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后，二十四岁的他迎来了“文革”的大灾难。此前那几年他一边当中小学教师，一边迷醉于文学，发表了《樱桃红了》《迎春曲》等几篇散文作品。“文革”风暴席卷大地的时候，他那宿办兼一的小套间的门框上贴着一副白纸对联，是毛泽东的诗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门楣横批为：送瘟神。门框右上角吊着一只灯笼，当然也是用白纸糊成的。被大人操纵的孩子们让这些冥国鬼域的标志物在他这风雨够不着的小套间里整整保存了三个月之久，让他一日不下八次地接受心灵的警示和对脸皮的磨砺。这人生的第一次大尴尬使特别要面子的他顿觉自己完了，死了——起码是文学的生命完结了。没什么文化的姐姐和上了大学的表妹劝慰他的话竟惊人的一致：“想开点儿，你看看刘少奇刘澜涛都给斗了游了，咱们算啥？”
经历过人生大尴尬的生命体验之后，他对自己说，如果还要走创作之路，那就“得按自己的心之所思去说自己的话去做自己的事了”。
他在二十六岁的1968年结婚。没有念完初中的妻子后来为他生下两女一男。以后，他在长达十七年的农村基层工作中，每月工资由三十元增加到三十九元，却要养活五口之家，物质生活上真是不堪重负。最困难时，孩子的尿布、褥子都没有替换的，也没有充足的柴火烧炕——只好很节省地用一点柴火在做饭时顺带烧热一块光溜溜的小脸盆那么大的河石，然后用这烧热了的石头当暖水袋来暖孩子的被头和尿布。此时他已经是公社的副书记兼副主任。
他在政治和物质生活的双重艰难下，依然断断续续地写他谙熟于心的农村题材小说。自1979年起有《幸福》《信任》等短篇小说面世。1982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乡村》。同年调入陕西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
他从此时结束了高中毕业以后在农村基层长达二十年的生活。如果说，1962年至1982年这二十年不打一点折扣的农村生活为他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生活库存，那么，以后的整整十年（至1992年），就是他作为一个专业作家的成熟期。
他在这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躲在西安市东郊灞桥区西蒋村的老家旧屋里，一求耳根清静，二求读书以弥补文学专业上的欠缺，三求消化他所拥有的生活资源，创作出数量上越来越多、质量上越来越高的文学作品来，直至1992年年底以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白鹿原》而一鸣惊人。
下列作品，可视为他在1982年至1992年这十年走向成熟的主要创作成果：
1982年7月：短篇小说集《乡村》出版；
1986年6月：中篇小说集《初夏》出版；
1988年4月：中篇小说集《四妹子》出版；
1991年1月：短篇小说集《到老白杨树后去》出版；
1991年1月：《创作感受集》出版；
1992年12月：中篇小说集《夭折》出版；
1992年12月：长篇小说《白鹿原》在《当代》杂志第六期开始连载。
《白鹿原》的诞生并非偶然。那是他在完成了《初夏》等九部中篇、八十多篇短篇小说和五十多篇报告文学作品之后，由《蓝袍先生》的创作而触发了对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深入思考的结果。这部长篇从1986年起做了两年的构思和史料、艺术等方面的准备，至1988年4月动笔，到1992年3月定稿，历经四年的写作修改才告完成。
《白鹿原》连载于1992年《当代》第六期和1993年《当代》第一期，1993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白鹿原》一问世，评论界欢呼，新闻界惊叹，读者争相购阅，一时“洛阳纸贵”。其畅销和广受海内外读者赞赏欢迎的程度，可谓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所罕见。迄今人文社的累计印数（含修订本、精装本和“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已达六十六万零一千册。此外还收入他的“小说自选集”和“文集”，海外则有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版、台湾新锐出版社版和韩文版、日文版先后面世。
《白鹿原》面世后确实出现了好评如潮，畅销不衰的盛况，却也一直有不同的争论、批评乃至粗暴的压制。然而，牡丹终究是牡丹。尽管它本身还存在某些不足，但那些非科学的批评、压制，却无损于牡丹的价值、华贵和富丽。它先是荣获陕西省第二届“双五”文学奖最佳作品奖和第二届“炎黄杯”人民文学奖。后来，略加修订的《白鹿原》又在1997年12月19日荣获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第四届茅盾文学奖。1998年4月20日，它的作者终于登上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颁奖台。
他——这个已满脸沧桑，却有一双炯炯有神大眼睛的五十六岁的汉子就是陈忠实。这个1942年诞生于南倚白鹿原北临灞河的那个叫作西蒋村的孩子，几十年前曾经穿着鞋底磨穿的旧布鞋，脚后跟淌着血从这不足百户的小村子里走向灞桥，走向西安，如今又堂堂正正地走向北京，走向世界，攀登上中国当代文学殿堂的高峰。《白鹿原》确如海外评论者梁亮所说，“肯定是大陆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从〈白鹿原〉和〈废都〉看大陆文学》，载《交流》1994年第一期）。那么，我们说《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是当代中国作家群中的佼佼者之一，也就不算夸张了——他毕竟以自己震惊中外文坛的非同凡响的佳作而达到了一般作家所难以企及的高度。
二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
陈忠实从一个痴爱文学的青少年，到成长为在国内外有巨大影响的作家，走过了一条艰难而又漫长的道路。
1959年，他在西安市十八中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就是一个柳青迷。当时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还叫《稻季风波》，由《延河》杂志每期登载两章，他就每月准时到邮局去花两毛来钱买一本《延河》——这两毛来钱当时对他来说已经算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了。
年轻时的陈忠实对《创业史》的深爱之情超过了他当时读过的一切文学作品，原因就在于柳青对关中农村风光和农民生活的描写之真实超过了当时他能看到的一切写农村的文学作品。对一个初中学生来说谈不上更多文艺理论上的分析，主要是真实可信，柳青笔下的人物都能在他周围找到影子，这就够了。《创业史》在20世纪60年代初出版，到70年代初忠实先后买过七本，到“文革”上五七干校时，他背包里除了“毛选”就是一本《创业史》。但现在一本都没有了，总是读一本丢一本，被别人拿走了。
因为特别喜欢《创业史》和柳青的散文、特写，在他初期的创作中也就难免模仿、学习柳青。如70年代发表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和《高家兄弟》等，也就被认为是从语言到农村氛围的营造给人的艺术感觉都很像柳青。这在当时自然是一种肯定——虽然小说所表现的农村生活故事还离不开写阶级斗争的基调。可以说，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陈忠实的作品从语言习惯到艺术品位都还没有离开柳青的影响。
但是这种情况到了80年代中期便有了明显的变化。忠实说，他和柳青其实并没有什么个人的交往。直到70年代初（1972-1973年间），陕西人民出版社开过一个工农兵作者座谈会，忠实作为业余作者与会，才第一次亲眼见到柳青。那时柳青刚刚在政治上得到解放，但健康状况不好，一边讲话一边用个喷雾器往嗓子里喷药，然后才能顺过气来说下去。他讲话容易激动，没有讲话稿，也不讲什么套话，但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像模像样的文章。他来开会就穿一身黑褂子，像老农一样朴实。
在柳青生前，忠实就在这种场合见过他一面。对于柳青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一代作家的形象是肯定的，忠实尤其尊敬他在“文革”这个畸形年代中表现出来的人格力量。到1996年柳青八十周年诞辰时，忠实以省作协的名义张罗重修了柳青墓，并郑重地在柳青墓前的祭词中，重申柳青对作家所从事的创造性劳动的独到见解：“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作家是六十年为一个单元”。忠实认为，柳青的“愚人”精神和应该把创作看作终生事业的见解对作家们具有最基本的警示意义。
然而，早期的学习和对柳青永远的尊敬是一回事，而真正有作为的作家最终应该走自己的路又是另一回事。所以到了80年代的中期，忠实已经从更广泛的学习和自己的艺术实践中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在艺术上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的人永远走不出自己的风姿，永远不能形成独立的艺术个性，永远走不出被崇拜者的巨大的阴影。譬如孩子学步，一旦自己能够站起来的时候就必须甩开大人的手走自己的路。就艺术创作而言更应如此，必须尽早甩开所崇拜者那只无形的手，才能走好自己的路。
陈忠实并不缺少对农村生活的了解，其实他自己就一直生活、工作在农民中间。
从1962年他高中毕业到1982年调陕西省作协从事专业创作，他就一直在农村。先当农村的中小学教师，后当基层干部，公社副书记兼副主任。一当就是十年，到1978年新时期开始才从公社调到西安郊区文化馆工作。作为农村基层干部，除了人事组织工作，其他如大田生产、养猪种菜他统统都要管。关于农村的大政策、小政策他何止是知道而已，完全可以说是直接的执行贯彻者和参与者。1977年夏他还是公社平整土地学大寨的总指挥，整整三个月坐镇在第一线，带领一千多人去实现把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改造成蓄水、蓄肥田的任务。1978年上半年他还是总指挥，组织公社的人力在蒲河修筑八华里的河堤，它现在还发挥着挡水护田的作用。因而，对于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生活，陈忠实可以说不经意间就谙熟于心，对农村的各色人物由于经常厮混在一起，自然也和对自己的身边人乃至家里人那样熟悉。
然而，仅仅熟悉农村的生活和各色人物对创作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陈忠实虽然有没上成大学的缺憾，但新时期以来他没有放过可能得到的自学的机会，广泛阅读世界名著。阅读不但使他关注小说的艺术结构，而且认识到作家不仅要熟悉生活，感受生活，而且要把感受生活的能力提高到感受生命的程度，那创作就会得到一种升华。
总之，有了这种认识和感悟，有了写作《蓝袍先生》时对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深入思考，还有生命本身发出的强大的蕴含欲望的张力，使忠实强烈地意识到，如果到他五十岁还不能完成一本死后可以放在自己棺材里当枕头用的大书，那以后的日子将难以想象怎么过。这是在1986年，在忠实刚交四十四岁时面对人生的重大课题。然后便有了两年的认真的思考和扎扎实实的准备，以及长达四年之久的坚忍不拔的努力，尔后才有史诗式的长篇巨制《白鹿原》的诞生。
三《白鹿原》：撼人心魄的高峰
在1985年创作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时候，陈忠实便开始了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深入思考。为了完成一部堪称为“一个民族的秘史”的死后可以放在自己棺材里当枕头用的大书，为了完成这部曾经拟名为“古原”、后来定名为《白鹿原》的长篇小说，陈忠实花了两三年的时间作了几方面的准备：一是历史资料和生活素材，包括查阅县志、地方党史和文史资料，搞社会调查；二是学习和了解中国近代史，阅读《近代史》《兴起和衰落》《日本人》《心理学》《犯罪心理学》《梦的解析》《美的历程》《艺术创造工程》等中、外研究民族问题和心理学、美学的新著；三是艺术上的准备，认真选读了国内外各种流派的长篇小说的重要作品，以学习借鉴他人之长，包括研究长篇结构的方法。他特别重视的有中国当代作家的《活动变人形》（王蒙）、《古船》（张炜），外国作家的作品则有《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马尔克斯），莫拉维亚的《罗马女人》以及美国谢尔顿颇为畅销的长篇和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作了这些准备和思考之后，他认识到只有回到老家小屋那个远离尘嚣的环境里，才有望实现自己的宏愿。
陈忠实的老家在西安市东郊灞桥区西蒋村。这是南倚白鹿原北临灞河的小村落，全村不足百户人家。虽然由此到西安只有五十华里的路程，然而却是天然的僻静，最适合沉心静气地思索和精雕细刻地写作。村里每一家的后院都紧紧贴着白鹿原的北坡。横亘百余华里的高耸陡峭的原坡遮挡了电视信号，电视机在这里也只好当收音机用，只能听听新闻和音乐之类。但这离西安闹市不远的地方确实没有工业污染。只要灞河不断流，河水便清澈见底，河边、原坡上有树林，那里有狐狸、獾、雄鸡、呱啦鸡、猫头鹰等，真是一派田园风光。
转过村里那座濒临倒塌的关帝庙，便是陈忠实从老太爷、爷爷和父亲手中流传下来的家园。在家园大门前不过十米的街路边，有忠实亲手栽下的昂然挺立的法国梧桐。这本来只有食指粗的小树，在陈忠实决心动手写《白鹿原》的1988年的早春栽下，四年后它便长到和大人的胳膊一般粗，终于可以让它的主人享受到筛子般大小的一片绿荫了。它是陈忠实这几年来为了写成《白鹿原》所付出的艰辛、心血，乃至他所忍受的难耐的寂寞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