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贵族统治是在战争中诞生的，也只为了战争而诞生；它通过武力获取权力，也利用武力维持这个权力。因此，除开武夫的蛮勇之外，封建贵族统治并无更重要的东西值得一提。有鉴于此，很自然地人们就把勇气放在一切美德之上。勇气的任何一种流露，哪怕是以牺牲常识和人性为代价，也都会因此而得到许可，而且经常还因为那个时代的风范而成为非做不可的事情。个人的奇特想法仅仅能改变成这个制度的细节。
男子应该把别人拍打自己的脸颊当作不可忍受的侮辱，并应感到非单打独斗杀死拍脸的那人不可，这是并非强制的规定，但是，贵族却不能安然无恙地忍受这样的侮辱，他必须打斗——这是出自尚武的贵族统治的基本原则和需求而产生的结果。
在流行于美国人当中的很多看法当中，人们仍然能找到一些散乱的概念，全都是从老式的欧洲贵族荣誉观脱胎而来的，但是，这些看法并无深厚的根基，也没有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这就跟一种宗教一样，庙宇尽管去盖，尽管可以留下来，但再也没有人去信那种教了。
在这些差不多就要消亡外来荣誉感当中，一些新的看法渐渐形成，这就是构成可以称为当代美国荣誉感的东西。
我已经向大家说明美国人如何连续不断地趋向贸易与产业。他们的起源、社会条件、政治构成，甚至他们生活的那片土地，一直都在不可抵挡地迫使他们朝这个方向发展。因此，他们现在形成了几乎排它的产业和贸易社会，这些分门别类的社会群体散布在巨大的国土上，而国土的利用也就是他们最主要的利益所在。这才是最有特征的地方，它使美国人与其他大部分国家有所不同。
但是，所有这些骚动的德行却在同一个民族的公共看法中被人看轻，因为它们时而给社会带来荣誉感，时而却引起很大的社会麻烦。人们可以看不起这些德行而不丧失同胞的尊敬，而如果获取这些德行，人们却有失去同胞尊重的风险。
美国和欧洲中世纪的荣誉观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两者都将勇气看作是第一美德，并视其为一个男子最大的道德必需。但是，两种概念在看待勇气方面却有不同的角度。
在美利坚合众国，武夫蛮勇很少为人看重，最知名和最为人所理解的那一类勇气是让一个男子与海洋的风浪搏斗，并以较快速度到达对岸的那种，还有在荒野和孤独之中忍受生活供给品的匮乏而毫无怨言的勇气，因为这样的匮乏和孤独较任何一种缺失都更难以忍受。再就是一个男子辛辛苦苦挣到一大笔钱却突然损失得一干二净时，面对差不多要发疯的情绪，立即开始寻找新的办法赚钱的勇气。主要是这一类的勇气才保存了美国社会，并使美国繁荣昌盛的，因此，他们都特别尊重这份勇气，给予它很高的荣誉。如果谁显露出缺乏这样的勇气，那就是莫大的耻辱。
在美国，我有时候见到这样一些年轻人，他们在气质上不适合做任何不舒服的工作，但却又被迫去找一份工作来做。他们的性格和财富本可以让他们什么都不用做的，但是，公众的看法会专横地禁止这种行为，因此必须遵守。但在一些欧洲国家，一些贵族虽然仍然在拼命挣扎，随波逐流，但是，我常常看见这样一些人，他们的需求和倾向本来总要他们采取行动的，但最后还是闲着什么都不干，这样就不至于在同代人面前失去脸面，他们觉得无聊和不舒服比去工作更易于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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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美国有理想的人多，而有崇高理想的人却少？
摘自亚历克西·德·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在美国，最令人吃惊的一件事情是，有数不清的人总想脱离他们原来的社会境况，其次是，在一个所有人都雄心勃勃的国土上，却很少看到有什么人心怀远大理想的。每一个美国人都为出人头地的欲望所吞噬，但他们当中很少有人志在高远。所有人总在极力获取财富、名声和权势，但很少有人从大处着想。初一看，这样的事情令人惊讶，因为美国的道德和法律当中都没有明显的阻碍因素对这种勃勃野心加以限制，或阻止这样的雄心四处泛滥。
争取生活状况的平等看来很难成为这种奇怪现象的有力解释。因为，当这样的平等最初在法国达至平等时，结果却再次引发了几乎无限制的个人野心。不过我觉得，我们也许能找到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社会状况以及美国人的民主心态。
每一种革命都会引发男人的雄心，这在推翻了贵族统治的一场革命当中尤其真实。
当以前阻挡住众人获取名声和权力的种种障碍突然间被拆除时，就会产生一股强烈的冲动，人们会朝长期以来可望而不可求，但终于有希望拼死一搏的权力高处攀爬。在这第一次成功的得意中，对大家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企及的。不仅仅人的欲望没有限制，而且，满足自己的权力看来也没有限制。习俗和法律突然问发生了普遍和突然的变革，所有人和所有的规则都陷入庞大的一场混乱之中，凡夫俗子起伏跌宕，朝为臣子，夕为平民，权力易手频繁，没有人应该为权力的更替而绝望。
重要的是还必须记住，摧毁贵族统治的人曾在贵族统治的法律之下生存，他们看到过它的辉煌，因此也会在无意中吸收贵族统治下酝酿的感情和想法。因此，当贵族统治解体时，它的精髓会继续笼罩在民众的头上，而且在贵族统治被摧毁的很久以后，它的本能仍然会保持很长时间。
因此，在民主革命持续期间，雄心会保留在很大的规模上。但是，等民主革命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事情就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
对于亲眼目击的重大事情，人类通常不会很快就忘记，革命唤起的激情并不会在革命结束的时候完成消失。安逸的成功生活的希望会在产生成功的命运之轮奇特的转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大规模的渴望仍然留存着，不过满足这种渴望的方法却日渐减少。人们仍然渴望巨大的财富，虽然这样的财富事实上越来越少，不管在哪个领域里，都有很多忧心忡忡的人，他们被勃勃的野心和不断受挫的打击弄得精疲力竭。
但天长日久，那场战斗最后的一些残迹终于消失，贵族统治的残余寿终正寝。伴随其没落的重大事件慢慢为人所遗忘。战争过后，和平到来，新世界重新恢复秩序。人的渴望再次跟能借重的方法配成比例。需求、想法和感觉再次体会到极限的意义，人们找到了自己相称的位置，民主社会最终确立。
在我们观察一个进入持久和正常状态的民主社会时，看来它跟我们刚刚在考察的那个情景极不相同。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当生活境况处在平等化的过程中时，远大的雄心会膨胀起来，但是，这样的特点在平等成为一项事实之后便会消失。
财富被分割了，教育延伸及大多数人，之后，没有人被绝对地剥夺受教育的权利，也没有人被剥夺获取财富的权利。当这两项权利和社会等级都被取消，人们拆除了使自己动弹不得的束缚之后，进步的想法就自然而然地进入每个人的脑海。欲望会再次膨胀，人人都想出人头地，所有人都希望放弃以前的社会地位。雄心成为弥漫全社会的主导思潮。
但是，虽然平等给每个公民都提供了新的资源，但它也阻止人们获取更大规模的资源，因为这个原因，欲望必须限制在相当狭窄的范围之内。这样一来，在民主政体内，雄心既急切又常新不断，但总体来说，看上去都不是志在高远。从绝大多数情况看，人生就是在可以伸及的范围内急迫地获取较小的战利品。
使民主政体中的人们远离崇高理想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想守住他们少量财富的愿望，倒不如说是想增大财富而必需要的经常不断和艰辛的操持。他们绞尽脑汁，得到的却是琐碎细小的结果，而这些支离破碎的结果很快和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他们的眼光，并使其能力套上了枷锁。他们越穷其上进之心越强。
在这样的民主政体当中，少数富有者也不能构成这个定律当中的例外。一个凭一己力量慢慢获取财富和权力的人，在那样耐心的爬升过程中，也会染上审慎和克制的习惯，这些都不是他在以后能够轻易抖落的。一个人的思想不可能跟一幢房子一样眨眼间就盖好，必须有很长的时间来培养。
像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子孙也是一样。的确，他们也许出身高贵，但他们的父辈却是低下之人。他们在其中成长的感情和思想是以后很难逃脱的。人们不妨假定他们能继承父辈的直觉和财富。
另外一方面，人们还会发现一个贫穷的贵族后代倒显出极大的雄心，因为对他的种族来说属于传统的看法和他的等级精神，在某些时候会使他具有超过他实际的财富的雄心。
民主时代的人，如果希望实现伟大的理想，他们会受到另外一种阻碍，那就是，在他们进入一个有能力进行这类事情的位置时，大量的时间已经过去。帕斯卡说：“做高贵者是有很大优势的，因为这会使一个人在18或20岁的时候就走在前列了，否则，他可能要等到50岁才能得到同样的机会，这就是说，这高贵者得了30年的便利。”在一个民主政体当中，有雄心的人一般得不到这30年的便利。平等虽然允许任何人去实现任何一个目标，但也阻止一个人很快实现那个目标。
在民主社会里，就跟在别的任何一种制度下一样，只有少数有幸的人才能成功。因为通往这个目标的职业生涯是不分区别地向任何人敞开的，每个人的进步因此就变得很慢。如果所有竞争者看来多少都是一样的，那么，要在这些人之间进行任何一种选择而又不违反平等的原则都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平等是民主社会的最高法则，我们能够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就是让他们都以同样的速度前进，并且让他们经历同样的测试。
因此一来，当人彼此越来越像，而平等的原则已经慢慢渗入这个国家的体制和办事方式中去时，进步的规则就更僵化了，也会使进步本身速度更慢。要很快进入有重要意义的位置就越来越难。
出自对于特权的仇恨和选择的尴尬，所有人，不管他们的能力大小，最终都被迫挤过同一只筛子，他们全都没有区别地被迫通过很多小型预选测试，耗尽他们的青春，窒息他们的想象力。因此，他们终于弃绝享受所能提供的所有美好事物的想法，等他们最终达到一个可以做点非同寻常的事情的位置时，想这么做的欲望已经远离了他们。
在中国，人们花费极大精力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维持平等，任何人从一地调任另一地官员都必须首先通过考试。他的仕官生涯随时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考试，现在，这种想法已经深深植根于这个民族的礼仪之中。我记得自己读过一本中国小说，里面的主人翁历经磨难后终于有机会通过了考试，因此而感动了他的情人。高尚的理想很少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得以呼吸。
关于政治而说过的一些话，在别的一切事情上面也可以应用。平等在各处导致同样的结果。哪怕在没有法律管制与约束进步的地方，竞争也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因此，较大和快速的进步在羽翼丰满的民主政体里是较少见的。此类事件是总体规律当中的例外。他们的独特性本身就使人容易忘记这种事情的发生是如何的罕见。
民主政体里的居民的确也在最后了解所有的事实。他们的确在很长时期内喜欢这一点：虽然法律在他们面前打开了一片不受限制的田野，虽然所有人都能在那里取得一些进步，但是，没有人敢自夸他的进步是很快的。他们看到无穷多的小小的中间障碍必须慢慢地予以克服，这些障碍就夹在这些人与终极欲望的伟大目标之间。因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会对雄心产生束缚作用，并打消人们的理想。因此，他们会放弃遥不可及和值得怀疑的希望，情愿寻找不那么高不可及但比较容易得到的快乐。没有一项法律遮挡他们的视野，但他们这么做完全是出于自身的原因。
我曾说过，崇高理想在民主政体中较之在贵族统治下比较少见。我还必须补充，尽管有那么多天然的障碍，但当这种理想出现的时候，它们就会呈现出另外的面孔。
在贵族统治之下，职业生涯的前程往往是远大的，但里面的范围早已规定好了。在民主政体当中，志向的行动领域通常很狭窄，但一旦这些狭窄的边界被通过，那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住它了。因为人是软弱的，彼此隔离的，也是可以更换的，也因为先例没有什么力量，法律不能持久，对革新的抵抗就是半心半意的，社会的经纬从来也不能编织得那么紧密而结实。结果，有雄心的男子一旦攫取权力，他们就会认为自己可以斗胆什么都于。当权力从他们的手上夺走时，他们的思想立即就转移到推翻国家以重新夺回权力。
这就使重大的政治理想带上了暴力和革命的色彩，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贵族统治中很少见的。
有很多不足挂齿但非常合理的欲望存在，一些较高和控制不好的理想会从中生发出来——这在民主政体中是较为常见的一种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人们很难找到既有尺度，克制但志向高远的理想。
我曾在别处说明，平等通过隐秘的手段使对于物质享受的激情和对于即刻实现的快乐的极大兴趣主宰了人类的心灵。来源不同的这些本能与野心混在一处，因此理想也就带上了这些本能的色彩。
我觉得，在民主政体下，有野心的人相对别的很多国家的人来说较少关心后代的利益和评判。现实的一切完全占据了他们的心，并吸纳了他们。他们在极短时期内完成极大的工程，目的是要竖起历时长久的纪念碑。他们更喜欢成功而较少操心个人荣誉。他们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尤其是服从。他们最想要的是权力。他们的礼仪差不多总是落后于社会地位的上升。结果，庸俗不堪的品位时常跟繁荣昌盛的欢庆混在一起，而且看起来，他们爬上权力顶峰的惟一目的就是要较为容易地满足琐碎和粗俗的胃口。
我觉得，今天尤其有必要清除人的野心，应该对它加以控制，让它保持适度的比例，但是，如果我们想饿死它，或者毫无理智地困死它，那将是十分危险的。我们要完成的任务就是提前给它施加一些限制，让他们无法超出边界。但是，我们应该非常小心，不要在允许的范围内阻挡它的自由能量。
我承认，我相信民主社会所要担心的，与其说是大胆妄为，倒不如说是目标的不足取。最让我担心的是这样一种危险：在所有持续不断和屑小的考虑，比如私人生活当中，雄心会失去其力量和伟大崇高，人类的激情会变得越来越温顺，同时更为低下，结果是，社会的进步会一天天更为安静，一天天较少刺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