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说呢？只要脑筋正常的人都知道美国是个好地方，地大物博，气候良好，自然环境优美，老百姓富足，就算你是外来人，英语说得结结巴巴，美国至少也会给你一份尊重，哪怕只是做做表面样子。但是，在这么一个地方，日子还是过得别扭，是什么原因我也说不上来。
看到我吞吞吐吐，歪嘴“啪”地点上烟，说道：“老大，美国是个好地方，但是要看对谁而言。对有钱人来说，这儿是天堂，但对我们这些身无所长的黑户口移民来说，这儿是个地狱。我说的这个地狱不是指吃不饱穿不暖，也不是指有人压迫你。在这儿，是你自己压迫自己。你不相信？好，你住在地下室里眼看着人家住高楼大厦；你开辆老丰田眼看着人家开奔驰宝马；你吃三块九毛九一份的午餐眼看着人家上高级馆子；你眼看着人家臂弯里的女人如花似玉。同样是人，为什么你会处处低人一头？就是这种想头儿挤对你，使你觉得没一处比得上人家，再好的日子也会使你觉得像在地狱一样。”
我说：“我只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你怎么把问题弄得这么复杂？”
歪嘴停顿一下，吐了一口浓烟：“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这个国家只有一个标准——钱，你有了钱，就有了地位，就有了尊敬，也许这份尊敬是看在钱的分儿上，但至少你自己心里平衡。你可以汗流浃背地做苦工，一分一分地积钱，你也可以强取豪夺，像那个姓赵的一样。我们要弄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
我有点惊讶地看着歪嘴，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不记得他什么时候讲过这么长的一篇话，而且用这么激烈的语气。我想了一想，还是没弄懂歪嘴的话是什么意思。
歪嘴在我背上拍了一下：“老大，我们能吃的也就那口饭。”
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大。赌场要端，血腥帮也要摸一把。二十万哪能轻易地放过。不管怎样，饭还是得一口一口吃。我跟歪嘴商量好了，还是先端赌场，解决燃眉之急，风险也较小。
臧建明回来说，他在中国城一个礼拜看下来，有个叫得胜堂的会馆，坐落在太平洋街和都板街交叉口，这地方在中国城的边缘，过去就是小意大利和红灯区。沿途都是饭馆、酒吧和戏院。会馆虽说是潮州人同乡会租用，但一再转租，现在连房东都搞不清到底租客是谁了，反正有房钱收就可以。会馆分上下两层，下面前部的店面租给一家物业管理公司，从一条小通道进去，后面是会馆的办公室，其实哪有什么公可办，就是供那些老华侨喝茶说家常的地儿。角落里有一架楼梯通往二楼，前后两间房，放了六张八仙桌，每晚总有三四桌开赌。到了周末，六张桌子全满，连楼下办公室也用写字台拼起来再开两桌。通宵达旦。
房子后面有条荒僻幽暗的小巷，连接太平洋街和杰克逊街。而太平洋街和杰克逊街是两条相反方向的单行道，一条通向诺布山，一条通向红灯区和金融区。过去没几个街口就是高速公路，逃走很方便。
我们和臧建明一起实地踏勘了一下，也觉得是个不错的选择。唯一的问题是这里靠近旧金山警察局的中央派出所，警察不用两分钟就可以赶到。
最终决定在七月四号那天动手，那天是美国国庆，连警察也放假，只留几个值班的。正好给我们一个下手的良机。
我们九点钟到达中国城，街上行人寥寥无几，游客都上海边看焰火去了。我们在小巷里停好车，先在附近兜了一下，一切正常。
我们分两排站在门边，乌兹枪斜挂在腋下，由臧建明上前按门铃，等了几分钟，门上开了一小孔，露出一只眼睛。臧建明用广东话打招呼。门开了一条缝，我们鱼贯而入。开门的是个半老头子，看样子才从广东乡下来美国不久，梳了个少见的大背头，还镶有一颗金牙。他怀疑地看着我们三人，臧建明递上烟：“朋友们来玩玩。”进了房，看到楼下开了一桌，十来个赌鬼正在掷骰子，大呼小叫兴致正浓，没人朝我们看上一眼。
我使了个眼色，歪嘴和栾军挤进赌博的人群中间，一左一右把持着通向出口和楼梯的方位。我和臧建明拾级而上，来到二楼的厅堂。
上了楼迎面是一间二十五尺乘四十尺的大厅，挂满了各种奖旗和镶在镜框里的织锦缎，不外是些苏杭风光之类。尽头有排长窗，通向一个小小的阳台。转角处是一个很肮脏的盥洗室，还有一间上了锁的门，大概是储藏室吧。
厅堂里开了三桌，一桌麻将，两桌牌九。其中有一桌牌九气氛很热烈，赌徒们脸红耳赤，拍桌打凳。赢了的纵声狂笑，输了的脖子上的筋暴起老高，恶狠狠地咒骂自己和别人。桌上散着一堆一堆的钞票，都是五十、一百面额的大钞。
臧建明凑在我耳边说：“那个坐在对面的中年人，姓杨，是旧金山华侨联合会的会长，开一家干洗店，据说此人在都板街拥有二十多处房产，自己住在马琳娜高级区一百多万的房子里，每年十一国庆都是中国领事馆的座上宾。他左面那个留小胡子的，人称‘胡子炳’，是广东江门一个县委书记的儿子，早年去香港混事，结果欠了一屁股债逃来美国，听说他现在还跟香港十四k帮和本地华青帮都有关系，是个难剃的头。那个背向我们坐着的大胖子，是一家华文报纸的记者，这人上至国会议员，下至红灯区拉皮条的都有关系。你别看他只是个小记者，却很会捞钱，选市议员或州议员，他能拉来一大批选票；发生天灾人祸，中国城的捐款也是他经手。报社能付几个工资？你看他一身名牌西装，开辆敞篷的保时捷，在赌桌上一注都是三四千的。有这几条大鱼够我们捞一票了。”
我打量着桌面上的钞票，这些花花绿绿的纸币带有什么样的魔力！它可以使人铤而走险，可以使人欲望无限地膨胀，也可以使人断送身家性命。这些赌徒红着眼想把别人口袋里的钞票赢过来，却没想到有人想把所有的钞票席卷而去。正应了那句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心里冷笑一声，转身朝厕所走去。
每次行动之前我都有一股尿意，但站在散发出强烈尿臊气的马桶前却又尿不出来。头顶一盏光秃秃的灯泡，照着洗手池上一副褪色的对联“三江流通，五湖聚财”。门背后有许多圆珠笔写的下流话，另有一个电话，397-0709，下面一条小注：这个女人不错。
出门看到臧建明坐在楼梯口的一张桌子上，占据了上下楼的通道，我向他使了个眼色，自己朝房间深处走去。
尽头通向阳台的门半开着，从阳台上可以看到行人寥寥的都板街，对面一家餐馆正在打烊，几个餐馆女工在街上用广东话大声话别。
我掩上门，转过身来，乌兹冲锋枪出现在手上。我眼角瞟到臧建明站起身来，戴上太阳眼镜，大喊一声：“打劫。都不要动。”
满房间的声浪一下子寂静下来，众人像是刚睡醒般地呆看着我们手中黑洞洞的枪口，大张着嘴说不出话来。有个赌徒的手还下意识地在桌上码牌，直听到一声大喝：“都站起身来，去墙边蹲着，成一排。”才哆嗦着放下牌，站起身向墙边挨去。
我听到楼下凳子翻倒的声响，歪嘴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
待到众人都走去墙角时，我用枪指着赌徒们的后脑勺，示意臧建明上前把桌上的钞票收起来。
歪嘴上楼来，低声说下面已经摆平，只是没多少现金。臧建明两手各拿一叠钞票过来：“老大，才一万多，都在这里了。”
才一万多？这和我们估计的相差甚远。刚才上楼时，我们看到桌上的钞票一堆一堆的，怎么看都有二三万，都去哪里了？我对臧建明说：“把他们搜一搜。”
臧建明上前搜大胖子记者时，胡子炳突然转过身来，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说：“兄弟，事情不要做绝，你们是哪个堂口的？”
臧建明用枪顶着他的脸：“转过头去。你管我们是哪个堂口的。”
胡子炳把枪扒拉开，索性转过身来：“你小子有种就开枪。你敢吗？你们一个也跑不了，到中国城来打劫，你们他妈的吃错药了！”
赌徒们本来老老实实地面墙蹲着，这时都骚动起来，七嘴八舌道：炳哥是华青帮的老大。炳哥一个电话就摆平你们。这时有个赌徒突然大声喊道：“我在百合花见过这小子，他就住在……”
话还没落音，那个赌徒的头上就挨了狠狠的一枪托，倒在地上。歪嘴凶神恶煞地把枪管塞在那家伙的嘴里：“你是不要活了？”
我走近胡子炳，一言不发地盯着他。这家伙歪着头跟我对视着，我突然抡圆手臂，将乌兹枪管狠狠地扫到他的脸上，胡子炳一个站立不稳，跌跌撞撞地倒在地板上。
胡子炳想爬起身时，我又狠狠地一脚踹在他脸上，趁他晕头转向时我一把拎起他，把他按在墙上，用枪口抵着他的下颌：“想知道我们是哪个堂口的？说给你听也无妨。老子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大圈帮，听说过没有？只是提起‘大圈帮’这三个字就要见血。你小子今天撞到煞了。”
胡子炳眼睛里闪现出一丝惊惧的神色，一丝暗红色的血从他鼻孔里流了下来。我用力一搡，他身子软了下去，坐到地板上。
我怒喝一声：“都给我掏。谁还藏着掖着，让我发觉可不客气。”
赌徒们乖乖地把钱从兜里掏出来，放在地板上。大胖子记者掏出来的钱最多，每个口袋里都掏出一大把百元大钞，我估计这家伙身上揣了万把块的现金。
歪嘴走近我身边，低声问道：“那个见过臧建明的家伙，要不要封口？”
我们来时并不打算杀人，但如果有人知道我们的底细，他就非死不可。那个家伙知道我们住哪儿，不杀了他，我们前脚进屋，后脚警察就会上门。我用眼色告诉歪嘴，把那家伙弄去厕所做了，手脚利落点。
室内寂静无声，每个人都惊恐地竖起耳朵。那个姓杨的老头突然转过身来：“兄弟，你们需要钱，尽管拿去，只是不要伤人。”他脱下手上的手表，“喏，这是只罗莱克斯满天星，市值也有二三万，拿去吧，放了阿奎。”
我接过手表，在掌中掂了掂，表是块好表，沉甸甸的金属手感，从指缝里闪出钻石的点点光亮。带我们进入美国的潘头手上也有这么一块，那块表是走私来的，没有证书，但也花了八千美金，潘头说罗莱克斯就是男人的首饰。
我突然一扬手，金光闪闪的罗莱克斯像颗子弹般地击碎了长窗玻璃，越过阳台，跌入楼下的街区。我一声冷笑：“再有十只手表也救不了你的阿奎，有没有听说过祭旗的？记住今天的教训！不要以为我们一走就可以对警察乱说，我们一样可以找出大嘴巴的人。听见没有？”
满房间的人噤如寒蝉，包括我，大家都在等待枪声响起，歪嘴还在磨蹭什么？我们得快速行动，钱到了手就跑。杀个人这么麻烦，扳机一扣不就得了？
厕所里却传来抽水马桶的声音，然后是拧开水龙头洗手的声音。在众人的面面相觑中，歪嘴出来了，我从他的眼神里知道事情办妥了。歪嘴一直是这样，你还张着嘴在傻等，他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事情办妥了。
我们撤出来时，赌馆里的人都蹲着，连头都不敢抬一下。走进停车的小巷子，我在上车之前又回头看了看那幢楼，九十六号，天后庙街九十六号。
我们的车从杰克逊街出去，穿过哥伦比亚大道，在转到加利福尼亚街时碰到红灯停了下来，一辆警车在旁边停下，我的眼角余光看到车里的两个警察在打量我们，低声告诉大家：别看他们，如果警察下车的话先打他个措手不及。但警察没有下车，交通灯变绿，警车一踩油门，蹿到我们车前面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