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然是被逼入羞愧境地的我关于小说写作的内反省。从当年文坛上关于各种主义和流派的气氛活跃的争论里退入小说创作的原始意义的反省，就变得单纯明晰起来。作家之所以写作，就是要把自己关于现实和历史的体验用一种自以为美妙的艺术形式表述出来，与读者进行交流。这种体验从生活层面的体验进入到更深一层的生命层面的体验，而表述的形式也是由艺术的表现和艺术的体验显示着差异的。无论生活体验抑或生命体验，致命的是它的独特性，是唯独自己从现实生活历史生活以及自身经历中所产生的独有的体验。独有的体验注定了体验的独特性和独到之处，从根本上就注定了某部(篇)作品的独立个性，自然不会重复别人也不会重复自己，这是中外古今作家的所有杰出著作的最根本的成因。读者为什么要读小说？现代娱乐方式的丰富和便捷为什么不能取代小说？通俗的畅销书且不说它，意蕴深刻的雅文学中的小说杰作同样以几十万几百万册的数量发行销售，而且以多种文字翻译传播到各个国家和不同习性的民族之中。人们阅读小说，就是要享受电影电视所感受不到的文字的乐趣，通过阅读验证自己的生活体验，领悟自己尚未领悟到的属于作家的独到的体验。如果说作家的体验是肤浅的，甚至低下于读者的体验，读者为什么要读这样的小说呢？读者的拒绝阅读，自然是作家的悲哀，因为作家写作的原本意义——与读者的交流无法完成。
作家靠独特的体验(生活的生命的和艺术的)创作小说，读者才是作品存活的土壤。从这个意义上反省，我终于从《四妹子》自销的羞愧境地重新爬出，重新审视案头正在操作着的《白》稿，审视《白》的全部构思和表述形式，包括读者直观的文字。我后来总是想到自销《四妹子》的羞愧造成的挫伤对促成我反省的决定性意义，尤其是在第一部长篇《白》书写作的关键时刻发生。我也想到了蒋子龙先生十余年前的一句名言：与其对反映生活的作家发怒，莫如去改造生活(大意)。我把子龙兄的博大的意蕴缩小到我的写作，与其抱怨不欣赏自己作品的读者水平太低，莫如反省自己到底给了读者什么货色。
三
《白》书终于完稿了。那是农历1991年腊月末的一天下午，写完以鹿子霖死亡作最后结局的句子，我似乎没有激动，站也没站起来，依然坐在那只小竹凳上，把钢笔顺手放到书桌和茶几兼用的小圆桌上，顿时陷入一种无知觉状态。久久，我从小竹凳上欠起身撅起屁股移坐到挨着后腰的沙发上，似乎有热泪涌出，可能为自己，也兼着为一个被我尽情诅咒嘲弄的生命的悲惨结束。一年后有记者采访问及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的感觉，我说似乎从一个悠长的隧道摸着爬着走出来，刚走到洞口看见光亮时，竟然有一种忍受不住光明刺激的晕眩。这是真实的，准备了两年，写作了四年，六年里，我与一个世纪前的白鹿原上的男女走过漫长的历史隧道，把他们从母腹中接生出来，再一个个送进坟墓——以他们各自不同的告别世界的方式。白鹿原解放了，编造《白鹿原》故事的我也终于解放了。
白鹿原人四十余年前欢庆解放的方式是集会，放炮放铳子敲锣打鼓扭秧歌；我的庆祝方式便是尽快离开这间囚牢似的小书房，到灞河边上去舒展一下腰腿。我走出屋院下了塄坎到了河滩里。几年来，我无以数计有多少次沿着这条路走向灞河，今日往上游走，明日朝下游转，风雨霜雪，四季转换，都在我眼里一轮又一轮地变幻着，从来也没有这个冬天的傍晚的散步令人轻松舒悦。冬季枯水季节的灞河，沙滩尤为开阔，没有技能的那一类笨拙的农民只好靠下苦力挣钱，撑起一张铁丝编织的罗网，过滤建筑用的砂石出售给那些建筑单位。我从他们旁边走过，打一声招呼，有的许是因为这种单调而费力的劳动太寂寞，故意对我说几句打诨的话。我无法告诉他们，我刚刚干完了一件活儿，那活儿颇类似这种过滤砂石的劳动，一串串从罗网上滚落下来的石子，恰如我写在稿纸上的一行行方块汉字。
我一直沿着河堤走出十华里，那儿是河堤的堤首工程，河水拐了一个大弯，直抵南岸的坡根，路就绝了。冬天依然有小巧的水鸟在沙滩上嬉戏。我转着走着，看夜幕一道一道笼罩下来。一天又尽了，无论如何在我是一个难以忘记的日子。返回的路上，我总觉得无以抒发心中的那种解脱负累的愉快，在点着一支烟的同时也点着了脚下的茅草。河堤上长着绿毡似的茅草，干旱的冬季里见火即燃。河风从西边吹过来，欢跃的火焰就顺着河堤向东窜去，蔚为壮观，我在看着那忽起忽落忽高忽低的自由恣肆的火焰的时候，胸膛里终于鼓动起来了。
回到家中，我打开了屋子里所有的电灯，把一只大灯泡挂到小院的一棵花树枝杈上；打开了那只一直陪伴着我的小录音机，放开了秦腔名家的唱段，我开始为自己煮一碗面条。
总算结束了，无论成功与失败。成功的结束自然是我的期待，值得以这样的方式庆祝；失败的结束，也值得庆祝，因为毕竟是结束了。无论最后的结局如何，完结了就该这么放一把野火听几段秦腔喝几盅西凤酒吃一碗面条了，自己为自己六年的行程的完结庆祝一回。
说不关心《白》的结果是虚伪的，是酸溜溜的清高。前头所说的那种心态是短暂的，是刚刚走出隧道刚刚卸下负累刚刚统上钢笔的感觉，短暂到只有半个下午和一个夜晚。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开始担心这部书出版的可能性，以及出版以后的读者反应或根本出版不了，当如何过后半生的日子。
其实在接近写完的时候就已经想着这个结局了。妻子曾经问：“如果出版不了怎么办？”我毫不含糊地说：“我来养鸡。”
如果不是因为非文学因素的制约，而纯粹是出于文学本身的审视而不够资格出版，我就打算中止写作这种职业。我想我能办好一个养鸡场，即使最科学的养鸡技术学起来绝不会比写小说更复杂。我想我出售一筐一筐鸡蛋的感觉，肯定要比自己销售《四妹子》书籍更坦然更自信，起码不会陷入尴尬和羞愧。我已经挂上五十岁了，到这个年龄写出的小说还令出版社作难又赔钱，还得自个儿去推销，难道真要如范进一般迂腐到发疯吗？我想把文学只是当作一种爱好，当然也不是说一声丢开就可以丢开的，毕竟追求了大半生了。但得把位置调换一下，把专业写作重新摆到业余的位置上来，把养鸡摆到主业的首要位置。在一片此起彼伏的母鸡下蛋的叫鸣声中，我可以继续欣赏艾特玛托夫、海明威、马尔克斯们的温柔的情怀和优美的文字。况且，也该改变一下家庭的经济状况了，创作那一碗饭因为自身能力不济而吃不饱，该当找到可以吃饱的另一碗饭，这是很简单的道理。鸡族里头偶有一种只会下软蛋的鸡，也许是缺钙，也许是这一只鸡自身的生理缺陷，生下的蛋没有硬壳，只有一层薄薄的软皮包着蛋黄蛋白。这种蛋无法上市，只能自家食用。我自销《四妹子》的最道不出口的感觉，就把自己归于类似于这种鸡的作家了。
我如约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何启治兄写了信，报告长篇已经写完，询问书稿是邮寄、我送还是他取？回信说将派人来取稿。高贤均和洪清波两位按约定的时间到达西安，我在把那一摞装订整齐的手稿交给他们时，鼻腔有点发酸，涌到口边的一句话还是咽了回去。那句话是：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想到这话可能有副作用，会使他们感到压力，也想到作品毕竟不是靠吃了多少苦费了多少时辰而判断优劣的。之后我便进入一种闲适的等待的日子。
按照惯例，长篇出版需经过三级审稿，这部五十万字的书稿，单是阅读也需两个月。既然我的打算和主意已经确定，审阅结果只是决定我的两手准备中的一种，所以还可以说处之泰然。
意料不及的是，从交出稿件到收到高贤均先生的第一封表态的信，刚刚二十天。信里说到他和洪清波离开西安赴四川的火车上和在四川开会的闲暇里先后读完了书稿，回到北京的当晚便给我写了这封信。恕我略去高贤均信中关于《白》稿阅读评价的内容，而我的第一反应却是：我可以不去养鸡了，上帝！
《白》文分两期在《当代》连载。1992年年末的第六期刊出时，我到临近的一家邮电局去购买，售书的人说已经售完本期《当代》。这家邮局每期只定售十本，这期是卖得最快的。我赶到市中心的邮电大楼去，那里每期定售四十本的《当代》也已告罄。售书的人说，这期发了一篇《白鹿原》，卖得特快，而且许多人已经预订了下一期刊物。她拿出一页登记着预订者名字的纸条，问我要不要登记预订。我看了那纸条上预订者的名字和单位，没有我认识的文学圈里的熟人，也几乎没有纯文学单位里的人。我大为欣慰，《白》书将从此进入真正的普通读者之中，《四妹子》自销的尴尬和羞愧的阴影现在才开始被扫除被驱散。
此前，《白》文在《当代》面世前，我在《陕西日报》文艺部主任田长山家里共同炮制一篇消息稿，即告诉尚关注我的长篇的朋友一个准确的消息。那篇书讯式的消息稿大约不足一百字，我们两人抠来敲去弄了一个小时，不要自吹亦不敢溢美，甚至连创作的艰难过程也索性不提，内容简介简单到无法概括的地步。最终就只是一则书讯，平实简约的书讯，目的就是告知《白》文发表和出版的时间。我唯一自己出马为自己张罗的就是这一则书讯，自信不属于过火的炒作和运筹。
《白》书面世后的评论恕我不提。
《白》书于1993年7月在西安首次发行销售，十日后盗版书就摆在书摊报亭里。人民文学出版社却是与我一样估计不足，初版征订约一万五千册，已经大为鼓舞，现在才手忙脚乱地加印，从1993年6月第一次印刷到11月连印七次，最终被各种盗本堵住了销售渠道。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一年后的秋天，我到汉中参加陕西作协举办的“散文笔会”期间，汉中的朋友说市里某几位领导想要我的签名书。我在汉中的大街小巷转了半天，终于在一间私营小书店里找到仅存的两本《白》书，而且是我从来未见过的分作上、下册的盗版本。我买了下来，就在空白处填写上了购买盗版本的自我调侃的话。此前我是坚决拒绝在盗版本上签名的，使许多读者朋友扫兴。随后我就开了此禁，盗版本照签不误。读者是无辜的。我是无能为力的。我倒有了阿Q式的自慰，总比自销《四妹子》心里要好受些。
更具讽刺意味的一件事发生在1996年9月。江苏常州市新华书店约我去签名售书，同去的还有张抗抗，她的《爱情画廊》正销得火爆。我九时到书店，门外已排起一列长队。签名过程中，有人把一本《四妹子》递到我的眼前。我拿起一看，封面上有一个古典式的传统美女的头像，版权页上的各条各款均是中原农民出版社的原版。我起初以为是李明性兄弟将此书重版再印了，细细翻阅之后就有了疑问，印刷和装帧十分粗劣，便怀疑为盗版本。我问那位读者从何处购得此书，他说就是我坐着签名的书店。我不再问，心平气和地为他签了名。我向邀我来常州的市新华书店老板老陈问及此事，他大为惊讶，不知此书为盗本。我说我也不知。我向老陈讨了两本作为纪念品带回西安。随之给明性兄弟写信询问，他说未做再版，亦不知《四妹子》有盗版本行世。
我终于从尴尬和羞愧的阴影里走了出来。
2.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
何启治
一艰辛漫长的跋涉
为了禳灾求福，母亲在他的本命年里给他织了一根鲜红的腰带。半年后，他依旧勒着这条已经变成紫黑色的腰带，脚下穿着一双磨薄了鞋底的旧布鞋，和二十多个在家乡小学毕业的同学一道，跟随着班主任杜老师，到三十里外的历史名镇灞桥去投考中学。国道上的砂石很快磨穿了薄薄的鞋底，磨烂了孩子稚嫩的脚后跟，血渗湿了鞋底和鞋帮。脚伤使这个十三岁的孩子觉得全身乏力，眼泪立即涌出眼眶，他真怕赶不上走在前面的老师和同学。他又爱面子，不愿说因为没有好鞋子而磨烂了脚后跟。自救的办法是捋一把杨树叶子塞进鞋窝儿；不成，又狠下心从书包里摸出那块擦脸用的布巾做了应急的鞋垫，踮着脚急急地往前赶；终于布巾也磨得稀烂后，便只好从书包里拿出课本，一扎一扎地撕下来塞进鞋窝儿里，可直到课本撕完，他还是远远地落在后面。心惊肉跳的疼痛，迫使他瘫坐在路边。
这时，一声声火车汽笛的嘶鸣在耳边震响，随即便有一股无形的神力从生命的深处腾起，穿过勒着紫黑色腰带的腹部冲进胸膛又冲上脑顶，他愤怒地认定：人可不能永远穿着没有后底儿的破布鞋走路呀！他咬着牙，挺起腰杆儿，总算在离学校考场还有一二里远的地方追赶上了老师和同学，却依然保守着脚跟受伤的秘密。
这个孩子终于上了中学，在同班五十个同学中是年龄最小个头最矮的一个，便坐在头排第一张课桌上。但勉强上完初一第一学期，他便面临着暂时失学的命运。那时，父亲靠卖树(一根丈五长的椽子只能卖到一块五毛钱)供他上学已经难以为继。他必须休学一年，以便让一脸豪气的父亲实现一年后让他哥哥投考师范再腾出手来供他复学的谋略。在不得已呈上休学申请书后，这个十四岁的孩子在送他走出校门的温柔善良的女老师的眼睛里看见了晶莹透亮的泪珠。为了避免号啕大哭，他立刻低头咬紧了嘴唇。一股热辣辣的酸流从鼻腔倒灌进喉咙里去，同时还是有一小股酸水从眼睛里冒出。他顺手用袖头揩干净泪水，再一次虔诚地深深向女老师鞠躬，牢记着她“明年的今天一定来报到复学”的叮嘱，然后转身离去。
然而，这一年的休学竟意想不到地使他失去了上大学读书的机会。1962年他二十岁时高中毕业。“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和经济严重困难迫使高等学校大大减少了招生名额。上一年这个学校有50%的学生考取了大学，今年四个班能上大学的只有一个个位数。成绩在班上数前三名的他名落孙山，他们全班剃了个光头。父亲临终时忏悔说：“我对不住你，错过一年……让你错过了几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