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桥日记》涉及林徽因本人的私生活，她不愿意落人其他人手中，其心情可以理解。但凌叔华是受徐志摩委托，“依照这些资料来做传记”，也有可以不给的道理。至于为何日记中少了一部分，凌叔华没必要故意藏着，很有可能是陆小曼曾看见烧了。徐志摩曾给林徽因写信说“有些日记书信，被小曼烧了”——很难确定这被烧的部分有没有林徽因想看的那几页。林徽因率性强势，凌叔华娴静温柔，两者相碰，输家必定是凌叔华，凌叔华后来叹息：“此事以后希望能如一朵乌云飞过清溪，彼此不留影子才好。否则怎样对得住那个爱和谐的长眼人（徐志摩）”！虽然此事让凌叔华一度对胡适很不满，后来二人还是言和。凌叔华一直关心着陆小曼，给胡适写信道：“她的过去使大家不满的，我觉得不是罪恶，乃是习惯与环境。莲花叶梗上有一层薄刺，方不染污泥，若使梅菊放在泥塘里，包管亦变成泥猪，那些清雅的号，绝不会落到他们头上来。”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的衣食来源几近断绝，多亏凌叔华从中沟通，徐父才答应给些资助。
·躲不开的崇拜者·
陈西滢与凌叔华得女小滢后，武汉大学新校址在东湖之畔的珞珈山落成，夫妻二人移居东湖边的“双佳楼”。湖光山色，赏心悦目，与袁昌英、苏雪林书画往来，自是惬意，凌叔华的心境渐渐开朗，生活圈子也逐渐开阔，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这两三年我脚没有停过，我的耳目不在城里在乡里，我比我们的朋友多认识一些真的中国人，他们是平凡穷困的人。”无论合潮流与否，文学界始终未曾轻视凌叔华。陈西滢担任武大文学院院长时，恪守西方规矩不让自己的妻子担任教授，凌叔华很烦，1935年2月，《武汉日报》社聘请凌叔华创办《现代文芝》副刊，凌欣然应约，在发刊词中写道：“若其让文化永落人后，岂非像蜡制人体模型一样，虽然具有美丽的躯壳而缺少灵魂吗？……我们把这片沙漠造成锦天绣地的乐园吧。”
《现代文艺》风格清丽，沈从文、朱光潜、朱湘、卞之琳、胡适、戴望舒等人均为其撰稿——仅仅看这些大腕的名字，不难判断其办刊宗旨。
陈小滢回忆：那时候母亲仍然继续着她的文学创作，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一直是母亲写作的要旨。所以她的小说一直被视为“闺秀文学”的范畴，在那个一要救亡，二要革命的时代，显得格格不入。她的好朋友苏雪林曾经写文章为她辩护：“她现在文坛的声誉反不如那些毫无实学只以善喊革命口号为能的作家们之啧啧人口。”但显然，她的那些太过生活、太过女性的写作，是不符合当时潮流的。就在凌叔华执掌《现代文艺》的时候，一个年轻的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闯进了她的生活。贝尔的母亲是著名画家，姨妈则是英国现代文学大师、著名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
滑稽的是，贝尔的父母各自有公开的情人。
贝尔是陈西滢聘到武大教英国文学的，当时武大内能流利讲英文的不多，凌叔华是佼佼者，而且以院长夫人的身份照顾贝尔很多。陈西滢忙于校务，不想贝尔爱上了自己的妻子。
贝尔虽然比凌叔华小7岁，但一样擅长文学、绘画，二者兴趣相投，交情密切，朱利安那时候每个星期给母亲写一封长信，说自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个中国才女。
凌叔华因而也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经常通信，凌叔华回忆说：“我接受她的建议，开始用英文写自己的生平，写好一篇就寄一篇给她……”
究竟二人发展到什么程度，均不得而知。后来绯闻在武大传得沸沸扬扬，贝尔最后因舆论压力，悻悻然离职回国。也许中国之行深深伤了英国诗人的心，他随后赴西班牙参加内战。在马德里守卫战中，29岁的贝尔牺牲。
凌叔华没对这段感情留下只言片语，她的女儿多年后在伦敦看到一本朱利安·贝尔的英文传记，发现了有关凌叔华的故事，很惊讶，回国后问父亲：“这是真的吗？”陈西滢沉默片刻，说：“是。”陈小滢又问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你们为什么仍然在一起，陈西滢淡然道：“她是才女，她有她的才华。”
陈小滢说父母的结合很可能后来没了爱，但感情还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武大由武昌珞珈山迁往四川乐山，凌叔华一家颠沛流离到了大后方。
战争年代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婆婆和大姑子也与陈西滢一家住在一起，五口人全靠陈养活，学校还经常发不出工资。凌叔华本是大家闺秀，自幼就有人伺候，哪里受过这种苦？因此婆媳、姑嫂间时常有矛盾。
在偏僻的小县城，凌叔华相当烦闷，已经没了心思去写闺房小姐、富家太太的生活，她给伍尔夫写信诉说自己的苦恼，伍尔夫回信极力鼓励凌写自传“自由地写，不要顾忌英文里的中国味儿。事实上，我建议你在形式和意蕴上写得贴近中国。生活、房子、家具，凡你喜欢的，写得愈细愈好，只当是写给中国读者的。然后，再就英文文法稍加润色，我想一定可以既保持中国味道，又能使英国人觉得新奇、好懂。”
从此，凌叔华开始了《古韵》的写作，通过航空信断断续续地寄给伍尔夫。伍尔夫也热心地为凌叔华寄来《夏洛蒂·伦勃朗传》等书，为其打气。后来战事扩大，二人的通信中断。
·各自飘零，情系故土·
也许是凌叔华不习惯重庆的生活，或者受不了伺候婆婆。尚在婚后不久，他们一起回到陈西滢的老家，当地经常有人来看他们，按照老家习惯，儿子、媳妇应该站在老人后面，替他们端茶、倒水之类的，凌叔华很不愿意，觉得丢脸，就装病躺着。
1939年底，留在北平老家的母亲去世，凌叔华带着女儿辗转从香港、上海、天津，回到已被日本人占据的北平。凌叔华在北平小心翼翼待在家里，重庆的陈西滢却笔耕不辍骂鬼子，凌叔华经常被特务纠缠，凌曾回忆道：“抗战时，他在重庆为《中央日报》撰写骂日本的文章，这些社论很受人注意。陈先生善于用犀利的字句批评时势，所以他很过瘾，但可把我害惨了。因为当时我回北平替母亲办丧事，我三番两次嘱他以笔名发表，他就是不听，结果害我在北平一年时闯，日本北平特务、宪兵等，不时来探我回北平的真实目的，还要我写信给陈先生叫他来北平……反正惹了不少麻烦！”
还真不好判断是不是陈西滢故意逼妻子回到重庆来的。
幸亏凌家祖上交游广阔，汉奸文化界中也有着些旧关系，凌叔华本人相当低调，在北平没遇到大麻烦，一年后她带着女儿再次回到西南。
1943年，由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推荐，陈西滢受命前往伦敦主持中英文化协会，凌叔华与女儿小滢随后前往——此时，素未谋面的精神导师伍尔夫因受不了病痛折磨而自杀。
凌叔华找到伍尔夫的丈夫，得到当初写给伍尔夫的底稿，之后屡次整理，几易其稿。自传体小说《古韵》终于在1952年出版，作品一问世，就赢得了英国文学界的广泛赞誉，《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环球》等报纸纷纷撰文介绍。《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评论说：“叔华平静、轻松地将我们带进那座隐蔽着古文明的院落。现在这种文明已被扫得荡然无存，但那些真正热爱过它的人不会感到快慰。她向英国读者展示了一个中国人情感的新鲜世界。高昂的调子消失以后，古韵犹存，不绝于耳。”
诗人维特·萨克维尔·韦斯特在序言中说：“她（凌叔华）成功了。她以艺术家的灵魂和诗人的敏感呈现出一个被人遗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对美好生活的冥思细想是不言自明的。她的每封信都能反映出她对于美的渴望。她的文笔自然天成，毫无矫饰，却有一点惆怅。因为她毕竟生活在流亡之中，而且那个古老文明的广袤荒凉之地似乎非常遥远。”
凌叔华在英国大红的时候，陈西滢受命出任民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驻代表，在巴黎工作。适时陈西滢连工资都无法保障，还屡次为台湾当局奔走，凌叔华曾与其大吵一架。
陈西滢是典型的一根筋，为维护台湾的权益费尽心机，“四处拉票”，而台湾方面还责其办事不力，连津贴也不给了。有段时间，陈的一千朋友见他太穷，资助了一笔钱，陈相当羞愧，连连道谢：“太客气了”，“似乎多了点”。
凌叔华对陈西滢相当不满，为了贴补家用，她先后在伦敦、巴黎和波士顿等地开过画展，又在英国多所大学做中国书画、中国近现代文学方面的专题讲座，甚至到新加坡南洋大学去当了四年教授，1960年又到马来西亚去教书。
1962年，她应邀在巴黎举办中国文人和她自己的画展，这次画展轰动一时，除她自己的画作外，还展出她个人收藏的名画，如董其昌、倪瓒、陈老莲、恽南田、傅山、石涛、郑板桥、金农、赵之谦等名画。法国科学院著名院士安德列·莫罗评价她说：“……她知道怎样运用她的魅力，寥寥数笔，便活生生地画出一株幽兰，一茎木兰花，或一串苹果花的蓓蕾。她用中国墨，在洁白的画面上，单纯、简洁得几乎无以复加，几乎可以说这是一种抽象的笔法。但看她描绘自然的曲线，又能令人忆起这些花枝和花朵的实体，其实，这是由真实的存在发生和传出来的。”
据陈西滢的女儿说，母亲到处工作，“也许是她逃避与父亲共同生活的一种方式。”
1970年3月29日，陈西滢在英国去世，凌叔华此时已经辞职在家，与丈夫风雨相伴四十年，从相识相知到相依相离，往事均已成云烟。凌叔华本想葬陈西滢于台湾阳明山，与他的老友胡适、傅斯年、罗家伦做伴。但阳明山公墓要“按号分配”，凌不得不将陈的骨灰存放在伦敦一家殡仪馆十余年，后来将丈夫的骨灰葬在了其老家无锡。
凌叔华晚年时常思念故土，在与巴金、萧乾、冰心等友人的通信中屡屡流露。1985年9月，吴文藻先生不幸谢世，凌叔华远在异国他乡亦写信来安慰冰心，并在信中表达了自己思念故土的心境：
“冰心，大作收到，昊文藻治丧委员会来示，十分难过。……人生本来如梦如客，希望你在这苟酷无情的日子里，多想想快乐的往事，目前苦恼，努力忘记它吧！……以前，我每次回国，总是一次比一次朋友少了，好比秋风落叶，一回相见一回稀了。……”
1986年，凌叔华得知自己癌症上身，时日无多，便经常要女儿女婿将她送回北京。1989年12月，凌叔华在女儿女婿陪同下，终于回到了北京，住人石景山医院。
1990年3月25日，她在医院里，在亲朋好友、文艺界新闻界人士以及医护人员的祝福中度过九十华诞。4月，凌叔华曾患有的乳腺癌复发并转移。5月16日，她从数日的昏迷中醒过来，向亲人和医护人员请求，希望再看看北京城。于是由救护车陪护，凌叔华躺在担架上游览了童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北海公园，眺望过白塔后她喃喃地说：“山湖美！柳树美！白塔美！”禁不住潸然泪下。
之后，凌叔华又回到九十年前她出生的地方——史家胡同54号——那28间房子是她的嫁妆，如今已改成史家胡同幼儿园。在曾经的旧宅前，她好像回到了过去，她说：“我母亲帮我做午饭了。”几天后她离开了人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不会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