟获凭借险恶的自然条件和各路洞主、夷帅的协助，与诸葛亮抗衡。毒气聚集的泸水，连木头都要沉底的西洱河，土人饮之倍添精神、而外方人饮之即死的桃花溪，令北方人闻之丧胆的“瘴气”，以及那几个险恶的哑泉、黑泉、灭泉、柔泉，都是孟获的有力武器。更不用说还有藤甲护体刀枪不入的“藤甲兵”、木鹿大王的象阵和虎豹豺狼、毒蛇猛兽组成的兽兵。这些看起来难以逾越的天险，难以战胜的对手，都被诸葛亮一一征服，并且一连七次将孟获擒获，让他最终心悦诚服地归顺，发誓不再造反。
就小说的故事而言，这些情节在全书之中显得别开生面，从而令读者久久难以忘怀。
就历史而言，“七擒孟获”之事虽见于史书，但并不等于就是确凿的史实。这是因为，即使以常理推论，所谓“七擒孟获”也很难经得起推敲。
首先，“七擒孟获”不具备时间条件。诸葛亮于后主建兴三年春三月从成都出兵，当年秋天到达滇池（今云南昆明），彻底平息了这场大规模的叛乱，所用的时间是非常短促的，前后大约半年左右。从四川盆地到云南中部，路程在一千公里以上，而且全是崎岖难行的山路。在交通条件十分落后的古代，南征大军光是花费在路途上的时间就需要两三个月。剩下的三四个月，蜀汉军队还分别平定了其他几个地方的叛乱。这样一来，用于平定孟获叛乱的时间最多只有两三个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无论是诸葛亮还是孟获，都不大可能组织起多达七次以上的战役。
其次，严峻的战略形势也不容许诸葛亮从容不迫地搞什么“七擒七纵”。诸葛亮南征的时候，正是蜀汉政权的“危急存亡之秋”。刘备东征一败涂地，国家元气大伤。北方有强大的曹魏虎视眈眈，东方好不容易才同东吴恢复了联盟关系，而大后方又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对于诸葛亮来说，当务之急是尽快平定南方的叛乱，然后立即回师北上，去对付蜀汉的头号敌人——曹魏。可以想象，南征途中的诸葛亮会是如何焦虑地关注着北部边境的动静。万一南方的战事还没有结束，曹魏已经从北方发起了强大的攻势，而蜀汉军队的统帅还率领着主力部队远在南方，那时的局面将怎样收拾？所以，即使诸葛亮有充分的把握对孟获屡擒屡纵，一生以谨慎著称的他也不会这么干。
正如清代人所编的《通鉴辑览》所说，“七擒孟获”的故事虽然为后世津津乐道，而实际上却是“无识已甚”。诸葛亮南征固然要使“南蛮”心服，但屡擒屡纵却如同儿戏。古人说“一之为甚，其可再乎”，如今要说的成了“一再为甚，其可七乎”？
正因为如此，与诸葛亮同时代，又当过蜀汉官吏，专管政府文件的史学家陈寿在撰写《三国志》的时候，不仅没有采纳“七擒孟获”的传说，就连孟获这个名字也没有收录。这说明，当时或许根本就没有“七擒孟获”这回事，至少是陈寿都不知道有这回事。
历史上是否有“七擒孟获”这件事尚且值得怀疑，《演义》中这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就更难以让人相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