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在我的骨子里，有一份情结是属于历史与文物的。关于长城，关于罗布泊，关于古墓或关隘，一听到这些名词，就会引发心灵一份遥远的相思与依恋。这种遥远感自然地来自时空，而相思与依恋却是真切的感受。那些太过深厚的文化沉淀在影响着我，太多辉煌而痛苦的记忆在撞击着我。
我没有机会去到更多地方，去探索楼兰，去参观兵马俑，可是我无法抵制心中的向往，于是在碟片上、在文字里一点点地去了解，去探索，自觉其乐亦无穷。而这个时候，一个频繁出现的人名被我牢记在心——罗哲文。且不说其他，单凭他在八十高龄的时候还带团西出玉门关，重走丝绸之路，穿越“死亡之海”罗布泊沙漠，寻访过汉长城和楼兰古城遗址，那就是一个令人无比羡慕和仰视的壮举。
不过，那时我并不知道，罗老与我还有一种地缘上的亲近。直到我读了李城外先生的《向阳湖文化人采风》后，竟然发现，罗老在“文革”期间，也曾下放咸宁“五七”干校。一位与古建筑结缘甚深的学者，也曾一度成了向阳湖里一个农民，看到当年他手扶犁把在田间辛勤劳作的照片，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受。
2008年初冬时节，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在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在一群文博专家中间，我一眼就认出了罗哲文先生。如我在影碟中看到的一样，罗老个子不高，看起来比较单薄，不是那种戴着眼镜、满脸学究气的形象，倒是一个脸上总是挂着慈祥笑容的和善老者，随和得如同邻居家一个老爷子。好在85岁的老人看上去精神尚好，这次，他专程赴湖北咸宁，为的是将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出谋划策与呼吁。
在座谈会上，罗老作了长篇发言，他讲述了向阳湖文化人住过的房子，用过的礼堂，走过的桥，都是文化人亲手设计、建造的，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具有其非同寻常的文化与文物价值。他同时提议向阳湖文化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名文物专家，罗老还对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在保护、合理利用、如何抢救上谈了独到的见解，其思路的缜密、言辞之恳切、情感之真挚，犹如给我们上了一堂专业而动人的文物保护课。
面对热烈的会场，面对这位让我久仰的大学者的侃侃而谈，我的思绪禁不住飘向更远的地方……
我很自然地想到了营造学社，想到了梁思成先生。
我想起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当逃生成为人们的第一要务，营造学社却能聚集一批学人，在极度微薄的收入下，主要以肩挑手扛、步行和抄写的方式，冒着生命的危险，艰难地考查、研究、维修和整理一大批文物，整理典籍。烽火连天，硝烟弥漫，从北平最终辗转到李庄，青灯和黄卷相伴的寂寥，热血和挚情却在心中奔涌，营造学社成员用精神为支柱，用艰辛营造了一方学术上的宁静，在对一个个旧址、古建筑的探寻中，保存和发展着我们的文化。其本身也作为一段沧桑和雄壮的往事，载入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史册。曾经作为这个光荣团体的一分子，罗哲文从这里步入了古建筑神圣的殿堂，为他成为一代文物专家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和思想基础。
梁思成，这个一提起来就让人几欲落泪的名字，成了营造学社其及精神的象征。当北京古城墙在梁先生痛惜的泪水中一段段地被折毁，有一个人的心正与他在一块跳动，那就是他的弟子罗哲文。从16岁起，他就跟着梁先生在营造学社接触文物，也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清苦却神圣的事业。看着古城墙一点点地消失，他深情地仰望恩师的泪眼，心灵深处更痛切地感受到了保护文物，责任重于泰山。
然而他却如此无奈！“文革”中，恩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他无能为力，因为他也成了“现行反革命”。1969年冬天，随着文化部大队人马，罗哲文被下放到向阳湖。可是，他的心中无不惦记着恩师，经过多方打听，他终于得知，老师病重正住医！他不顾一切地跑到医院。在那个别样的年代，看望一个重要的“反动”人物是要承担风险的，但是，他顾不了这些。在病榻前，梁先生告诉他：文物、古建筑是全人类的财富，没有阶级性，没有国界，一定要好好地保护。他希望这位弟子多多努力。在病入膏肓的学术泰斗面前，罗哲文坚定地点着头。他懂得，这一点头，就是一个千金的承诺！老师已经无能为力了，他就是老师的希望啊！
就在梁思成先生含恨离开人世之际，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罗哲文离开向阳湖回京，不久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工作中。作为文物界不可多得的专业人才，历史也必将赋予他新的使命，成为新一代的古建筑研究的权威和领军人物。
他接过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的重担，主持设计全国重大的古建筑保护维修，参与数百个项目的评审，写下多部文物专著，为我国重要文物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做了大量的工作。直到今天，年过八旬的老人依然为文物在不停地奔走，乘飞机，转火车，下三峡，赴云南，跑四川，到山海关，看现场，查资料，真可谓“踏遍青山人未老”。
我想关于记忆，对于一个人，是心灵的一扇窗户，或曰精神的一个寄托。对于一个民族，则是串起我们民族认同感的珍珠，是触摸我们民族灵魂的手指，也是洞悉我们民族精神的慧眼。时代越是久远，记忆的符号就越是模糊。我们拼命地回望，竭尽全力地去考证，只为搜寻到哪怕多一丁点我们民族记忆的影子。于是那些活着的记忆，比如文物，自然就显得格外的珍贵。致力于文物的保护和研究，也当然是一件功德无量的神圣事业。
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比如名人故居坍塌下来，文化遗存得不到有效保护的现象比比皆是。最近还听说，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赵长城，由于村民的取土建房、改造道路而时有损坏。而那段长城，见证的正是伟大的赵武灵王巩固边境、防胡人南下的历史。
关于文物而引发的痛心从来就没有间断，以至酿成过许多恒久的创痛。而在这些创痛中，也有感动与温暖，比如营造学社，再如梁思成和他的弟子罗哲文之辈。
文物工作者的寂寞和清苦几乎是一生的。我们常听说某个大作家，某个名教授，却很难将一个文物工作者的名字挂在嘴边。而事实上，他们付出的艰辛是异常的，作出的贡献也是无价的。
就在座谈会结束不久，我进一步了解到，对于罗老曾经劳动过的干校旧址，他以一个文物保护者的眼光，给予了深切的关注。2002年，他重返向阳湖，积极支持干校旧址申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当得知申报成功后，老人喜不自禁，立即献诗词四首表示祝贺。同时，他在《中国文化报》上撰文指出，抢救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除了抢救那些工棚、牛棚、厨房之外，还要挖掘活生生的文化内涵，并提出了具体措施。其殷切的希望，让人感佩。
这次重返向阳湖，一个细节深深留在了我的脑海，那就是当他回到当年他居住的房屋，看到门口写着“罗哲文故居”几个字的时候，补充道：要把李长路和杜克的名字也写上，因为当时他们三人同住一屋。一个老文物工作者不图个人名望、以还原历史真实为本能的豁达情怀让人肃然起敬。
在故居门口，满面笑容的罗老忆起当年的同屋者，并学起他们当年唱的样板戏，引得现场笑声阵阵。而我在笑过之后，又心生些许感慨，罗老的回忆，不正是一份活着的历史吗？不正是对向阳湖文化的深度追寻和有益补充吗？
故居新的主人愉快地与罗老合影，庆幸自家占了“名人”的光。阳光映照下的村庄，宁静而清丽，我注意到，罗老一直笑着、笑着，即便讲到自己当年遭批斗时也不例外。
我想，他是该笑啊！为了完成恩师的重托，为了传承营造学社的精神，为了那份文物情，他做了太多，也取得了太多的成绩。恩师如果地下有灵，知道在这位弟子的奔走下，一批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相继公布，中国荣幸地成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缔约国，一批文物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该是怎样欣慰地含笑九泉呀！
2006年，对于罗哲文应该是一个难忘的年份。这一年，作为中国首个“文化遗产日”的纪念活动，罗哲文参加了“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行动。他带领一批学人，回到了李庄。这份时隔60年的叩访，不仅在于追寻历史痕迹和困境中的坚守精神，更在于唤起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在于用实际行动传承恩师的教诲和遗志。
我在一首《月圆花缺》的乐曲中完成了这篇文章，我想文物保护，正如这首乐曲，因为总有所缺憾，我们更期待着某种圆满。
我们也会做得更圆满。希望当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如罗老所愿被列入“国保”时，再度看到老人家灿烂的笑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