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打破AT&T垄断的胜利果实并不可能只由MCI独享。到1986年，MCI得和几十家刚刚获得许可的新电信公司，一起争夺全美8600万个可以自由选择长途电话公司的电信用户。为了不让竞争者的价格更低廉，在联邦通信委员会命令AT&T降价之前，麦高文决定MCI降价1/3。AT&T被肢解的另外一个后果，是原来“长途补贴市话”的政策不可能继续，MCI租用地区小贝尔的市话线路费用，因此上升到每月330美元。价格竞争激烈、营运成本上升，使得MCI重新陷入财务危机：1986年MCI亏损近5亿美元。麦高文抱病拯救MCI，大幅度削减线路建设成本和人力成本，将公司业务重点回移到公司客户，并增加科技投入显著改善通话质量，一举签下联合航空和五角大楼等大客户。1988年，MCI的账目重新获得盈余，收入51亿美元，赢利3.5亿。麦高文终于实现了他的长程目标，这就是使MCI成为一家有赢利能力的全国性长途电话公司。当麦高文1992年因心脏病发过世时，MCI已经拥有31 000名员工，105亿美元的年营业额和6.09亿的利润。1993年，MCI占有全美20%长途电话市场份额。同年，英国老牌电信公司英国电信出价43亿美元购买MCI的20%股份，MCI的市值也因此达到215亿美元。麦高文成就了MCI，MCI也成就了麦高文。1996年美国颇有影响的《福布斯》杂志，将麦高文列入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20位商界英雄的排行榜。
麦高文令我深感兴趣的原因，是他的故事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制度企业家”的概念。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熊彼特关于企业家具备“创新特质”以及哈耶克和柯兹纳关于企业家“对潜在的市场赢利更为敏感”的论述，这当然是理解企业家概念的基础。但是，在企业和企业家从事商务活动的真实世界，除了自然资源、技术、商业组织和产品，还存在着制度，也就是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游戏规则。影响企业和企业家成功的因素，除了资源、技术可得性和市场机会，还有那些“看不见的”，但对商场搏击的结果有重大影响的制度因素。（我们中国人凭借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亲身经验，不难了解“体制的变化”，也就是游戏规则变化可以提供巨大的机会。） 如果进一步追问，制度究竟怎样发生变化的？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常常夸大了政府和正规法律的作用。当然，制度变化，特别是新的制度要普遍起作用离不开政府和正规法律。但是，既得利益结构和习惯势力常常会缠住政府和正规法律的手脚，使之难以对技术和市场的潜在机会及其需要的规则改变做出非常敏感的反应。经济增长常常因此被“卡住”。这种时候，民间的“市场中人”也许就有了“英雄造时势”的难得机遇：他们率先行动挑战旧有规则，并为新规则的诞生提供建设性的贡献。这是一些特殊的企业家，不同于一般企业家对产品、技术和商业组织创新过程中的赢利机会敏感。他们对制度创新过程中的赢利机会敏感并带头提出游戏规则的创新。把这些特殊企业家称为“制度企业家”，仅仅是因为他们创新了“制度”这样比较抽象的“产品”。经验表明，一个比较容忍制度企业家、保护制度企业家并习惯于将制度企业家的个别创新努力一般化的社会，能够更多地享受制度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
麦高文是一个典型的制度企业家。你看他对建立当时尚不合法的微波通信计划的最概括性的判断，就是“改变管制规则有横财可赚”。这是我们讲的制度企业家的首要特质：对改变游戏规则包含的潜在赢利机会高度敏感。麦高文动员自己、动员公司员工和投资者热衷于MCI的基础，正是对美国电信市场游戏规则变化能够带来意外市场机会的判断。要注意，麦高文判断的重点不是“需要”或“应该”改变管制规则，而是“改变管制规则有超额利润可赚”。这是企业家的判断，而不是政治家、学者或大众媒体的判断。改变现存游戏规则的理由可能有无数合理性的说明和论证，但是一般说来，并不是所有对现存游戏规则的改变，都注定带来新的市场机会。我认为麦高文这样的制度企业家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意义，不但在于增强了那些可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改革被实现的机会，而且在于能够形成新的受益主体，从而能够有力地支持新制度。
现在已经无从知道，麦高文当年得出“改变管制规则有横财可赚”的“科学根据”究竟为何。毕竟谁也没有发现什么说服麦高文自己的“可行性报告”（倒是有许多麦高文说服别人的可行性报告）。一种容易的解释是这个家伙无非就是赌一把，只要投资人愿意把钱交给他，赌赢了麦高文大捞一票；赌输了他顶多赔上他个人对MCI公司出资的区区3.5万美元而已。今天要有这样的机会（麦高文完成首期融资为1亿美元），愿意这样赌上一把的一定大有人在。但是，还原到当时的环境里去想，美国那些私人资本行使的并不是廉价投票权，你给他代理人送点儿礼或分点儿回扣，人家就会把大把的银子拿出来充当你的赌资。麦高文没有这个运气。他必须逐步让投资人看到可以获取回报的机会。这方面，麦高文领导的MCI工程师和律师们的杰作，即那个“执行网 ”，功不可没。我们知道（当年的投资人想必也知道），微波长途通信的成本对于传统固线电信具有竞争优势。但是，在AT&T控制几乎全部市话网络的条件下，客户如何才能实际利用MCI拟议建立在城市之间的微波网络呢？回答不了这个要害问题，投资人怎么会出钱？麦高文的回答是“执行网”。每一个MCI的客户可以在AT&T的市话网络终端上拨一串（后期简化为一个）执行号码，语音就可以经市话网进入MCI的微波网，再经对方市话网完成通话。由于微波网络具有竞争优势，因此，即便MCI的潜在客户为利用AT&T市话网而支付了同样的费用，整个执行网还是具备与AT&T竞争的能力。
麦高文拿出的新“解”，当然是技术创新，因为在此之前并没有执行网这样的技术和服务。但是，执行网也是市场规则的创新。老的规则是，独家电信服务商建立网络，客户利用独家网络完成通话并为此付费。执行网提供的新规则是，可由数家彼此竞争的电信商建立不同的长途电信网络，客户既可以利用AT&T这样拥有市话和长话的网络完成通话并付费，也可以利用AT&T的市话接通其竞争对手的长话网络并为此付费。MCI的律师反复向法院申诉的理由非常简单明了：客户利用AT&T市话网直接完成通话并付费，与他们利用市话网驳接到MCI的微波网并付费是同样的消费行为，丝毫没有侵犯AT&T的合法权益；而AT&T拒绝执行网计划等于剥夺客户选择的权利，实质是利用市话的垄断地位，维护在微波通信技术出现之后已经不再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长话市场的垄断地位，因此违反联邦反垄断法。麦高文的执行网创新抓住了美国电信业打破垄断的战略性细节，它向美国法院和公众表明：新技术不但可以结束长话市场的独家垄断，而且已经可以和依然被独家垄断的市话网络互联互通。唯一需要的，是美国法律必须禁止传统的垄断电信商利用市话垄断地位阻挡长话市场竞争格局的形成。研读MCI诉AT&T的那些法律文献，我的结论是，执行网的创新奠定了MCI胜诉的基础，奠定了美国政府分拆AT&T、开放长话竞争制度的信息基础，也奠定了MCI实际赚取“改变管制规则的横财”的基础。
对制度变迁潜在赢利机会的敏感和完成实际制度创新的能力，是我们强调的制度企业家两项的最重要特质。麦高文的故事表明，具备了这两项特质的制度企业家可以对经济增长产生何等了得的“外溢性影响”。它不只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成长为一个国际性的电信大公司，甚至不只是改变了美国电信市场的全貌。在今天中国任何一位普通消费者可以买到的吉通IP电话卡上，我们还是看得见麦高文首创的执行网的影子；正如在中国政府刚刚完成的对电信业又一波的改组中，人们多多少少可以看见麦高文积极参与并做出重要贡献的美国政府肢解AT&T方案的影响。制度创新是没有专利保护的，善于学习的后来者可以从中受益，并不需要为此特别付费，但必须对自己本土的制度环境大加改革。我相信这是现代经济增长加速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许多大谈后发优势的理论对此只字不提。
本文无意把麦高文描述成上天赠予美国人的神明，因为制度企业家造时势的成功离不开诸多条件的配合。美国是世界上几乎唯一保留电信私营，而由政府扮演管制垄断角色的国家。因此，政府与垄断电信商的关系，不像实行电信国营的国家那样直接，留给民间制度企业家的空间就比较大。否则，即使像英国这样老牌的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电信业开放市场竞争也只好更多地依仗撒切尔夫人这样政府里的改革家，而难以由麦高文式的人物自下而上率先“发难”。与此相关，美国的法治传统，特别是反垄断的传统，使得美国公众一方面由衷欣赏那些白手起家、把小公司迅速做大的商界英雄，一方面又对任何具有市场权力的大家伙们保持疑虑和警惕。在传统和公众的压力下，美国政府和司法系统不但不对在就业和纳税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大公司施加特别恩惠，而且似乎惯于将大公司首先列为监管重点，防止它们侵犯消费者和中小公司的权益。而美国的案例法，也就是法官的每一个判例都可以被援引为法律根据的执法程序，将麦高文诉讼AT&T一案的个别意义放大成了影响到整个美国以至世界电信市场的一般性游戏规则。当然，我们还必须提到，按照无数分立的投资人的预期和意愿，向一切可能的方向搜寻潜在赢利机会的发达的资本市场，提供给麦高文一个得以把MCI做大的“场”。要是离开了上面这些背景条件，麦高文就是被搬到别处也当不成英雄。
但我还是找到了足够的理由向中国的读者介绍制度企业家麦高文的故事。中国显然是世界上“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则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国家之一，制度变化是解释中国既有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20多年的改革开放也成就了不少中国本土的制度企业家。在通信和IT世界，技术创新层出不穷，而技术创新不但需要与组织和管理创新相配合，而且特别需要与制度创新相结合，才能成就一个个大市场。把市场游戏规则或制度变化看成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不但与以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经验不符，而且将错过许多未来的机会。所以，我的基本判断是制度企业家精神在中国大有用武之地。如此背景之下，麦高文的故事应该值得一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