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企业家是世界上最累的企业家，FT中文网的调查显示41%以上的CEO（首席执行官）每天睡觉时间少于6小时。中国企业家身体不健康，跟中国企业所处环境不健康是紧密相关的。权钱交易，累；行政审批太多，累；要处理的关系太多，累；合作伙伴闹权争，累；劳工纠纷，累。企业家身兼创业者、大家长、公关人员和三孙子众职，岂能不累？
企业家俱乐部正和岛最近发出倡议：“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王瑛发出“退岛”声明：一个拥有2 000多名新生代企业家的群体里，做出了如此之提示，难道忘记“重庆模式”，施虐数年，企业主们苟活难安，凄苦惨烈？
企业家不该谈政治？也不对也对。不对的是社会所发生的一切与富人脱不了干系，躲也躲不掉。你不干涉政治，政治却干涉你。对的是中国当下太需要本本分分的企业家了！
企业家甚至整个富人群体的价值是：富人当好富人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你合格生产、安全生产、照章纳税、不行贿就是好企业家、好富人。另外，富人更应守住社会信托的那份财富，创造出良好的游戏规则。如果他们还能做做慈善，则阿弥陀佛了。
新中国的前30年把富人灭了，也顺道把企业家连同企业精神灭了，可中国人还是没富起来。当下，有追求有价值观的企业家还是中国的稀缺物种，社会应当百般呵护。
富人必须处理好三种关系：官商关系、贫富关系和商商关系。尤其是商商关系，企业家帮助建立一个社会稀缺的游戏规则如阿拉善的良性治理模式，其意义远大于环保。
大家的祖坟都在这里，中国合伙人们别成了中国散伙人。
中国式合伙就是散伙，小股东不满大股东，大股东算计小股东，都不尊重公司法。不合我意我就闹，就拆台，谁也别想搞成。这不是民主的预演吗？
中国富人们成长于一个先天不足的年代，缺少最基本的制度体系和信用体系。中国的计划经济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中国的市场经济却没有相匹配的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只能叫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或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初级阶段走过三十年后是“社会基础失序”，重建社会已经成为一件愈益迫切的任务。富人作为社会精英分子要边生产边建立制度，又要与权力划清界限，在一个权力中心的社会，难度之大前所未有。
当前中国经济正走向一个大拐点。企业大佬们在做什么？王健林和张朝阳一起卖游艇；宗庆后准备去澳洲“养牛”；潘石屹海外扫楼；王石“跟着移民客户”去海外投资；马化腾海外收购。更多老板则选择用脚投票移民海外。
富人与穷人、官人三者关系纠缠了几千年。当前摆在富人面前的选择题是，坚持下去还是一走了之，这是个问题。有人提议给一切贪污受贿的划一条红线，之前的只要吐出来就既往不咎。照此，一切原罪也应既往不咎，大家从新开始。退一万步讲，只要肉烂在锅里都是可以原谅的。要我看，雷政富比那些裸官强，人家300多万愣是没怎么花都烂在了锅里。
既往不咎，因为大家的祖坟在这里。
以无用之事治时代焦虑症
生活方式就是限制方式。你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就是选择了某种限制，无一例外。卢梭早就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20世纪70年代安东尼奥尼（Antonioni）所拍纪录片《中国》，意外为中国保留了那个年代国人生活淡定的一面。倘若这位意大利导演今天再来，会发现中国淡定不再，代之以急急火火的追名逐利。
在《论美国的民主》（1835） 一书中，托克维尔（Tocqueville）用了一章的篇幅述说“为什么富足的美国人常常如此焦躁不安？”“永不知足”同“过高期望”以及“妒嫉”：美国自杀率不高，焦虑症人数却猛增。可见美国梦也有它病态的一面。
今天，美国梦消停了。轮到中国人焦虑了。身份焦虑症中的中国人
陈丹青在一次《新周刊》的“生活方式论坛”上感叹人们的生活总是被“规定”着。所幸，他干了两件无用的事：写文章与画画。所谓艺术家就是能干自己认为爽的事的人。
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人们被闹革命、批判、下乡、回城规定了；在计划体制下，人被粮票、布票、油票等规定了；现在，在商品经济时代，人们又陷入商业集权的规定，被电脑、马桶、空调和手机规定了。陈在现场发问：我们今天谁可以不靠手机过日子，请站起来！
要不就活在被权力规定的生活下，要不就活在被商业规定的生活中。
中国古人被三纲五常规定着，淡定安逸。改革开放前有单位规定着，生老病死有人管。现在没人规定了，那就接受市场经济的苦逼历练吧！
生活方式就是限制方式。你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就是选择了某种限制，无一例外。卢梭早就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相对三纲五常和单位领导，本人宁愿选择被商品经济规定。理由简单，因为有相对的选择的自由（Freedom of choice）。
焦虑是自由的伴随物。当你能相对“自由”地追名逐利时，焦虑即空前增加。《身份的焦虑》（Status Anxiety）的作者阿兰·德波顿（Alan de Botton）提示中国人：新的经济自由使数亿中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
“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不管我们是一帆风顺、步步高升，还是举步维艰、江河日下，都难以摆脱这种烦恼。为何身份的问题会令我们寝食难安呢？原因甚为简单，身份的高低决定了人情冷暖：当我们平步青云时，他人都笑颜逢迎；而一旦被扫地出门，就只落得人走茶凉了。其结果是，我们每个人都唯恐失去身份地位……”
是的，我们每时每刻都被成功人士的故事所包围。传媒、饭桌、颁奖大会，无孔不入地叫嚣：要成功！要成功！
我们能接受一个远在天边的人的成功，却不能接受一个身边的人的晋升或中彩。
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感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到底为了什么呢？被他人注意，被他人关怀，得到他人的同情、赞美和支持。”对人最严厉的惩罚就是把他扔到繁华的大街上却无人关注。
假如“自我”是一个气球，里面装着别人对你的评价，那你就被别人的尊重或鄙视规定了。
对身份地位的渴望，同人类的任何欲望一样，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激发潜能、力争上游、阻止离经叛道的行径。于是你不可避免地患上身份的焦虑症。而做一些“离经叛道的行径”或许正是救赎之道—做些无用之事以治愈时代焦虑症。你有过一个幸福的童年了吗？
关于该不该让孩子做“没用”的事，力挺派认为“没用”的东西最有价值。伟大的艺术都是在“没有用”的情况下诞生的。但多数中国人成长的路径，都是被逼去做那些社会认可的“有用的事”、“正确的事”，我想，这正是这个时代的人不快乐的根源。
逼孩子去学奥数、学英语是“有用的事”，让孩子学会交往、学会合作、学会管理好情绪是“无用的事”，而往往这些看似无用的事却又与孩子的幸福息息相关。
罗素说，参差多态乃幸福的本源。孩子们的生活被格式化为单一的应试教育菜单，你不选择，就被抛到这架庞大的成功机器之外。
国外教育界日益宣扬一个人具有“同理心”的重要：一种能深刻感知和分享他人情绪的能力，所谓感同身受。“同理心”是同情心的前提，被《全新思维》的作者概括为右脑六大能力之一。我以为，微博就是个锻炼人同理心的地方，是对现行教育缺失的一种意外的补偿。90后为何频频被曝发飚？同理心缺乏，从小生活在以我为中心的温室，基本没有机会领教这个真实世界是怎么看他们的。
我可以自豪地说，我领孩子去捉过蛐蛐、钓过鱼，让他们夜晚走过玉米地。但多数时候，为了“培养成人”，经常逼其就社会的范。不打不成材。打儿子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长大可能没出息但有个快乐童年，与长大变成功人士但童年痛苦之间，我倾向于前者，但总有反复。我清楚，这是社会拧巴父母，父母再拧巴孩子。
杨振宁曾寄语年轻的清华校友们：“发现偏好、培养偏好、发展偏好。”他说得没错，人有18种天赋，发现一种你就跳出来了。让艺术系的过英语关，让物理系的过政治关，那是“毁人不倦”。
我读了17年的书，最后发现，90%所学是无用的。你说说，啥是有用的事，啥是无用的事？
《新周刊》鼓励去做无用之事，你可能说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尤其对那些贫家子弟。“我用了18年夜以继日地苦读，才有资格跟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在中国，读书是穷苦阶层改变身份的唯一途径，因为他们无“爹”可拼。赚钱养家，哪有工夫做“无用的事”？
时代正做一个国家崛起、经济腾飞的大局，这个局把所有人夹裹其中—你被胁迫着去追求成功。可我告诉你，当所有人都在苦逼的成功大道上狂奔时，其结果可能是崩溃。假如有可能，停下来做些看似无用之事，笑看风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