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两口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相处，一个律师一个作家，平时各忙各的，回家也是冷战，可有时候又温存一番，应该说苏青对李钦后还有着很深的感情，这年又怀了个孩子，生下来后欣喜若狂，是个儿子！
可惜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小鬼子对同盟国正式宣战，上海滩的租界也被日本兵控制，李钦后的律师事务所被迫关门歇业。
危难时刻见真情，两夫妻终于和好，可李钦后没了收入，家庭经济很快陷入困局，小女儿也因患上急病夭折。除了大女儿在宁波爷爷奶奶家外，老公和三个孩子一个保姆都得靠苏青写作来维持生计，苏青回忆道：“日间我带领两个孩子，晚上写文章，稿费千字二三十元不等，我常常独坐在电灯下一直写到午夜。暑天的夜里是闷热的，我流着汗，一面写文章，一面还得替孩子们轻轻打扇，不然他们就会从睡梦中醒来，打断我的思绪。等我写完已经快要到五更了。”
在苏青为了这个家庭疲于奔命的时候，丈夫李钦后居然与邻家主妇勾搭到了一起，对方老公捉奸后羞愤难当离家而去。苏青得知此事后对丈夫彻底失望了，提出离婚。李钦后先是不同意，分居了很久之后，眼见老婆文名日盛，甚至得到上海一干“达官贵人”的青睐，再也不敢嚣张，灰溜溜接受了离婚协议。
十年婚姻，就此了断。失去了爱情，苏青无可慰藉，几乎偏执地要孩子的抚养权，结果法院判给了她三个孩子，二妹、三妹和小弟。
李钦后尽管仍在上海滩混着，却从苏青的世界里面消失了，因为苏青接下来认识的人档次越来越高——尽管都是些汉奸。
多年后新中国成立，李钦后因其才学谋到了一份法院的工作，后因贪污罪遭到枪决。
·以小说扬名·
要说苏青的丈夫还真是人品不端，妻子带着三个孩子过生活，他居然很少给抚养费。苏青在上海滩过得很艰难，当时有两个选择摆在她面前，一是回宁波娘家靠亲友接济，二是到抗战后方找一些文坛前辈提携。
苏青最终选择留在上海，因为在她眼里乡下只有愚蠢的男子、丑俗的妇人、脏的牛、荒凉的山。抗战后方没有可靠的亲友，男人们都靠不住，根本没必要做指望。再者，三个孩子怎么办？
好强的苏青决意在上海滩扎根，不依靠男人，她曾冷漠且骄傲地对人说，“我家中的一颗钉子都是自己买的！”仅凭着手中一支笔，苏青拼命地写稿挣钱。
在国难当头的年月，苏青的文中却没有民族大义，她没时间也没精力思考那些大问题，笔端关注的只是孩子与家庭。同样出身在书香门第，张爱玲的文字华贵而苍凉，苏青则市侩且泼辣。
其实，离婚后的苏青也曾想重组家庭，她曾结识一位颇为富有的对象。有一次当她与男友吃饭时，她的三个孩子站在门口张望，不敢上前。苏青十分感伤，泪花翻涌，饭吃了一半就草草离开了。她怕再婚后，儿女们会受苦，坚持不再婚，因为“与其让人家占我的便宜，宁可让自己的小孩占我的便宜”。
《论语》杂志的前主编陶亢德是苏青的伯乐，如果在抗战中老陶去了抗战后方或者远遁欧美，也许历史会冠其以“爱国作家”之类，悲剧的是他留在了上海滩，更不幸的是被日本人相中，参与了汉奸文化协会。
苏青的眼中只有恩义，不论是非，她在散文中剖析自己“据说艺术家之类是应该‘爱惜羽毛’的，但我实实在在却只求果腹，换句话说便是‘吃饭第一’，试问身先不存，毛将焉附？”她曾想与老陶走的更近，陶亢德爱怜才女，始终发乎情止乎礼，两人便仅仅是在精神层面的交流。
能在文坛成为传奇，苏青无疑受到了陶亢德的鼎力相助，在日本人的掌控下，上海滩期刊行业可谓百花凋零，唯有谈论风花雪月的《古今》杂志一枝独秀，该刊创办者朱朴，是陶亢德的老友、汪伪交通部次长。
在老陶的推荐下，苏青在《古今》上发了第一篇文章《论离婚》，为天下所有受到欺凌的女子代言，还具体写出女性想做“娜拉”之难：“十八九岁的娜拉跑出来也许会觉得社会上满是同情和帮助，二十八九岁的娜拉便有寂寞孤零之感，三四十岁的老娜拉可非受尽人们的笑骂与作弄不可了。”
此文一出，上海滩的汉奸们对这位胆大的女性顿时生了崇拜之心，好泼辣的性子。伪上海市长陈公博尤为欣赏，朱朴便点拨苏青，说你带着孩子不容易，要是攀上陈市长这棵大树，以后就不会为生活发愁了。
也许是苏青觉得自己的确很艰难，也许是为了应付当局形式，她真把陈公博吹捧了一番。仅仅从文字上看，还真是情真意切，比露骨的马屁显得有水平多了。
陈公博投桃报李，将苏青弄到政府部门上班，还把她介绍给了周佛海、周作人等汉奸界知名人士。
单身的女人容易受领导们的关注，更何况是单身的才女。可苏青必定是带着三个孩子的单身女人，因此关于她的绯闻便传得沸沸扬扬，甚至有人给她起了个外号：“文妓”。
不可否认，苏青渴望得到爱，可围绕在身边的男人都当她是个避风的港湾，而不是航行的终点，她写道：“他们离开我，就回家休息了。他们有妻，有孩子，怎肯放弃他们的已经建筑起来的小家庭呢？他们对我说那是没有办法……我恨他们，恨一切的男人！我是一个如此不值得争取的女人吗？”
乱世中的女人显然会遭到更多的社会压力，苏青愤懑：“红颜若不薄命，这红颜往往不为人知；薄命若非红颜，其薄命也被认作平常……历史学家是最势利的，批评女人的是非曲直总跟着美貌走。难道不漂亮的女人薄命都是活该，只有红颜薄命，才值得一说再说，大书特书吗？”
苏青试图反抗“玩弄男人”，但她也很清楚“一个女人要玩弄男人是不可能的”，“我这才佩服欢场女子敲竹杠的手段，没有爱还必须，给人玩了还有金钱补偿，自己不聿是良家妇女，人家不好意思给钱，也乐得不给，但爱情也仍是没有的。如果我一样要花钱，他也许宁愿追求红舞女去了。想到此处我不禁又气又难堪，用力揪自己的头发，恨不能把自己给毁了”。
流言飞语不是说“文妓”么，索性竹筒倒豆子，将自己的情感经历一一写出来。心中藏块垒，笔底起波澜，苏青决定“说我所要说的话，写我所要写的故事，说出了写出了死也甘心。我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痛快地写，一字一句，说出女人的痛苦，有时常恨所有的形容字眼不够应用”。
1943年，苏青的代表作、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正式连载，通过女主角“青妹”的不幸遭遇，折射了旧时代受到新教育之女性对婚姻的无奈：父母之命不敢违抗、对心仪的男同学不敢表白、当上少奶奶空虚无聊、生下女孩又遭公婆白眼。
苏青以女性的角度看待新旧思想的冲突，折射社会变迁，表达普通职业女性务实而不避利的特点，充满了女性的自觉、迷惑和焦虑。这些都足以引起社会学家的关注。
她又适时地提出“婚姻取消，同居自由”的观点，甚至毫不避讳大谈性问题，许多关于婚姻生活中女性性心理的真实描写，又能引起意淫男的联想。她写婚外恋，写离婚后带着孩子与各种男人打交道，感慨独立人世之不易，在社会上始终需要依托男人的全部感受。也能激发女同胞的共鸣。也就是，综上所述，苏青彻底红了，到1948年底，这部小说出版达18版之多，并不逊色于张爱玲的《传奇》。
苏青在《结婚十年》的后记里面阐述了她离婚的原因。一是丈夫拒绝给生活费，二是夫妻分床睡。她在文章之中写道，“二十岁的女孩离婚是出于女孩的过失，三十岁的女人离婚肯定是女人提出来的”。但她也流露出曾盼望丈夫回心转意，软言相求于他，可是李钦后就是不低头，苏青在《结婚十年》后记里面说“故事之中的男女主角本可以不离婚，他们本无大恶”。
·非议与暖昧·
1943年10月10日，在周佛海、陈公博等高级汉奸的资助下，苏青挂帅成立“天地出版社”，旗下品牌《天地》月刊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60号601室挂牌开业。
江浙甚行商贾之风，苏青既受到过书香门第的熏染，又自幼观摩前辈行商，因此练就了精明能干的头脑，《天地》刚创刊时，苏青写稿、编辑、校对、印刷、发行一手抓，刊物一出便脱销，苏青在《做编辑的滋味》中自豪地写道：
第一期原印三千，十月八日开始发售，两天之内便卖完了。当十月十日早晨报上广告登出来时，书是早已一本没有，于是赶紧添印两千，也卖完了。
苏青也许在政治上有污点，毕竟依仗汉奸不是件光荣的事，不过她的确能干，散文、小说、时评都写得相当漂亮，在文化界颇受推崇。她还把活跃在当时上海滩文坛的一系列名流请来压阵，如周作人、胡兰成、谭正璧、秦瘦鸥、张爱玲、纪果庵、柳雨生等。在日本的控制下这群文人不敢谈民族大义，只能唱唱《后庭花》，粉饰太平。
为了拉拢作者，她向周作人讨张签赠的全身照，登在杂志上，既做广告又讨周作人欢心；为了稳定客户，她特意推出八折优惠杂志预订，逢年过节还弄点“买一送一”的活动，加质不加价；为了扩大影响，她经常在杂志上设置一些“话题”让读者参与，譬如“女人是否要靠男人”“婚外恋存在合理吗”之类，每次都能激起街头巷尾大妈大嫂的讨论。
另外，为了争取发行的折扣，苏青甚至亲自扛着杂志到马路上贩卖，与小贩讨价还将，甚至写了篇文章《谈折扣》，将出版行业的潜规则全部挑破。
苏青的泼辣让很多人大跌眼镜，作家周楞伽曾奚落：“宁波女人，比男人还厉害！”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调侃：“豆腐居然吃苏青，血型犹太赐嘉名”，意思是苏青比犹太人更精明。
作风干练的苏青自然生气，拿周作家耳背口吃攻击：“你耳聋，一张嘴又说不清楚。”有圈子内朋友说苏青攻击人家生理缺陷，没作家胸襟，不够大度。苏青才不管：“情愿不当什么女作家，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苏青相当张扬，赚钱时锱铢必较，花钱时吝啬抠门，行文时肆意汪洋，讲话时口无遮拦。
是年上海滩发生一起命案，妻子周氏因不堪丈夫吃喝嫖赌抽败光家产、屡屡殴打她，心一横杀夫碎尸。周氏在审判时供认不讳，只是悲叹自己命苦，后来被判处死刑。苏青觉得判决不公，提笔狂骂审判长，以《为杀夫者辩》为周氏鸣不平，结果导致主流非议；苏青却毫不相让，又写了《我与詹周氏》再次抗争。再说苏青口无遮拦，《秋海棠》的作者秦瘦鸥体胖，苏青见了便笑嘻嘻问：“老秦，你不是叫瘦鸥吗，还那么胖？不如改名叫肥鸭算了。”她说起冰心，也是十分刻薄：“从前看冰心的诗和文章，觉得很美丽，后来看到她的照片，原来非常难看，又想到她在作品中常卖弄她的女性美，就没有兴趣再读她的文章了。真是说也可笑。”同为女作家的潘柳黛，苏青有点看不惯其作派，潘腰粗面黑，苏青笑谑她：“你眉既不黛，腰义不柳，为何叫柳黛呢？”
圣人古训“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被苏青一改，成了句豪放女名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台湾学者实斋在《记苏青》一文提道：
除掉苏青的爽直以外，其文字的另一特点是坦白，那是赤裸的直言谈相，绝无忌讳。在读者看来，只觉她的文笔的妩媚可爱与天真，绝不是粗鲁俚俗的感觉。在她最近一篇文章中，有一句警句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经她巧妙地标点一下，女人的心眼儿透露无遗了……
一个小女子，闹得上海滩的男人们个个荷尔蒙失调，无论骂她贬她吹她捧她，苏青依旧我行我素。小报攻讦说她的作品色情，人品有问题，爱财如命，苏青在杂志上坦言：
至于不肯滥花钱，那倒是真的，因为我的负担很重，子女三个都归我抚养，离婚的丈夫从来没有贴过半文钱，还有老母在堂，也要常寄些钱去，近年来我总是入不敷出的，自然没有多余的钱可供挥霍的……至于讨书款，我的确是一分一厘一毫都不肯放松的，这是我应得之款……
谈起苏青与胡兰成、张爱玲两口子的交情，也是源于她的杂志《天地》创刊号上，张爱玲发表了一篇散文《论语言不通》。后来苏青觉得张爱玲很有才华，便再次向其约稿，张爱玲又写了一篇小说《封锁》，发在《天地》的第二期上。
才子胡兰成是《天地》的签约作家，正是看到张爱玲的《封锁》对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苏青，胡兰成认识了才女张爱玲，后来三人纠缠了很久。
苏青显然对胡兰成有好感，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中曾提到过两人的暖昧情感：“我去信问苏青，这张爱玲是何人？她只回答是女子。及我去上海，一下火车去寻苏青，苏青很高兴，从她的办公室陪我上街吃蛋炒饭，随后到她的寓所。我问起张爱玲，她说张爱玲不见人的。问她要张爱玲的地址，她也迟疑了好一会儿才写给我。”胡兰成想了解张爱玲，苏青不是很高兴，甚至不想将张的地址告诉他，可见苏才女一定对胡才子有意思。后来胡兰成又说“当初有一晚上，我去苏青家里，恰值爱玲也来到。她喜欢也在众人面前看着我，但是她又妒忌，会觉得她自己很委屈。”张爱玲为什么会觉得“妒忌”和“委屈”呢？是不是也感觉到苏青与胡兰成有啥不对？
女人是很敏锐的，后来苏青在《结婚十年续》中写了一个叫“谈维明”的风流才子，研究者均认为这哥们儿就是胡兰成。谈维明与女主角“苏怀青”有过鱼水之欢，但始终没能走到一起。
撇开情感因素，胡兰成对苏青的作品很是欣赏：“承她送了我一本新出版的《浣锦集》，里边的文章我大体读了，觉得是五四以来写妇女生活最好也最完整的散文，那么理性的，而又那么真实的。”
·闺蜜张爱玲·
1944年是苏青与张爱玲交往最频繁的时期，俩才女在上海滩文艺界齐名，当时有家报纸特意对二者做了个访谈，内容无非是关于妇女、家庭、婚姻等。两人都是女权捍卫者，张爱玲华贵冷漠，苏青泼辣热忱，前去采访的几个编辑时而惊艳于张爱玲的精辟分析，时而震撼于苏青的胆大前卫。
文字上旗鼓相当，性情上棱角分明，中间夹了个胡兰成，苏张俩姐妹相互欣赏的同时也斗斗气。
张爱玲对苏青的印象是“本性忠厚，她愿意有所依阿，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后来因为胡兰成闹得不欢之后，张爱玲又说“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她敷衍我，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为了要稿费，那也许是较近于事实的，可是我总觉得，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
即便不提胡兰成，就人生观而盲，苏青与张爱玲也有着很大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