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的来历·
童年张爱玲在天津的快乐生活终止于8岁。
母亲黄逸梵是1924年撇下家去留洋的。走的时候小焕才4岁，离别时母亲的哀伤，她尚有清晰的记忆片断：“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我算是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称叔叔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波悲恸。”
母亲走后，父亲在外面蓄养的一个妾，就堂而皇之搬进了家。
姨太太是张廷重寻花问柳时结识的妓女，绰号老八。在她搬进来后公然在家举办叫“条子”召妓作陪的宴会。
那是小女孩所不能解的风尘场景：“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务子。我躲在帘子背后偷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姊妹，打着前刘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裤袄，雪白的偎倚着，像生在一起似的。”
张爱玲和胡兰成之间的感情纠葛似乎由这个场景埋下伏笔，直到很多年后痛苦依旧陪伴着这个灵动的小女人。
这位姨太太不喜欢小焕的弟弟，也许因为弟弟是将来家产的继承人。为此她反过来抬举小焕，每天晚上带小焕到“起士林”去看跳舞。
可惜姨太太用尽心机也融不进这个家，反而给公馆带来了一股戾气。
据张爱玲回忆说：“姨奶奶住在楼下一阃阴暗杂乱的大房里，我难得进去，立在父亲烟炕前背书。姨奶奶也识字，教她自己的一个侄儿读‘池中鱼，游来游去’，恣意打他，他的一张脸常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不仅如此，她和和丈夫对殴，用痰盂砸破张廷重的头。直闹到张家族人不能容忍，逼她离开。
姨太太被撵走后父亲把家从天津迂回了上海。
本来铁路局的英文秘书一职就清闲得很，同时堂兄又是交通部总长，张廷重不去上班也没人说什么，可他吸食鸦片、又和姨太太对殴，无疑会对堂兄的官声大有影响。直到1927年1月，张志潭被免去交通部总长之职。
大树没了，官当然也没得做，受到刺激的张廷重还真的决定痛改前非，写信给留洋的妻子说赶走了姨太太，要戒掉鸦片，央求其回国。
1928年春，张家举家来到魔都上海，住进了宝隆花园的一座欧式洋房（今陕西南路），同年母亲回国。
作为没有受到系统教育的母亲在国外选修的是绘画专业，四年国外的生活让这个血脉相连却陌生异常的母亲对生活品质极度挑剔，这个欧式洋房就是张爱玲母亲挑选的。
从这个时候母亲开始关心和干预她的成长，给她做漂亮的衣服，由于在国外学习的是绘画，于是教小爱玲绘画、英语等东西陶冶其情操。
回国后的母亲对国内的新事物仍然着迷，一回来就订阅了不少杂志。当时的《小说月报》上登着老舍写的小说《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母亲就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小焕就靠在门框上笑，母女俩有会心之乐。
这场面很温暖，以至张爱玲后来在老舍的作品中一直偏爱《二马》。
每天吃饭，父亲总是匆匆吃完就走，余下的时间里母亲便对两个孩子进行饭后训话，大致意思就是小孩受教育最要紧，不要哭等等，偶尔也讲两句营养学。
9岁的小烘，这时竟然开始考虑终身的事业，是做画家呢，还是做音乐家？
后来她看了一场关于贫困画家的电影，大哭一场，死了做画家的心，决心做一个钢琴家，因为钢琴家能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母亲说：“既然是一生一世的事，第一要知道怎样爱惜你的琴。”
小焕用的琴，琴键一个个雪白，没洗过手不能碰，每天还要用一块“鹦哥绿”绒布细心擦拭……
是母亲带来了这一切充沛之气。
如此两年后，也就是1930年，黄逸梵又下了决心，要干预女儿的教育问题了——她要送小焕进新式的学校，让孩子有本领走进一个新世界。但父亲不同意，他不愿花钱。两人为此多次争吵过。现在重提这事，父亲还是大闹不依。
母亲索性趁父亲上楼去休息，拐卖人口一般，拉着小焕的手从后门溜出去，把小焕送进教会办的黄氏小学。因为先前小焕已有知识基础，所以一进去就人六年级插班。这一年，她已是10岁了。在报名处填写入学证时，母亲一时踌躇，不知该为女儿填什么名字，只觉得“张焕”这两个字叫起来“嗡嗡”地毫不响亮，于是暂且用英文名字Eileen“胡乱”译了中文，写成“爱玲”填上。母亲想的是以后再改也不迟。
母女俩都没有料想到“张爱玲”这个一时应急而想出来的名字，日后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有何等的意义！
·伊甸园的终结·
然而幸福总是短暂的。这个家似乎逃脱不了一种宿命。
张廷重出院后重新操起了鸦片烟枪。又怕黄逸梵再跑掉，不肯拿出生活费，还要妻子贴钱。他打算把黄逸梵榨干，也就走不成了。
父亲的做法给幼年张爱玲以极深的印象，后来成为了她小说中的情节素材。在俭锁记》、《倾城之恋》、《创世纪》、《小艾》等篇什中都有男人企图骗光女人钱财的故事。
任何人都忍受不了这种把戏，更何况辣妹子出生的母亲，于是两人经常大吵。那场面是骇人的——争吵声越来越大，偶尔还夹杂着母亲的哭声和不知是谁摔碎东西的声音。在天津从来没有这样吓人的场面，这无疑让小烘对婚姻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
最后父母终于协议离婚。主动一方是母亲。而父亲当初在母亲回国时曾有两个承诺：赶走姨太太、戒除鸦片。
办理手续时母亲请的是英国籍的洋律师。父亲几次又反悔，说：“我们张家从来没有离婚的事。”律师气得险些要打他，反过去问母亲是否要改变心意。母亲只说：“我的心已像一块木头！”
父亲悟到事情不可挽回，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两个孩子归父亲抚养，但母亲在协议里坚持加上了一条：小焕以后的教育问题以及进什么样的学校，须征求她的意见。
姑姑和父亲一向也是意见不合的，因此也和母亲一同搬走。她们住进法租界今延安路以南的一座西式大厦，买了一部白色汽车，雇了一个白俄司机、一个法国厨师，过起了时尚生活。父亲这边搬到了另一处弄堂房子一康乐村10号。
所幸按照协议，张爱玲可以去看望母亲。母亲的居所成了她唯一的精神支点。
于是张爱玲在父亲家的冷漠和母亲家的温暖中游移，直到母亲又要去法国学绘画。这其实是张爱玲成长坦途的最后毁灭，但是当时母女俩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张爱玲住校，只有周末能回家，母亲在临别时去学校看了她。
后来张爱玲描述过分别时刻的情景：
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母亲固然是童年张爱玲生活中唯一的阳光，但是张爱玲对母亲却是另有期待，她实际上是希望母亲的爱能更细微、更世俗化一点。
母亲刚从国外回来曾有一个细节，母亲回来的那一天张爱玲穿上认为最俏皮的小红袄，可是母亲第一句话是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
可以说张爱玲孤僻的性格与父母离异以及父女关系急剧恶化有关，同时也与母亲黄逸梵在主观和客观上对孩子的“疏远”有关。
童年母爱的这种缺失，对张爱玲的性格不可能毫无影响，她一生都对外界采取退缩、警戒和淡漠的态度应该来源于此。与此相应，她在25岁以前的作品自然地也就表现出一种冷漠色彩。
她在创作的繁盛期，小说一般都缺少悲悯，总是揭露人性的自私或丑恶。直到后来的《十八舂》才有了一些大悲悯的情怀。
随后便是张爱玲的中学时代。
中学时代她也曾像普通的孩子一样快乐过。她喜欢吃零食，常和亲戚家的孩子一起逛街、看电影。她也渴望成熟和别人的认同，中学时代她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版《大美晚报》上，报馆给了她5块钱稿酬，她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
一直到若干年之后，张爱玲的性格都没有什么变化——内向，拥有审美天赋，不会烧火做饭，标准的旧社会小姐人选。
她只有谈到自己喜爱的东西才滔滔不绝。因为太爱看书，这个时期的她已经戴眼镜，又因为瘦高，使得整个人透露一股书卷气，完全没有后来的光芒四射！
圣校时期的张爱玲低调得像粒微尘，也正是这个时期，热爱阅读、内向敏感的她像海绵一样的吸收着养分，为以后的璀璨光芒积蓄着力量。
而这些似乎可以引述到母亲的离开，父亲的自暴自弃，一切痛苦的根源让张爱玲近乎于变态的速度成长着。
·积蓄锋芒的香港·
中学时期的张爱玲已被视为天才，并且通过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后来战乱和日落的家境逼使她选择香港。在香港大学，她一直名列前茅，可惜毕业前夕香港却沦陷。她的档案也遗憾的尽数被烧毁。
凡是看过《倾城之恋》的读者都难忘张爱玲在里面写过的一种香港特有的花：
到了浅水湾，他搀着她下车，指着汽车道旁郁郁的丛林道：“你看那种树，是南边的特产。英国人叫它‘野火花’。”流苏道：“是红的么？”柳原道：“红！”黑夜里，她看不出那红色，然而她直觉地知道它是红得不能再红了，红得不可收拾，一蓬蓬一蓬蓬的小花，窝在参天大树上，壁栗剥落燃烧着，一路烧过去，把那紫蓝的天也熏红了。她仰着脸望上去。柳原道：“广东人叫它‘影树’。你看这叶子。”叶子像凤尾草，一阵风过，那轻纤的黑色剪影零零落落颤动着，耳边恍惚听见一串小小的音符，不成腔，像檐前铁马的叮当。
文字中的花朵是凤凰花。小叶羽状、互生成扇子形，有如凤凰的羽翅，花开时团团簇簇的火红……应该说香港对张爱玲的成长就是“一路烧过去”的野火花，让她有了蓬勃的生命力。张爱玲刚踏上这片土地的印象后来被她用在《倾城之恋》里：“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囤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
张爱玲提着母亲出洋时用过的旧皮箱，只身南下，母亲怕她“栽个跟头”，便事先安排好了接应的人。接张爱玲的人是个谦和的中年男子，叫李开第。母亲指定他作为爱玲在港期间的法定保护人。李开第是何人？张爱玲姑姑的初恋情人。姑姑张茂渊25岁时出洋，在开往英国的轮船上遇到了26岁的青年才俊李开第，两人一见钟情。但因种种原因，李开第另有所爱，并且很快就结了婚。
张茂渊经历了失恋的剧痛之后，留给了李开第一句话：“今生等不到，我等来生！”
从此张茂渊竟为这个李开第守了50年。两人后来都没离开大陆，且都熬过了文革，到1979年竟老来携手。李开第接到张爱玲，见她寡言，也不多说什么，接过行李，开车把她送到港大。这所香港大学坐落在半山腰的一座法国修道院内。管理者都是天主教的修士和修女。港大的学生多是华侨富商们的子女。即便有上海来的学生，家境也都相当优越。他们出手阔绰，社交频繁，有的人上学甚至有汽车接送。从落魄家族来的张爱玲算是穷学生。正如《小团圆》里所说，“在这橡胶大王子女进的学校里，只有她没有自来水笔（只能用蘸水笔），总是一瓶墨水带来带去，非常触目”。
有件小事很值得回味。
同宿舍有一个香港女孩叫周妙儿。其父与鼎鼎大名的何东爵士齐名，自家竟然买下了一整座离岛——青衣岛，在上面盖豪宅。她邀请同宿舍女生去她家玩一天，去的时候要租小轮船，说好大家分摊船钱，每人十多块钱。张爱玲最怕这类额外支出，只好向负责管理的修女解释说父母离异，母亲送她进大学已经非常吃力，因此不想去。修女做不了主，又去请示，最终闹得修道院长都知道有这么一位贫困生。
这让张爱玲的密友都大失颜面。
可是穷人一又能怎么办？她只有发愤苦读以雪耻。
她学习英文到后来可以背下整本的弥尔顿的《失乐园》。
为了考出好成绩，她动脑筋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最后每样功课考第一。第二年港大文科的两项奖学金被她拿下。如此一来，不仅学费、膳宿费全免，毕业后还可免费保送去牛津大学深造。
为学业而付出的代价，是她在大学里放弃写小说的爱好。
她大学三年偶尔出去游玩谈天都会感觉心里不安，以为是浪费了时间。唯一没放弃的爱好就是画画，或许是绘画不占脑，也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神经。
应该说张爱玲在港大的收获是看到了不同的人、不同的人性，开始了对人世的独立观察。
港大的女学生分医科和文科两种。医科的学制特别长，竟有7年之久，又容易留级，因此有三十多岁的女学生也不奇怪。医科女生们平时在饭桌上总是大说一些专业内的笑话，还夹杂许多术语。她只有一次听懂了，是说一个学生因为对老师的不满，把酒精罐里的一根性器官扔在解剖室门口的路上。几个女生说着都笑得前仰后合。
男同学们也敢于对她们示爱。
“夏夜，男生成群的上山散步，距她们宿舍不远处便打住了，互挽着手臂排成长排，在马路上来回走，合唱流行歌。有时候也叫她们宿舍里女生的名字，叫一声，一阵杂乱的笑声。”（见《小团圆》）
女同学们形形色色，匪夷所思，对张爱玲来说那是别人的世界。张爱玲晚年时回忆：“我是孤独惯了的，以前在大学里的时候，同学们常会说他们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但我也不在乎。”（见殷允芄《访张爱玲女士》）
这个时期的张爱玲就像一个浑身带刺的受伤小刺猬，总是习惯躲在一个不引入注目的角落里偷偷看着眼里的光怪陆离，等待痊愈的那天就是凤翔九天的那一刻！
·匪夷所思的同性恋·
无论张爱玲本人，还是如今的“张迷”，都应该感谢张爱玲生命中的一个女人，一个只要有她出现，张爱玲的文章便会出现欢快，这个女人就是炎樱。
是的，在张爱玲的生命中，只要炎樱出现就有欢笑。
张爱玲的一生包括血缘的亲属在内，与她有亲密关系的人，性格多半奇形怪状。唯有这个炎樱完全健康。
炎樱是个混血的锡兰（今斯里兰卡）姑娘。父亲是阿拉伯裔，在上海开珠宝店；母亲是天津人，早年为跨国婚姻跟家里断绝了关系。炎樱皮肤黝黑，娇小丰满，五官轮廓很分明。从照片上看，在港大时期的她像个英俊的小男孩。这姑娘笑起来很响亮，说话又快、又带着女孩子的蛮横，这多少改变了张爱玲一贯的阴郁。
“炎樱”这个中文名是张爱玲为她取的，两个字的搭配很美。但她本人好像不很满意，自己改名“莫黛”。张爱玲说这个听起来像麻袋，于是又改为“貘梦”。炎樱幽默风趣，经常语出惊人。张爱玲在后来写的《炎樱语录》里收集了她的一些经典名言和逸事。
她在报摊上翻阅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报贩讽刺道：“谢谢你！”炎樱答道：“不要客气。”
炎樱头脑机智，文学天赋也很好，有不少话都说得很奇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