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概念很早就出现于中西文化中，并且都与社会统治直接相联系。不过在中西文化中的“民主”概念含义是截然不同的，中国的《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记载“赵孟将死矣，其语偷，不似民主”。意即赵孟濒死，言语苟且偷生，不考虑君主之事。又如《尚书·多方》载：“天惟时求民主”，是说上帝依时为民求主；又载“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即只有成汤能用多方贤人，代替夏桀成为人民的主人。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民主”概念的基本含义是“人民的主人”，“为民做主”。如豫剧《七品芝麻官》，又名《唐知县审诰命》，是名家牛得草的一出别具风采的喜剧性清官戏，讲的就是为民做主的事。明嘉靖年间，定国公副将杜士卿前往保定，查访奸臣严嵩之妹、一品诰命夫人严氏的罪恶行径。途遇严氏之子、兵备程西牛强抢民女林秀英，并杀死其兄林秀生。杜士卿拔刀相助，格斗中，程西牛的管家程虎误杀了主子。杜士卿救了林秀英，并写了一张柬帖，劝她去县衙告状。杜士卿离保定回京，严氏率众家丁来到林家逞凶，打死林秀英的父亲。清苑县知县唐成，为官清廉，他一上任，就下乡查看民情，林秀英拦路告状。因正逢巡按在此地视察，唐成去按院禀报，诰命夫人接踵而至，颠倒黑白，大闹公堂。这时，林秀英也赶来告状，呈上杜士卿的柬帖。按院的官员们见双方各有后台，不敢审问，顺手把案子推给了唐成。唐成决心为民做主，他在县衙内升堂审问，以确凿的人证物证，驳得诰命夫人理屈词穷。蛮横不可一世的诰命夫人终被唐成扣押，解赴京城复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台词因此风靡一时，家喻户晓。“东方红，太阳升……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为民做主”这是中国特色的民主。
在西方，英文中的“民主”（democracy），概念来源于希腊文（demokratia），demos指人民，karatia是指统治或权威，两词合起来直译为人民的政权，多数人的统治。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说：“依从数学概念，则平民群众必须具有最高权力；政事裁决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古希腊民主的典型是雅典民主。在雅典民主政治中，个人的自由不受保护，个人的命运为集体所摆布。个人的人格不受尊重，并且时刻受到怀疑。集体对个人的评价反复无常，对个人的迫害也残酷无情。它实行贝壳流放的制度，‘据此，凡被认为是危害城邦安全的公民，可以不经司法审判，只要经过全体公民投票并经多数确认就可以把任何公民处死或者放逐到以弗所的埃尔蒙多五到十年。贝壳流放制度实行的结果就是很多为多数所不容的杰出公民惨遭处死或者流放的厄运，杰出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贝壳民主的牺牲品。一个名叫克利斯梯尼的政治家发明了一种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民主制度的雏形：“贝壳放逐法”。所谓“贝壳放逐法”，就是雅典人为了对付某个破坏民主、实施专制的统治者，可以召开公民大会，对其进行投票（因用贝壳投票而得名，不过后来改用陶片了）。苏格拉底在六百多名陪审员的多数先后投票，以传播异说、毒害青年判他有罪，进而判其死刑。著名马拉松战役英雄亚利斯泰提，以廉洁、正直而著称，也曾被贪婪、腐败的地米斯托克利以“企图独裁”的罪名提出公民大会审判。古希腊的这个“贝壳放逐法”尽管打着“大多数”的幌子，但却是个很可怕的东西，并不能算作真正的民主，实际上，它成为了“大多数暴政”。
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导师确立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即社会主义民主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是多数人的民主。“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这是西方式的民主。
民主作为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之所在。同时民主又是领导者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从封建集权制度下少数人的民主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多数人的民主，是民主政治历史上最伟大的飞跃、最深刻的变革。五四运动时期，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是那一代青年讨论的重心。正如当年陈独秀写道：“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在探索的过程中，包括前苏联、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既发生过过分集中、压制民主的倾向，也搞过“大民主”，破坏了法制，走到另一个极端。
民主作风表现为：
（一）在领导成员中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家长制作风
邓小平同志说：“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是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不消除这种家长制作风就不能充分发扬民主。
集体领导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精髓。毛泽东同志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共产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邓小平也说：“一个领导班子要坚强有力，关键是要形成集体领导。”“在我们党内，从长期以来，由党的集体而不是由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已经形成一个传统。”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坚持集体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共产党人立党之初是很重视集体领导的。列宁关于“领袖是一个集团”的论断，他们领导的党为什么叫布尔什维克，就是集体领导，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党的领导制度的最高准则。布尔什维克是俄文的音译，意为多数派。1903年7、8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在制定党章时，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马尔托夫等人发生激烈争论。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会和党的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时，拥护列宁的人得多数票，称布尔什维克，马尔托夫等机会主义者得少数票，称孟尔什维克（俄文意为少数派）。1903年后两派在组织问题上分歧加深。1905年革命时期，两派提出两种不同的策略路线。1906～1907年该党第四次、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两派在土地纲领、对国家杜马的策略等问题上继续争论。1905年革命失败后，大部分孟尔什维克变为主张取消革命、取消革命党的取消派。布尔什维克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并把它同俄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因而从1903年以来，布尔什维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策略亦称为布尔什维克主义。1912年1月该党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把坚持机会主义立场的孟尔什维克取消派清除出党。从此，布尔什维克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名称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面加括号标明“布尔什维克”。1918年3月该党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决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该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定改名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该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决定取消双重名称，改称苏联共产党。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各国共产党都以俄共为榜样，布尔什维克又成为真正的共产党榜样，布尔什维克又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同义语。可见布尔什维克就是集体领导，多数人的权力。
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也一直把集体领导看作我们必须遵循的最高原则，这在总结了我们党数十年经验教训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和十五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都有明确的阐述和具体规定，我们党对集体领导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具有深刻认识和宝贵经验的。
领导者为什么会明知故犯，违背集体领导原则呢？人们可以从政治上、思想上、个人品质以及社会文化心理等各方面作详尽分析，但据笔者看来，很重要的一条，往往在于没有悟透集体领导是福、个人专断是祸。在打江山和创业的时候，常常知道集体领导是福，可是在欢呼胜利的时候，就往往感受不深了；在重大任务和困难压头的时候，懂得集体领导是福，可是在分享荣誉和利益的时候，就觉得个人专断是福了；在志同道合的时候，感到集体领导是福，在自以为是的时候，就认为其他同志碍事了。特别是今天，在体制转轨、利益分配的大变动时期，就认为只有当个人专断的老板才是福，而搞什么集体领导那简直是捆住自己的手脚活受罪。其实都错了，是对福兮祸兮的道理还没有悟透。
离塞上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爱好骑术而技术不甚高明的人。有一天，他的马无缘无故地跑到匈奴那边去了。他的邻居都来安慰他，可他父亲说：“这怎么就不会成为好事呢？”过了几个月，那匹马又跑回来了，并且还带来了一匹匈奴的骏马。邻人们又都来庆贺。他父亲说：“怎知这不会变成一件坏事呢？”家里有良马，他又喜欢骑，可就闯出祸来了，堕马摔伤了腿。他们的邻居都来安慰他，可他父亲又说：“这怎么就不会成为好事呢？”过了一年，匈奴人大举入侵，青壮年男子都拿起武器上战场去作战，靠近长城居住的人，十个就有九个死掉。正如唐朝诗人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可这家人家，只因为他是个瘸腿，没有上战场，能够父子互相照顾，落个平安无事。《淮南子》这个有名的“塞翁失马”故事，说明了老子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道理。正如董必武《口占和叶参谋长韵》中所说：“失马亡忧似塞翁，喜见东方日吐红。”祸福互为因果，互相转化，好事和坏事是可以相互转化。程维高等八大高官个人专断对自己似乎是好事，最后却转变为坏事。
许多事实告诉我们，无论是在什么时候，只要集体领导坚持得比较好，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人民就欢天喜地，领导们也受拥护和赞成；只要集体领导受到破坏，就必然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人民就受苦受罪，个人专断的领导也最终要为此付出代价。抚今追昔，无论是伟人还是凡夫俗子，凡是犯错误的领导者，包括现在沦为腐败的领导者必然跟他们摆脱领导集体、热衷个人专断有关。有些同志总是认为，只有他一个人说了算，才像一个当领导的样子，才有权威、有派头、有滋味，老婆孩子才跟着有想头，自己也才有后福。那么请问，程维高等在位时不是一言九鼎吗？现在看来到底是福是祸？以程维高之高，又何必招祸？如程维高之高，应何以是福？地位不及程维高者亦当三思之。邓小平同志说：“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和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这就是个人专断是祸、集体领导是福的根本道理。今天，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坚持集体领导，为我们各级党政领导做出了表率。召开的重大的中央会议上，政治局的中央委员会述职，这是党中央用实际行动对集体领导原则的有力重申，是对各级党政领导，特别是“一把手”们做出的示范。
（二）必须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民主集中制是我们的法宝，许多重要的事情，可以先分别进行酝酿，最后由大家在会上讨论决定。这就叫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
1．民主集中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其实质就是民主集中制。因此，贯彻民主集中制，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把民主与集中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决策中，一方面要强化民主意识，充分相信和尊重每个党委成员，以政治上完全平等的态度，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没有这一条，就不可能真正发扬民主，讲集体领导也是徒有虚名。但在实际生活中，践踏民主现象却往往发生：
一是独断专行，个人说了算，正所谓：“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这里的原因主要是封建集权观念及社会历史的影响。我国原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国家，封建的等级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在封建社会里皇帝至高无上，皇帝以下到芝麻官，三等九级。界限分明，而且官大一级压死人；建国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体制，使民主集中制的贯彻一度削弱；十年“文革”遭到严重践踏，官僚主义、独断专横、家长制等集权思想深入人心。
二是各行其是，不执行决议。其表现为多数人集体决定的事情，有些人我行我素，拒不执行，甚至“你有政策，我有对策”，阳奉阴违，另搞一套，致使民主形同虚设。
三是程序倒错，运行机制紊乱。其表现是，对于决策，本应该按照正常秩序，决策前认真调查研究，争取各方面意见；决策中反复酝酿，充分讨论；决策后无条件执行。但事实上都是搞临时动议，未经充分酝酿讨论，仓促草率做出决定。报载某县委书记临调之前，一夜提拔上百人，县委、县政府院内只剩下一个不是官。
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和加强制度建设。因为制度问题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避免“大民主”、无政府行为的发生。2005年民政部下发通知，全国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将依法进行村民委员会选举，贿选将宣布无效。据调查农民讨论的焦点不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民主权利选出一个德才兼备的村主任，而是在讨论自己的选票卖给谁能有个好价钱，以及如何处理选举后的人际关系。村主任竞选人不是傻瓜，竞选投入的几十万资金，往往是个人前半生的全部积蓄，甚至还要负债。“投资”是肯定要收回的，来源便是行使公共权力所产生的垄断资金。农民的计算则是：一是将选票卖给出价最高者，在他们认为，谁当选村主任差别并不大，把选票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至少眼前还能获得一些好处；二是分租理性，如果把村主任当作农村基层政权的寻租者，那么，村主任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把垄断租金全部据为己有，而是必须将一部分租金提前支付给农民，农民在这次再分配中得益了。这也是农民特别欢迎农村基层政权民主化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