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秋，陈若曦在赴美留学之后，就中止了其中文小说的创作（谁知这一中止，竟长达12年）。1965年她在获得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硕士学位之后，1966年便与丈夫经由欧洲赴中国大陆。然而，她回来得太不是时候——恰逢“文化大革命”爆发。在北京、南京蹉跎了七年之后，她于1973年拖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一家四口移居香港。这段非正常时期的非正常经历，对于一心想“报效祖国”的陈若曦及其家人来说，是不幸的；然而对于小说家陈若曦而言，却又不能不说是一种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那些人和事，在她离开大陆之后仍在脑海中萦回不已。“七四年在香港居住时，为排遣胸头的郁闷，才又拾起笔涂鸦，写了几个短篇，收进《尹县长》集里。”陈若曦：《陈若曦自选集·后记》，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年月缺，约为1976年。这些作品均是以“文革”为题材的小说，除《尹县长》之外，包括《晶晶的生日》《值夜》《任秀兰》《耿尔在北京》以及稍晚些时发表的《尼克森的记者团》《老人》《地道》《春迟》等。
陈若曦重新执笔写小说，并不意味着12年前“最后夜戏”的重新粉墨登场，而是意味着对“最推崇写作技巧”的小说写法的改弦易辙。于是，《尹县长》等作品便成为她“力求客观、真实”的代表之作。确实，“文革”中所发生的许多匪夷所思的荒唐事，似乎不需考虑什么“虚构”情节，便可构成一部写实主义小说。因而陈若曦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比之60年代初期的小说，就人物心理的深度以及对女性地位、命运及其生存现状的关注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退步。然而，这些“坚持写实主义”的作品，毕竟确立了作者在文坛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因而对它们的小说技巧之成败得失的考虑，便在其次了。
在这些作品中，作者首先是从人的尊严被践踏、人的本性被扼杀、人的存在被忽视的人道主义立场而不是从女性的地位、命运及其与男性的关系来提出问题、思考问题的，因此，这个时期作品中出现的女性形象，往往扮演着非女性即中性甚至雄性化的角色。最有代表性的自然是那位亲自上门动员辛老师家拆毁晒衣架的居委会主任高嫂（《尼克森的记者团》）。不仅辛老师的丈夫、堂堂七尺须眉闻其声而色变，承认“这个女的我最怕看到”，唯恐避之不及，就连嘴巴不软的辛老师本人，也觉得这是个难缠的角色：
听到高嫂，我的心突地吊了起来，没想到一个晒衣架子竟会劳动高主任亲自找上门来。这高嫂是我们宿舍区的居民委员会主任，本人贫苦出身，丈夫是工人党员。建校以来，她家一直住在宿舍传达室里，专司传达。她四十岁不到，人极是干练，搞宿舍里的阶级斗争，非常拿手，斗起妇女老弱来，威风凛凛的。仗着出身好，她有恃无恐地制造“红色的下一代”，一连生了六个孩子，然而向妇女推行计划生育，劝人打胎时，又振振有词，好像多生一个孩子便是罪恶。书倒没念多少，却天生一张嘴会搬弄词句，声音又尖，话语又苛，哪个妇女都斗不过她，男人更是远远看了就先让她三分。要说“妇女能顶半边天”，我们宿舍的整边天都让她一个人遮盖了去。陈若曦：《尼克森的记者团》，《陈若曦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72页。
在这个除了生育六个孩子外彻头彻尾雄性化的“母大虫”身上，折射出极其丰富的政治、社会和时代的内蕴！也只有“文化大革命”，才会使这个“书倒没念多少”的婆娘，成为男男女女见了都害怕的政治动物。然而，生活中毕竟并不全都是高嫂那种畸形的政治动物，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种非人道、非人性的非正常时期，也毕竟还是有作为“男人的一半”的女人存在。无论是在“四五”期间去天安门凭吊周恩来、声讨“四人帮”而后遭到告发、被迫写“交待”的老人之妻，她亲手为光了一只脚回来的老伴纳鞋底的行动，无声地却是有力地表达了对丈夫的精神支持陈若曦：《老人》，《老人》，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还是虽离过婚且相貌平平，但为人谦和、心地善良的李妹，正是她的出现，使心灰意冷的洪师傅真正感受到了女人的爱，以致最后他俩被误关在地道中双双毙命，仍然留下了以血书写的“我们相爱，不是自杀”的爱情宣言《地道》最初发表于1977年11月的台湾《联合报·副刊》，结尾如此。后作者听从白先勇先生的意见，在结集时对结尾作了修改，删去此“血书”。本文仍取最初的版本之结尾。。
然而，在陈若曦那些以“文化大革命”为题材的小说中，实在极少写得生动传神而又富于女性魅力的人物形象，那几位以作者自身经历、感受为原型的知识女性，如《晶晶的生日》中的文老师、《任秀兰》中的陈老师、《尼克森的记者团》中的辛老师等，都算不上是血肉丰满、形神兼备的女性形象。唯一的例外倒是《查户口》中那位落难的尤物——因偷汉而被周遭的人们骂为“妖精”的“潘金莲”——彭玉莲。这个女性气息十足的人物的出现，无疑给陈若曦那些硬邦邦而又色彩灰暗的“文化大革命”小说添加了一抹柔亮而又缤纷斑斓的油彩。
这是个绝不与周围人们相混淆的抢眼的女人。在这篇题目显得相当政治化的小说中，作者恰恰显示了作为女性作家而对一个女人的形体、神情、穿着等观察的细致入微。例如，对彭玉莲形体、神情之迷人的描写：
说来彭玉莲并非什么美人，个子生得很矮小，不过她善于保养，注重穿着，身材总显得很匀称；特别是胸部，高低起伏，曲线突出，越发引人注目了。她的头发一向找鼓楼的一家大理发店修剪吹风，一样的短发齐耳，但她的总是蓬松有致，显得与众不同，女孩子们都管那叫海派头。皮肤黑黑的，鼻子微塌，一张大脸像圆盘，与她矮小的身材颇不相称；然而一双眼睛却生得又大又亮，且富于表情，顾盼之间，似有种种风情，男人瞧着，觉得扑朔迷离，很多女人自然是又嫉又恨了。陈若曦：《查户口》，《尹县长》，台北：远景出版社，1976年3月，第61－62页。收入《陈若曦集》中的《查户口》，文字略有改动。
然而，这位被她周围的常主任、施奶奶们视为“眼中钉”的“妖精”，不仅敢在穿着打扮上标新立异地显示其女性本色，在男女关系上也敢作敢为，以致成为常主任、施奶奶们虎视眈眈的“捉奸”对象；但同时，作为“老右派”“老运动员”冷子宣的妻子，她不仅没有与常年在五七干校当“劳动常委”、未老先衰的丈夫“划清界限”，提出离婚，甚至“偷汉”的原因，也是想帮丈夫的忙。如当初与马书记来往“是为了给冷子宣摘掉右派的帽子”，而最后“捉奸”未遂的结果，却真的使丈夫脱离了五七农场而回校教书。因此，在彭玉莲身上，呈现出了相当复杂的既是人性的也是女性的内涵，使人想起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那些既让丈夫戴上绿帽子又让丈夫把银钱带回家的船上的女人（如《丈夫》等）。对于彭玉莲这样的女人，作者并未在小说中对其作出简单的道德评判和道义谴责，而是从女性作者的立场出发，对她的“与众不同”乃至与人通奸都给予了与周围那些嘁嘁喳喳、专等着看她当众出丑的婆婆妈妈们截然不同的宽容与谅解，这从那位不得不奉命“监视”彭玉莲的“我”的态度上便可一目了然：“我除非吃饱饭没事干，才管这种闲事！”
可以说，正是由于刻画了彭玉莲这样一位“与众不同”的女性形象，使得《查户口》在作者所有的“文革”题材小说中显得别具一格。值得注意的是，此篇在写到她与丈夫冷子宣的夫妻关系时，也并未出现司空见惯的反目争吵甚至大打出手的戏剧性场面。冷子宣在得知妻子对己不忠的实情之后，也只是淡然地说：“如果彭玉莲要离婚，我随时答应，我自己绝不提出。”这句话中显然含有对自己长年在外当“劳动常委”而使妻子独守空房的歉疚与谅解。正因为这样，当他回到家那天，“彭玉莲满面春风地拎了一只老母鸡回家，拔鸡毛时嘴里还哼着曲子。邻居们竖长了耳朵听，可是到天亮也没听见一句吵嘴的声音”。
这里似乎蕴涵着作者对夫妻关系的一种新的理解，即婚姻并不仅仅是一种两性关系的契约，更不应该只是对女人的贞操产生约束，尽管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种非人性的非正常环境之下，“落难的尤物”也在两性关系中表现出了某种自在的心态，虽然她不敢明目张胆地违抗半夜三更穿堂入室的“查户口”。
活剧纪实：“自立的主妇”
1979年，陈若曦应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之聘，全家由加拿大移居美国。此时，中国大陆历时十年之久的“文革”已经结束，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此后，陈若曦作为海内外著名的作家，其影响力已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她不断应邀回大陆或台湾访问、演讲，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展，生活的内容逐渐丰富，接触的人（其中既有名人，也有普通人）越来越广泛。于是，我们在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小说中所见到的画面便显得驳杂斑斓起来。撇开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数部长篇小说，如《突围》《远见》《二胡》《纸婚》不谈，即便在她的短篇小说中，人物的生活空间及其经历的事件显然比她早期小说与“文革”小说要广阔和丰富许多。
值得注意的是，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短篇小说，差不多都围绕着女主人公或在美国，或在台湾、香港遇到的不顺心的麻烦事来铺陈情节，展开对话。陈若曦的小说，从来也没有像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作品那样重视华人妇女在异国他乡所面临的种种困扰。如《素月的除夕》，写的是中年妇女素月，为了送两个儿子到美国念中学，本来的计划是，“等孩子们习惯安定下来，她便返台”，以便夫妻团聚。可人到了美国，才发现完全行不通，“把个十三和十五岁的小孩丢在美国，没有大人在旁督促，她怎么也放心不下”，因而只得滞留在美国，一方面挂念台湾的多病的丈夫，同时又整日提心吊胆，唯恐自己的观光签证期满不能再延成为非法居留的“黑户口”。尽管美国的“蓝天如洗”，她却“只感到混乱和空虚”。再如《不认输两万元的话》中的老年妇女柯太太，当初为了来美和儿子团聚，“倾家荡产”才买下柏克莱的一栋公寓。不料抵美后儿子死于车祸，媳妇带着孙子改了嫁。于是她想卖掉公寓筹一笔养老金返台安度晚年。谁知台币升值而美元贬值，当初买下的公寓，十年后连本钱都不值。但如果不出卖的话，柯太太又面临着房客“合法”却不合理的荒唐要求和添人增丁的种种麻烦。所以她除了忍痛“认输两万（美）元”卖掉公寓外，别无选择陈若曦：《不认输两万元的话》，《王左的悲哀》，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5年1月版，第119－128页。。这两篇小说，十分细腻地表明了台湾赴美的中、老年妇女在生活中所面临的困境。
然而，严格说来，像上述的《素月的除夕》《不认输两万元的话》以及写大陆赴美女留学生被骗而惨遭杀害的《到底错在哪里？》等作品，实际上并未表现出多少“女性意识”，正如一位女学者所指出的，“表现妇女意识的作品，作为一个独立范畴，当然是以性别在文艺创作中的烙印为前提的；而性别在文学中的影响与作用，……又是以男性和女性社会存在的不平等、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为前提的”朱虹：《妇女文学——广阔的天地》，载《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因此，这几篇小说虽然都是以女性人物作为其主人公，但反映的只不过是台湾的或大陆的中国人赴美后的遭遇与不幸罢了，即使将其中的性别角色转换一下，这些问题（经济的或是种族的）也依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