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性的眼光看待李白、杜甫，他们离我们更近，因为他们的思想脉络与行为举止更配套、更简单、更清晰，也更易于让人理解与接受。与之对比，向阳湖文化人身上却常常表现出多重性格，让人匪夷所思。然而，从深层次角度考虑，向阳湖文化人心灵上背负的沉重，表现出的类似麻木、迟钝或者不可理喻的火热，让我们更容易读懂他们历经的百年中国，在这段屈辱的民族史中，文化人在苦苦探寻救国路上表现出的真挚、艰苦、抗争与欣喜，当然还有那么容易满足、不知道报怨的内心世界。
三是从自由精神的表现看大变局时代对向阳湖文化人的影响。在向阳湖期间，也有一批知识分子从骨子里表现出难得的自由精神与独立意识。年迈的冰心带着和全家分离的苦痛到向阳湖，可是，她以平常之心在书信中与家人拉家常，偶尔还偷偷去欣赏桂花，把自己管理的菜园打理得不留一颗杂草，衣着都是整整齐齐，展现出一派荣辱不惊的大将风度。萧乾作为脱帽“右派”处处受到格外管制，但他一有闲暇，就兴致盎然地教儿子学英语。“热情在他这个年龄已经失去活力，但他依然在心底保持着一份毅力，他希望一切都会成为过去，他相信，正义和真理，会再度出现。”
与他们一样冷静与豁达的还有司徒慧敏，他在向阳湖每天坚持体育锻炼，不是跑步就是游泳，还一心一意地开展蔬菜种植的研究。他坚信，情况一定会好起来，不会总是这个样子。
仔细分析这些比较“另类”的人，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中国的变局时代曾经近距离地接受过西方自由精神的熏陶。冰心、萧乾早年都曾留学国外，司徒慧敏在国外工作与学习过五年，向阳湖期间没有明显“效忠”表现的王世襄也曾在美国、加拿大考察一年。国外生活的经历，让他们直接地感受了西方的自由思想，对“文革”期间的不民主和不自由，带着本能的抵触，即便在当时的大气候下不能公开表达这种情绪，但是，他们至少可以在思想上少一些狂热，在行动上多一些超然。
沈从文自然也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早在“文革”之初，他就对运动的方式方法提出怀疑，向阳湖期间，他更是以十分的冷静专心于文物研究，以至夫人张兆和时时担心他会“三脱离” （脱离政治、脱离劳动、脱离群众）。沈从文本人并没有留学国外，但是给予他影响深远的胡适早年留学美国，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代表着中国留学欧美精英群体的一种力量，而且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作为早年“胡适派”文人集团的一员，自由主义也是沈从文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骨子里有一股自由的倾向，向阳湖期间的沈从文自然难以加入狂热追随者的队伍。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带着西方自由精神的向阳湖文化人，无一不是坚定的爱国主义学者，冰心在建国期间，历经千难万险回到祖国，王世襄拒绝国外几个机构的挽留回国，沈从文、萧乾在1949年坚定地选择了留祖国。正是爱国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让这些虽然受过西方自由思想影响的文化人，能够以宽和的心态，面对和接受“五七”干校给予他们的种种不公正。
（四）从士人精神的延续看大变局时代对向阳湖文化人的影响
向阳湖文化人从打破旧世界的旅程中走来，也从传统的中国文化中走来，他们骨子里从来都延续着传统士人的品格，这种品格在向阳湖期间表现得十分明显。
周绍良利用当看水员的便利条件大量读书。舒芜在向阳湖后期环境宽松点后，全力抄录和整理祖父的诗稿，后来结集出版。付璇琮在干校期间写出两篇学术论文。此外，在向阳湖写诗作画、唱京戏的还大有人在。英语爱好者学习英语，金石学家有空就看甲骨文，考古专家在当地做现场考察，语言学家研究当地方言，红学家研讨《红楼梦》……总之，向阳湖畔涌动着一股强烈的学风。
范用等出版人对当时人们无书可读的现状忧心忡忡，商议着将来开办《读书》杂志；文博专家王冶秋对文物无人管的状态郁郁寡欢，急于回京重振文博事业……
带着“举世皆醉我独醒”的悲壮，向阳湖文化人始终没有放弃精神的追求，并在追求中散发着超然与洒脱，不碌碌无为，不蹉跎岁月，更不悲观消沉！颇有些 “穷则独善其身”的士人精神。
在中国古代，士人属于社会游离阶层，如果按照“天子、诸侯、大夫、士人”来排序，士人属于贵族，而按“士、农、工、商”的排序，士人又成了平民。由于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士人也可能“朝为布衣，夕为卿相”。他们的自我要求是如兰、如竹、如松、如玉，高风亮洁，讲究自省修身。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尴尬的群体，一方面，他们没有固定权力的保障，但是，心里却装着天下。如此一来，他们往往在心灵的高尚与现实的无奈中生存。
向阳湖是新一代知识分子集体失意的精神流放地，是传统士人高贵精神品格与被动命运安排的再度交织地。虽然举步维艰，壮志难酬，命运叵测，却心系国家与民族，体现出“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进亦忧，退亦忧”的士人情怀。他们身上体现出的坚毅与忍耐、责任与道义，在那个浑浊的时代，坚守了道德与文化，也用他们的行为，诠释了高贵的苦难意识。
不仅仅是忧国忧民，在向阳湖文化人身上，我们同时可以看到苏轼式的潇洒、陶渊明式的田园性情。王子野、曹辛之、王仿子几个人在干校“恋”上了竹料加工，自制的精美笔筒成了干校学员争先恐后相求的抢手货。牛汉则把眼光投向向阳湖的鹰、云雀和蝉，他说：“这种原始的、自然界的种种生命形态，都很令我感动，一生难以忘怀。”王世襄在养猪时却妙想连篇：“池塘一片水浮莲，日日猪餐日日鲜。自笑当年缸里种，只知掬月照无眠。”
需要指出的是，少年时代对传统文化的研习，是向阳湖文化人保持士人情怀的重要基础。不少向阳湖人，随口都能吟出旧体诗；史树青用厚实的学术功底，发现了一把有三四千年历史的石锛，进而考证出向阳湖曾经居住过“湖居人”。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给予了他们士人品格，也丰富了向阳湖人，丰富了向阳湖文化。
“五七”干校结束后，文化人以无比开阔的胸怀，继续以传承文化为已任，他们中的大部分，克服重重困难，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在学术上焕发了新的青春。冰心在80岁后写出了百万字的作品，陈白尘召收戏剧博士生；傅璇琮作为唐代文学研究的权威，至今活跃在学界……除了身体原因，几乎没有一个向阳湖文化人没有一段学术上的“夕阳红”，而这些正是士人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
解读了郭小川式的狂热、冯雪峰式的顺服、沈从文式的淡定和那份特有的士人情怀，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向阳湖文化是多元的、复杂的，其映射的不仅仅是“五七”干校本身，更是曾经的风雨中国。文化人在向阳湖的表现种种，正是过去时代的经历在此时此地的集中反映。任何简单化的视角，都不足以解读“五七”战士的心灵世界。向阳湖文化由此也成了影射风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一面镜子。
三、拷问“五七”干校，反思充满激情而不乏沉重的大变局时代
随着林彪事件发生和“五七”干校的停办，随着中央对“文革”的否定，向阳湖文化人进入了全面的反思。
反思的方式各不相同。
一些人保持沉默。比如相对于繁荣的“知青”文学，却没有形成“干校文学”。 据统计，当时全国开办了106所干校，进入“五七”干校接受改造的达到五百万人，这其中就有一大批文艺骨干。论文学素养和人生阅历，以及看问题的角度与深度，“五七”战士们显然高于当年的知青。但是，当知青们纷纷提笔回顾那段“火红”的岁月，“五七”战士们更多地选择了沉默。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得不追溯到那个充满激情的大变局时代。当年读书人放弃一切追求美丽的理想怎么会变成一场人间悲剧？一个首先以知识分子为领导的、以革命为目的的党，怎么对知识精英们大肆制造冤假错案？一个为党奋斗了几十的的老革命，怎么最后成了反革命？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明灯一直朝前走的人，怎么却成了反马列主义？当年把北平为作“人间天堂”去奔赴，为什么最后竟然成了自己的“地狱”？学了一身的本领报效祖国，为什么最后成了一介农夫？革命的结果怎么成了这个样子？所有这些，与大变局时代冒着生命危险的革命选择形成巨大反差，这种精神的打击和心灵的伤害让他们无法表达，也不愿回首，只能是“欲说还休”。
而一个巨大的文化现象过去后，没有相当的文艺作品集中展示，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人反思的方式，也应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值得今天乃至今后的人们思考。
也有一批“五七”战士拿起了笔。
陈白尘奉献出了《牛棚日记》，张光年出版了《向阳日记》，杨静远写下《炼人学校》。当李城外先生进京采访的时候，文化人大力配合，更有一批人写下了共计百万余字的回忆录。最让人感动的是韦君宜，1986年，她因脑溢血偏瘫，1987年右臂摔伤骨折，1989年再次患脑血栓，1991年骨盆又被震裂……接二连三的病痛折磨下，她的右手神经已经坏死，却以超常的意志，在病床上用左手写完了《思痛录》。
所有的文章或书籍，集中回忆了那段非凡的岁月，其中不乏深刻的反思。韦君宜说：“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回忆、反思，思索我们这一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牺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
随着反思的深入，他们的把目光投向了更长的中国历史范畴。“她的思考比以前更加深刻了，她不但思考了自己的一生，而且在一个广阔的大时代背景下思考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
从韦君宜的《思痛录》可以看到，她的确把反思的目光对准了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比如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 ，以及其后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在撰文时，进一步反思到了延安之前，中央苏区的反“AB团”事件，他认为，当时那种严重的臆测、逼供信就是“文革”期间冤假错案的前兆。
可是在当时，所有这些，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而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毛泽东就说过：“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的架子，而不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的多一点。”
类似的话，毛泽东同志在不同的场合讲过很多次，所有这些，给知识分子们套上了一个潜在的“原罪”意识，而“文革”的全面爆发，进一步加重或者唤醒了这种意识。
回头审视我们党曾经走过的道路，我们不得不拷问那个苦难深重而激情飞扬的大变局时代，当拯救民族危难成为当然的时代主流，救亡图存、前线的战争和英明的领导成为我们当然的关注中心，党则作为一座苦难中国的灯塔，广为人民拥护、爱戴和热情地讴歌。在这样的环境下，党曾经犯下的错误在不自觉中被淡化，况且在当时，这些错误在人们眼中是不足为道的，比如毛泽东的一声“对不起”，台下许许多多“抢救运动”中蒙冤者就用热烈的掌声给予了回应，新婚妻子被无端隔离审查两年的郭小川，对党也并不存任何芥蒂。没有人总结，更没有人反思，在这样的情况下，党的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在一片更大的欢呼声中，有谁还会忆起当年那些被错杀的“AB团”成员？或者在延安时期那些被无端关押过的读书人？至于领袖对知识分子的评价，除了接受，似乎也没有人提出异议。
长期的错误得不到系统的反思与纠正，导致了建国后的愈演愈烈，最终走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爆发期。这便是韦君宜所思索的重要内容。
反思“五七”干校，反思文化人在干校的种种表现，我们自然地要拷问到激情四射的变局时代中，拷问那些曾经被时代忽视的沉重的阴影。
鲁迅先生曾经深掘了人类存在的困境，即“奴性”的特质。“一个正常的人性，在非常的环境中横遭畸变，丧失了‘属人’的自由特性，确实是‘奴性’或‘奴化’的典型表征。”10纵观中国“五七”干校中的知识分子，的确有鲁迅所称的“奴性”或“奴化”的一面。
这种“奴性”的形成，远不是“文革”中被列为“臭老九”一时的结果，而需要我们把思考的源头，放到更早以前的变局时代。
“中国知识分子诞生在一个国家主权严重残缺，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遗留严重的国度——也是人们通常称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11客观环境下的生存，让知识分子们与生俱来地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鲜明的民族情感和追求光明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并自觉地充当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生力军，进而为振兴中华、重塑民族形象做出艰苦的努力。
正是这种波澜壮阔历史的深切记忆，深远地影响着这样一代知识分子，直到他们的向阳湖时代。向阳湖文化被称为“文化金矿”，其意义同时在于文化人的干校的表现中影射出的历史印记。从这个意义上说，向阳湖文化不仅是反思文化，是纪念文化，同时也是中国社会文化研究的窗口和百花园，是中国文化和文化人在经历了和经历着大的时代风云后，他们的精神、意识与苦痛在向阳湖的集体亮相。这些，尤其应该为向阳湖文化研究者特别关注，也是本文的主要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