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晋军开始攻城，郭金海又奋勇当先，但城上"矢下如雨"，攻城不利，郭金海也被飞矢多处射伤，被人扶着回到营里。
第二天，安从进打算用计谋离间郭金海和张从恩，就从城上坠下一个筐篮，里面有金瓶，金瓶有酒；又有金盒，金盒有药。然后城上高呼郭金海。郭金海知道后，带着伤费力前往。
城上人很温柔地对他说："我家大王知道你中箭伤势很重，心疼啊！现在赐给你金瓶酒药，你去用，好好养伤啊！"郭金海乃是胡人，不读书，也不知啥礼仪，也没有啥心眼子，就是贪利，于是取了金瓶药酒回到营中服用。而且他觉得这事很正常，也不跟统帅张从恩等人汇报。这样一来，不得不让统帅部怀疑他通敌。
事情报到石敬瑭那里。石敬瑭念他有花山之功，不加罪，城下就给了他一个金州团练使，他的原部下将士都分配给了别人。郭金海等于被剥夺了部分权力，心情不佳，最后死在金州任上。
喜欢读书的武将
襄阳前线，到了这年年底，石敬瑭又做出战略调整，派出大将高行周为南面军前都部署，也即讨伐山南东道前敌总指挥，并封为知襄州行府事，以张从恩为监军。同时又命荆南与南楚出兵共讨襄阳。
荆南高从诲当即派遣水军数千人前来应援。南楚也派遣了水军战舰一百五十艘，自汉水，东下襄州，助高行周。安从进见势不妙，急忙派遣他的兄弟安从贵率兵袭击均州（今属湖北丹江口），以此来分散朝廷兵力，同时对成德军安重荣做出支援的姿态。朝廷军大将焦继勋出兵邀击安从贵，一战将其擒获。焦继勋不动声色，派人将安从贵两只脚丫子砍断，放他回去。安从进见状大惊。
襄阳已经陷入重围。但襄阳城甚为坚固，城内也早有守备，朝廷军还是围困了半年，到公元942年八月末，城中粮草已经消耗殆尽，逾年不能下，奉国都虞候，禁军亲军步军参谋长王清对高行周说："安从进锁闭孤城自守，没有人援助他，他的势力岂能长久！我看他气数已尽！"因求首先登城。高行周准了。王清带领精壮，率先登上城楼，终于破城。
史称安从进举族自焚，安从进的家族全部自焚而死。山南东道已无战事，襄阳平。这位焦继勋后来一直做到大宋王朝的太尉，是一个愿意读书的武将，史称"生平涉猎史传，颇晓治道"，平生愿意涉猎历史传记，很懂一点治理之道。
他所到之地，都有善政。他的女儿嫁给了赵匡胤的儿子八贤王赵德芳。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成为大宋的皇亲国戚，他的后代多人都娶了皇室的女子。
石敬瑭的"天下意识"
石敬瑭平定三镇，是后晋时期著名的三场战争。这些战争，极大地消耗了国力。石敬瑭也多次处于危险境地。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不敢得罪诸藩，也不敢得罪契丹；但契丹和诸藩的矛盾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最后，到了后晋天福七年（942）六月，石敬瑭在忧惧中屈辱死去，在位不到六年，史称晋高祖。
石敬瑭并非没有"德政"。譬如，他懂得礼贤下士，懂得文明治国，甚至主动蠲免地方赋税。有一次他走到郑州荥阳县界，看见路旁有虫食及旱损桑麦的痕迹，就知道这里收成不会太好。于是委托有关部门差人检查，根据实际情况定出蠲免租税的额度。他也曾下诏，天下百姓，有年八十以上者，要免除他家一个儿子的差徭，好让这个儿子照顾这个老人。此事须一个个地方落实。他还关心"天下刑狱"，下诏要给染病的囚犯积极治疗，要派医工，由官方负责报销。
后梁、后唐以来，士民有奉使或被俘掠在契丹的人很多，石敬瑭拨出专款，派遣使节到契丹将这些人全部赎还，让他们回到中原，与家人团聚。这一政策说是"仁政"并不为过，历代圣君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也不多。
《旧五代史》还记录了石敬瑭一个德政，更有意味。说天福四年（939）六月，陈郡（今河南周口）百姓王武，在挖地时得到好几饼黄金，州官知道后，将其没收，并向朝廷称贡。
石敬瑭说："宿藏之物，既非符宝，不合入官。"地下旧藏之物，又不是什么祥瑞符宝，不应该属于官方。于是命令将这几饼黄金还给王武。这不是个慷慨吝啬的问题，而是对财产来源的界定问题。在石敬瑭那里，对私有财产有尊重，对财产来源有契约性质的文明意识。古来私有土地之上之下皆属于土地所有者，这方面与现代文明很接近。石敬瑭有此意识，值得为他竖一下大拇指。
石敬瑭不贪财，也不聚敛。有了后晋这个邦国，他是用心经营的。有一次，大臣李崧奏言说："诸州的仓粮，统计之后，发现计账以外有很多盈余。"这应该是好事吧？
但高祖石敬瑭不这样认为。他说："法定之外向民众征税，罪过同枉法是一样的。仓库存粮多出账面的部分一定是压榨民税的结果。此事要严肃处理：仓库官吏暂免一死，但都要严惩！"石敬瑭甚至还有一点"天下意识"。他建构后晋，重视文化，有文治之念。他也曾开科取士，以儒学理念考核、录用知识精英，曾有人在后晋时考取进士。顺便说一下，五代十国，虽然几乎年年有战乱，各地有藩帅，但除了一些偏远地区之外，基本上各地都在沿袭大唐帝国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即使某些环节有点变化，但基本制度还是唐代的，不变。和凝，就为后唐的科举取士做出了贡献。当时国内读书人为了应对考试，各地也开始有私学出现。在宋州（今属河南商丘），就有延续多年的私学学堂，后来称之为睢阳书院。
金瓯之缺
石敬瑭也曾重视"孝义""孝悌"理念，曾下诏旌表"孝义之乡"、诏求天下"孝悌之士"。有一士绅，名石昂，山东青州人，家有藏书数千卷，天下闻其名者都到他门下读书就学，有人一来就是几年，吃着用着都由石昂支出，史称"未尝有怠色"，不曾有过怠慢之言行。
但石昂却不求仕进。后唐时青州有个节度使曾欣赏他的品行学问，召他为临淄令。但这位节度使进京时，有位监军杨彦朗代理青州留后。有一次石昂因为有公事到府中来，按当时礼节，县令来到省军区，进入府廨须通报姓名。古人名字有"避讳"传统，杨彦朗家族中有人名中有"石"字，而"石昂"之"石"字犯讳。赞者（主持礼仪的人）竟在通报时将"石"改为"右"，明明是"临淄令石昂求见监军"，在赞者这里却成为"临淄令右昂求见监军"。有此一礼仪习俗，不论其利弊，通行几千年，所以这事在当时，要搁一般人身上并无不适。但石昂不同，他是读圣贤书的人，就要较个真。可是一旦较起真来，他也不是没理。
原来这位杨彦朗的"避讳"乃是他的族中父祖辈人物有名字带"石"字，属于私人之"避讳"。一般的"避讳"往往是地位、辈分较低者要对地位、辈分较高的人物名字做出"避讳"，不得妄称。但一个监军，不过相当于省军区政委之类，五代时的监军一职又往往由皇宫中的宦官充任，史称"内侍"，这位监军就是一位"内侍"。他所"避讳"之人，又是他的族人，石昂与之没有上下级关系，也没有辈分排行关系，按流俗，这类"讳"是可避可不避的。不避，也不算罪错；当然，避了，可以令关系更融洽。石昂不高兴，认为应有士子的尊严，不想向一个太监宦官讨喜，于是直趋官厅，抬着脑袋挺着胸，"仰责"这位监军道："内侍为何以私害公！昂，姓"石"，不姓"右"！"石昂这一番话，不但没有"避讳"，甚至等于直言了杨彦朗的"避讳"。杨彦朗也不高兴，史称这位监军"拂衣起去"，一撩袖子一甩衣襟，走了，把石昂干撂在厅里。石昂一见崩了，当时就辞了职，无官回了家。到家还对儿子说："我本来不想在乱世做官，你看，果然被一个阉人侮辱！后世子孙要以我为戒！"五代时期佛教盛行。石昂秉承了大唐韩愈"辟佛"的传统，身体力行，在家族中讲授儒学，不讲佛学。他的父亲死时，按流行做法要做佛事道场，但他禁止家人这么做，自己在父亲灵柩之前诵念儒学经典《尚书》，并对疑惑的人们解释说："《尚书》是我先人愿意听到的。"这个人物在五代时期几乎就是奇葩，但是石敬瑭喜欢，他下诏"求孝悌之士"后，朝中多人同时推荐了石昂。石敬瑭诏石昂到京师汴梁，在便殿接见了他--这对读书人而言算是一种较高规格的礼遇。石敬瑭当即就任命他为宗正丞。这个官职掌管皇亲国戚这类勋贵事务，从六品上，相当于今天的副局级；不久又提拔为宗正少卿，从四品上，已经相当于副部级。由一个读书人来管理皇室人员，可以概见石敬瑭的用心，也有推演道义风尚的念想。他不是一个颟顸之辈。
这类星星点点的"天下意识"，都是对"天下沦丧"之际的一次次提振。有此提振，令后来的大宋帝国在文化推演之际，有了一点基础性资源。譬如，后晋时开始的睢阳书院就在大宋时结出了重要的文化之果。宋初全国范围开科取士，中第者百余人，睢阳书院就贡献了一半人物。在后来的日子里，更是人才辈出，宋真宗时，范仲淹就在这里读书，后来还掌管书院，培养了一批富有道义担当的圣贤人物。到宋仁宗时，睢阳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开封的学府称之为"东京国子监"，洛阳的学府则称之为"西京国子监"，这是当时大宋帝国三座最高学府。而睢阳书院的源头，在后晋。
石敬瑭的"德政"还有很多。但这些"德政"的总和，也弥补不了燕云十六州的金瓯之缺！
事实上，他割让中原领土，也给他的家族带来巨大不幸。后晋，也只传到他的继任石重贵那里，二世而亡。石敬瑭的老婆，李嗣源的女儿，史称李皇后，石敬瑭死后，又称李太后。后晋因为大将杜重威、李守贞叛变投敌，被契丹灭后，皇帝石重贵被掳往契丹黄龙府，李太后也在北迁人员之中。她在草原帝国受尽苦难。病重无医药，仰天号泣，将食指和中指戳点着空气（这个姿势叫作"戟指"）骂杜重威、李守贞说："我死也不放过你们！"临终前，对石重贵说："我死后，要火化，不要土葬。将我的骨灰送到范阳（今河北涿州）佛寺，不要让我做边地的孤魂野鬼啊！"李太后病逝于建州（今黑龙江吉林一带）。而石重贵则在契丹之地度过了屈辱的一生。
《旧五代史·高祖本纪》评价石敬瑭的一段文字，可称盖棺论定之说，值得录在这里：晋祖潜跃之前沈毅而已。及其为君也，旰食宵衣，礼贤从谏，慕黄、老之教，乐清净之风，以为衣，以麻为履，故能保其社稷，高朗令终。然而图事之初，强邻来援，契丹自兹而孔炽，黔黎由是以罹殃。迨至嗣君，兵连祸结，卒使都城失守，举族为俘。亦由决鲸海以救焚，何逃没溺；饮鸩浆而止渴，终取丧亡。谋之不臧，何至于是！傥使非由外援之力，自副皇天之命，以兹睿德，惠彼蒸民，虽未足以方驾前王，亦可谓仁慈恭俭之主也。
石敬瑭登基之前，很深沉果决。等到成为君主后，天不亮就起身，天黑了才进餐，礼贤下士，开怀纳谏。钦慕黄老哲学，喜欢清静无为之风。他的服装都是粗绸的，鞋子是麻线的，所以能够保住国家，得以善终。但他在开创事业之初，引强邻来援，契丹从此之后气焰嚣张，士庶由此而遭遇灾殃。等到嗣君登上皇位，那结果就是兵连祸结，最后使得都城失守，举族人都做了俘虏。这正是掘开大海引水来救火，哪里能逃得了被淹死的命运？喝下毒药来解渴，最后终于自取灭亡！当初谋划的不周善，后来竟严重到何种地步啊！石敬瑭假如不借助契丹，而是应和天命，凭着他这些德政德行，嘉惠士庶，即使不能跟历来的圣君相媲美，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仁慈恭俭的君主啦！
话说得不错，但有一点我不同意，就是，石敬瑭的巨大罪恶不是引"强邻来援"，而是割地。虽然石敬瑭之前，契丹已经参与到中原的政治中来，并且几度进兵后唐，抢掠杀戮，但那时的中原毕竟没有割地。石敬瑭割地之后，启开了契丹的贪心，给中原带来的灾祸数百年。因为有割地，所以，石敬瑭的所有"仁慈恭俭"都黯然失色，他的国祚家族也落得悲惨结局。史家所言"亦犹决鲸海以救焚，何逃没溺！饮鸩浆而止渴，终取丧亡！"实在是沉痛教训。
大儒胡安国评论石敬瑭说：石敬瑭之罪在不帮助闵帝李从厚。即使闵帝失国，也应当尊奉许王李从益。如果能将夺国弒君之恶归于李从珂，并且举义兵而讨伐，这样就"名实皆正，则其德美矣"，名誉和实务都是正道，道德也很完美了。但他却急于近利，后来又称臣契丹，割弃国土，以父事之。他所得到国家权力两代人都没有保住（第二代石重贵被契丹俘虏），但祸患却至于无穷。所以说："以功利谋国而不本于礼义，未有不旋中其祸也！"以功利之心而不本于礼义，来谋划建国，没有不很快就得到祸害的！
历史经验告诉后人，国家首脑可以犯各种错误，但结构性的错误一次也不能犯。割让国土，就是结构性错误。石敬瑭就是犯了结构性错误的国家首脑，他被人一直骂到今天，并不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