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作品
1962年
《奇妙的云》（莎冈原作），台北，学生书局。
短篇小说集
1976年
《尹县长》，台北，远景出版社；《陈若曦自选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1978年
《老人》，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1981年
《城里城外》，台北，时报出版公司；香港，八方出版社。
1983年
《城里城外》，香港，天地图书公司；《陈若曦小说选》，北京，广播出版社。
1985年
《陈若曦中短篇小说选》，福州，海峡出版社。
1989年
《贵州女人》，台北，远流出版社；香港，香江出版社。
1993年
《走出细雨蒙蒙》，香港，勤十缘出版社；《陈若曦集》，台北前卫出版社。
1995年
《王左的悲哀》，台北，远流出版社。
1996年
《妈妈寂寞》，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贵州女人》（中短篇选集），北京时事出版社。
1998年
《女儿的家》，台北，探索出版社。
1999年
《清水婶回家》（选集），台北，骆驼出版社。
2000年
《完美丈夫的秘密》，台北，九歌出版社。
长篇小说集
1978年
《归》，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香港，明窗出版社。
1983年
《突围》，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香港，三联书店；北京，友谊出版公司。
1984年
《远见》，台北，远景出版社；《二胡》，台北，敦理出版社。
1985年
《远见》，北京，友谊出版公司。
1986年
《二胡》，香港，三联书店；《纸婚》，台北，自立晚报社。
1987年
《二胡》，北京，友谊出版公司；《纸婚》，香港，三联书店；《纸婚》，北京，文联出版公司。
1988年
《远见》，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6年
《纸婚》，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年
《慧心莲》，台北，九歌出版社。
散文集
1979年
《文革杂忆》，台北，洪范出版社。
1981年
《生活随笔》，台北，时报出版社。
1983年
《无聊才读书》，香港，天地图书公司。
1987年
《天然生出的花朵》，天津，百花出版社。
1988年
《草原行》，台北，时报出版社。
1989年
《西藏行》，香港，香江出版社；《青藏高原的诱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香港博益出版社。
1993年
《柏克莱传真》，香港，勤十缘出版社；《柏克莱邮简》，香港天地图书公司。
1996年
《域外传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我们那一代台大人》（选集），台北县立文化中心；《慈济人间咮》，台北远流出版社。
1999年
《打造桃花源》，台北，台明文化出版社；《归去来》，台北探索出版社。
2000年
《生命的轨迹》，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第六章 从“不幸的夏娃”到“自觉的信女”——论陈若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钱虹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陈若曦无疑是一位“社会意识强烈”的作家，并且引用她自己的话说，一直“与政治难分难舍”陈若曦：《速说四十六年》，《天然生出的花枝》，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281页。。她虽然很早就开始写小说，如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发表于台湾《文学杂志》和《现代文学》上的《钦之舅舅》《灰眼黑猫》《巴里的旅程》《辛庄》《最后夜戏》《妇人桃花》等等，但当时并未引起文坛与评论界的很大反响后来这些早期小说，是在《尹县长》《耿尔在北京》等“文革”小说引起轰动之后，于1976年才结集出版的，见《陈若曦自选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年月缺，约为1976年。。真正使她声名鹊起、享誉文坛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首次以小说的形式向外界披露“文革”内幕的《尹县长》《耿尔在北京》等作品。此后，陈若曦一改她“年轻时最推崇写作技巧”的小说写法，“但求言之有物，用朴实的文字叙述朴实的人物，为他们的遭遇和苦闷作些披露和抗议”陈若曦：《陈若曦自选集·后记》，《陈若曦自选集》，第235页。，成为“坚持写实主义道路，为文主张言之有物，也推崇民族和社会使命感强烈的作家”转引自《陈若曦印象》，载《台港文学选刊》，1994年第12期，第56页。，人们无论是推崇她、赞扬她，或是研究她、批评她，甚至围剿她，往往都基于同一个理由：社会意识强烈和触及现实政治。正如一位评论者所指出的，“陈若曦的小说向来亦步亦趋地随着整个现实政治社会局势而发展（可以说她走过哪里，故事就发生到哪里），反映出身处每一个特殊阶段的各种人物正在酝酿或已展现的生命形态”，因而，人们看陈若曦的小说，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忽略”作者是一位女性作家，而将“《尹县长》《耿尔在北京》《地道》等男性或中性观点的处理”吴达芸：《自主与成全——论陈若曦小说中的女性意识》，《陈若曦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58页。来评价其整个小说创作。
这无疑是一种误解。照笔者看来，虽然作家的性别不应该也无必要成为判断其作品优劣、高低的标准，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女强人比比皆是并层出不穷的社会中。然而，心理学所揭示的男人与女人在观察世界、反映事物的用脑方式、心理特点方面的某些差异，注定了男女作家在描述现实、刻画人物以及观察角度和写作方法诸方面的某些差异，尽管这种差异有时显得十分细微、似有若无，但实际上还是一种客观存在。就这一点来说，笔者常常感到，人们仅仅把陈若曦当成一位政治意识强烈的作家，而并未意识到她同时也是一位关注女性命运、生存现状和生活方式的女作家，实在是一种误会。虽然她的小说并不像20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苏青那样专注于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也不像80年代的李昂那样高扬起“新女性主义”的猎猎旗帜。其实，从陈若曦的以描写妇女生活、探讨女性命运及其生存现状为主的数十篇小说中，亦不难看出她的“女性意识”。
悲剧命题：“不幸的夏娃”
平心而论，陈若曦描写妇女生活、探讨女性命运的数十篇小说，无论在写作技巧，还是在思想深度等方面，其艺术水准方面的参差不齐，都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似乎并不影响我们对她笔下的人物形象的认识。其中最早的旧作《灰眼黑猫》，发表于1959年3月出版的台湾《文学杂志》；而最近的长篇《慧心莲》，则为2001年2月最新出炉之作。从1959年至2001年，时间跨度长达42年。42年自然并非弹指一挥间，其间不仅作者的经验、阅历和世界观、人生观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其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也有了明显的变化。概括而言，笔者以为，从20世纪50年代末的《灰眼黑猫》到21世纪初的《慧心莲》，陈若曦笔下的女性形象，大体上经历了从“不幸的夏娃”到“落难的尤物”再到“自立的主妇”和“自觉的信女”这样几个既是社会历史的也是女性心理的变化阶段。
第一阶段：“不幸的夏娃”，自然是指作者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创作的《灰眼黑猫》《最后夜戏》《妇人桃花》《邀晤》《乔琪》等短篇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这些女性形象，按其身份、受教育程度而言，大致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都市中的知识女性，如《乔琪》中的乔琪及其母亲、《邀晤》中的仰慈；另一类则是社会下层的各种妇女，如《灰眼黑猫》中的文姐、《最后夜戏》中的金喜仔、《妇人桃花》中的桃花等。实际上，后来陈若曦笔下的女性形象，也一直未超出这两类人物的范畴，只不过后一类妇女大都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妇女而已。从这些短篇小说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而言，虽然她们的身份、性格、地位以及文化程度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却是不约而同，即命运的不幸。无论是被父母之命误嫁朱家而受尽折磨以致发疯早逝的文姐（《灰眼黑猫》），还是随着歌仔戏的没落而不得不骨肉分离的金喜仔（《最后夜戏》）；无论是始乱终弃、阴阳隔绝以致被死鬼缠身的桃花（《妇人桃花》），还是大学刚毕业，就随母亲和媒人一次次相亲，为的是“好好地结个婚”的仰慈（《邀晤》），可以说，在主宰自己的婚姻、命运和前途方面，这些女子无一是幸运者。
社会、历史、环境、封建习俗和婚姻制度所造成的女子的悲剧，正如作者借《灰眼黑猫》中文姐的好友阿蒂之口所说：“想到她的悲剧，我不禁深深怀疑我们现在的风俗与制度。在大都市里的人一定不会想到封建的残余在这穷乡僻壤仍有这么大的势力吧！”被视为“不祥之物”的文姐死了，尸体连婆家的大门都不让进去，令人想起林海音《金鲤鱼的百褶裙》中那个身份卑微的收房丫头死后的相同遭遇。然而，陈若曦笔下的“灰眼黑猫”显然不仅仅是一种迷信，而是一种象征。小说一开头就预示了一句谶语：“在我们乡下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灰眼的黑猫是厄运的化身，常与死亡同时降临。”因而，当童年时代的文姐偶然把风筝线套上小猫头颈之时，她的厄运就已被注定，成为一个无法拆解的“死结”。这篇小说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那种令人不可捉摸的神秘感，而在于对造成文姐之不幸命运的“主宰”的诅咒，于是我们听到了作者借阿蒂之口发出的强烈呼问：“一想到文姐，我不觉深深诅咒所谓的命运，我奇怪难道真没有人逃出命运的安排？果真有命运，谁是主宰呢？”
曾经有过女人想跟命运抗衡，例如《最后夜戏》中的金喜仔。对于自己的亲生儿子阿宝，算命的说这孩子天生的“过继命”，不送给别人恐怕养不大，她竟摇头说：“我不信！”然而，在歌仔戏日趋没落、观众日减的残酷的生存现实面前，她实在无法两全：
啊，让荷花收养吧，她的决心开始摇动。抚养阿宝的艰苦一下子全浮上脑海。她愿意为孩子牺牲一切，只要保有他；也就是为这一点决心，她放弃一次嫁人做续弦的机会，失去观众的爱戴……可是，这一切似乎只换来更悲惨的结果。她简直不敢想象，一闭上眼，一个徘徊赌窟的吸毒流氓的模样便呼之欲出。这便是我的孩子的将来？这念头令她颤抖。她尝试戒毒的，为了阿宝，在坐月子的时候痛苦了好几次，但从不曾成功过。为了生活，她要不断地上台。在这个歌仔戏没落的时候，戏旦已经远非昔比了。十年前，旦角由她挑，唱一台戏的收入可以吃喝一个月；现在老板只要不满意，可以随时解雇她。她早已看出这个连环锁：生存，吸毒，生存……它紧紧锁住了她，再也逃不掉 。陈若曦：《最后夜戏》，《陈若曦自选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年月缺，约为1976年，第149－150页。
所以，等待金喜仔的最后命运，还是骨肉分离，把亲生儿子送人，否则她就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如果说，文姐、金喜仔的不幸命运，基本上是时代、习俗、环境和社会现实给生活于乡村的下层妇女带来不幸的命运的话，那么，乔琪的不幸命运，则来自其母亲在与其父亲的婚姻破裂后所产生的对前夫的仇视、憎恨的报复心理的后遗症。表面看来，乔琪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与文姐、金喜仔截然不同，她生活在一个吃穿不愁的富裕之家，经常受到母亲嘘寒问暖、无微不至的关爱，又有陆成一这样死心塌地的追求者，不像仰慈那样大学刚毕业就一次次“邀晤”，为的是“好好地结个婚”陈若曦：《邀晤》，《陈若曦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2页。。她大学刚毕业便准备飞向新大陆留学深造，实在是人人羡慕的幸运儿。
然而，随着小说对其内心世界的层层披露，我们逐渐明白了这个患有自恋症与“世纪病”的年轻女孩的全部不幸。原来，她并不幸运，15年前父母离异、母亲再嫁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她，使她无论在家中还是在人群中都备感孤独与寂寞。就在她翌日飞赴新大陆的前夜，她也“丝毫感觉不到喜悦”，“有的只是困惑和莫名的踌躇”。小说中几次浮现出她儿时“孤独得仿佛被遗弃在旷野里”，“最难挨的寂寞，斩之不尽，驱之不去，像埋伏的奇兵，随时都可来袭”的记忆画面。正是这样一种挥之不去、招之即来的痛苦不堪的儿时记忆，造成了乔琪日后许多非理性的冲动与“神经质”的任性。为了急于“摆脱这个家，摆脱台北这个小地方”，她甚至不惜嫁给一个“当然不爱”的四十岁男人，仅仅因为“他是外交官的秘书，可以出国”而已。当其婚礼被迫取消之后，她的“神经质，带着悲剧性”的“疯狂”发泄到了极点。
事实上，小说中有着“神经质，带着悲剧性”的女性又何止乔琪一人呢？她的母亲，其内心实在比她的女儿更加痛苦不堪，只是平日不像女儿那样容易随时发作罢了。小说的真正高潮是在女儿接到生父（她的前夫）的电报，希望她赴美“经东京祈下机一晤至祈至盼”之后，平日温柔体贴、百依百顺的母亲一反常态，蛮不讲理地要求女儿“不要下飞机”，“不要去看他”，女儿哀求道：
“——妈咪……我们只是见一面，十五年只见一面呀！”
“——啊！天罚你！”
她愤怒地叫起来，狠力把我推开。我跌坐在床上，惊惧地瞧着她。妈咪，她从来不像这样呀！捏紧着拳头，似乎准备扑上来火拼，脸上的肌肉扭曲起来，嘴角歪向一边，眼眶喷出炽烈的、怨恨的火焰，既凶狠又恶毒，并且浑身剧烈地颤抖着。
“——你们合力对付我！你们……安琪、安琪，你这没良心的孩子，他会对你多好？十五年前，他根本不要我们！你那天杀的父亲……毁灭了我的爱情……现在又来抢我的孩子……呵，我憎恨你！我永远憎恨你！别永远得意，我不相信我会永远失败！听着，我决不放弃，我宁肯，呵，我宁肯……宁肯杀了你，也不愿意让他抢去！”陈若曦：《乔琪》，《陈若曦自选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年月缺，约为1976年，第135－136页。
正是在这个充满紧张感的戏剧性场景中，作者写出了一个女人在婚姻破裂之后对男人产生的极端仇视、憎恨甚至不无歇斯底里的报复心理。这里虽未竖起女性主义的旗帜，却埋伏着日后“杀夫”的心理动机。因此，在陈若曦迄今为止的所有小说中，《乔琪》无疑是女性主义意识表现得最为明显也最为强烈的一篇。它不仅反映了父母离异对于一个九岁女孩的心灵戕害及其恶劣后果，而且揭示了婚姻破裂带给母女两代人的幻灭感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自我毁灭的命运悲剧。
这是一个相当深刻的悲剧命题，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台湾女性文学作品中，是十分罕见的。可惜的是，陈若曦很快就自动放弃了这种对人性弱点的拷问与女性心理的透析的艺术追求，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笔者以为，她后来的许多小说，包括享誉文坛的《尹县长》《耿尔在北京》等等，就其对人物心理的探究和分析之深度而言，没有一篇能超过《乔琪》。
谐剧人物：“落难的尤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