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大户人家出身，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且衣食无忧。可成年后的苏青是一个带着三个孩子讨生活的母亲，在她的眼里社会是残酷的，生存需要靠自己的拼搏。“我很羡慕一般的能够为民族国家、革命、文化或艺术而写作的人，近年来，我是常常为着生活而写作的。”而张爱玲其出身是清末仕宦之家，祖上存下来的房产地皮几辈子也花不完，因而改不了的奢华傲慢“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苏青主办《天地》杂志的时候，几乎每期都有张爱玲的作品，而且张爱玲还时常应邀为其配图，苏青写的一篇《救救孩子》，题头即有张爱玲的画，《天地》第11期到14期的封面都是张爱玲设计的，画面有天有地，与杂志名相称，天上有几片云，地上仰卧着的大概是一尊佛的头颈，简洁而浪漫生动。
直到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惊世之恋”浮出水面后，苏青仍然是一个人，才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她在后来的《续结婚十年》中，毫无顾忌地记下了女主角苏怀青与“谈维明”的一段性事对话。
谈维明激情过后问：“怀青，你满意吗？……你没生过什么病吧？”
苏怀青深感侮辱，笑道：“我是不满意，在我认识的男人中，你算顶没用了，滚开，劝你快回去打些盖世维雄补针再来找女人吧！”
苏青与张爱玲的交情不浅，可在后来的自传体小说中偏偏没有给张爱玲留一个角色，还讽刺胡兰成“性无能”，着实吊诡——很难说不是苏才女故意对张爱玲暗示。
在粗犷嚣张的苏青面前，张爱玲可谓是吃了个哑巴亏。
·周旋男人之间·
苏青是个实在的小女人，始终需要男人的呵护“女朋友至多只能懂得，要是男朋友才能够安慰”。少女时代她的梦想是像《三国演义》中赵子龙一样白衣飘飘的英雄，长大后的理想爱人则普通得多：比她大，比她强，有男子汉气，即使官派一点也不妨，还要有点落拓不羁……
胡兰成被闺蜜张爱玲抢走了，苏青很快又有了新的精神寄托。她在自传体小说为其取名“赵瑞国”，形象是“胖胖的绅士”：
“他的头发是稀疏的，齐往后梳，显得整洁而大方，咖啡色的西装，质料很高贵，式样也适合身材的”。“他是英伦留学生，遍游欧洲各地，性情温和，举止彬彬有礼”，“他常回忆过去，茵梦湖畔的恋爱故事，他说他曾爱过一个异邦女儿，只为差于启齿求婚，他常常自渎，后来性机能便衰弱了。”
后世学者刨根究底，终于挖出这喜欢躲在被窝里面打手枪的哥们儿的原型——周化人，千万别联想到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等。周化人祖籍广东化县，跟浙江鲁迅三兄弟没丝毫关系。周化人早年留洋，后附汪投敌，历任汪伪政治会议秘书处宣传组组长、铁道部常务次长、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上海分会委员、上海市第一区行政督查专员等。
苏青在自传小说中描绘，女主角苏怀青与“性机能衰弱”的赵瑞国更多是精神的爱。而赵瑞国是抱着“苏怀青能生孩子”的目的与之相处，显然是把女主角当生产机器。“苏怀青”恰恰相反，看中的是赵瑞国“阳痿”不能生孩子。
回到现实中，苏青生了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已经很疲倦了，她说“一个女人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子宫，又如何控制男人呢？”
赵瑞国不愿意和妻子离婚，因为那样会有损他的形象，又指望着苏怀青能为他生孩子——苏青很聪明，不会傻到那份儿上，也许这是两人最终分手的原因。
小说中的赵瑞国离开了苏怀青，原因是“忙于政务”，走时为其留下一笔钱。苏怀青很恼火，觉得赵玷污了她的感情，她撕了那张支票。
“赵瑞国”最后去了哪里呢？苏青的另一个蓝颜知己姜贵在《我与苏青》中提到过周化人——“苏青和周化人的关系，有甚于公博。苏青常常挂在口上的人物，陶亢德之外，便是周化人了。周化人患有某种隐疾……他常带着保镖请她到外面去吃饭。”抗战胜利之始，“周化人留一张条子在房里，一去渺然。”
1945年9月，日本在中国南京签订投降书，8年抗战结束，沦陷区的人们迎来了久违的阳光。可对苏青来说，上海滩纸醉金迷的日子即将远去，老朋友逃的逃抓的抓，手上的杂志也办不下去了。这年11月出版的《文化汉奸罪恶史》，列出胡兰成、张爱玲、张资平、谭正璧等16位文化汉奸，苏青榜上有名。
胡兰成与张爱玲选择沉默地离开，苏青却不服气，撰文在《关于我》一文中辩解：
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的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
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
苏青认为自己写文章讨生活跟黄包车夫拉客人、商店做生意一样，只是为了在乱世中生存而已，无所谓爱国卖国，但在胜利后的大肆征讨汉奸浪潮中，苏青的辩驳难免无力，但生性犟强的她不服气，再次抗议：
我投稿的目的纯粹是为了需要钱！
而且我所能写的文章还是关于社会人生家庭妇女这么一套的，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正如我在上海投稿也始终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一般。
如果仅仅是“抗议”也罢了，她甚至攻击地下文化工作者：
虽然在笔名的掩护下，我们也略能窥到他们的真面目。但考查他们的工作成绩，除了钻过防空洞外，也并未做过其他的什么地下工作。
苏青很不服气，鬼子的飞机来了，你们那群“爱国文人”不一样躲进了防空洞？除了用个化名十分隐晦地骂骂汉奸，又做了啥伟大的功绩呢？
上海滩的大爷都不再是那个大爷了，苏青还是她苏青，依旧不改率性，她甚至去老虎桥监狱探望周佛海，为之潸然泪下；得知陈公博的死讯后，更感叹道：“我回忆酒红灯绿之夜，他是如此豪放又诚挚的，满目繁华，瞬息问竞成一梦。人生就是如此变幻莫测的吗？他的一生是不幸的，现在什么都过去了，过去了也就算数，说不尽的历史的悲哀呀。”
·最后的孽缘·
实际上，苏青也有不少文章写出了战乱下民众的苦难，如《上海事件纪念》中逃难的人群，《救救孩子》中在隆隆炮声下分娩的女人……但她的认识并不“深刻”，思想也没升华到“赶走侵略者、民族才有救”的高度，正如她也不高唱大东亚共荣一样，她只是以家庭妇女的笔记下了自己见到的一切。
多年以后，文化界对苏青有了比较公允的评价：江荣在《拂去尘埃读苏青》中说：“40年代前期的上海，时代特殊，环境复杂，在那个环境下活动，若无清明的国家、民族意识，若无坚强的意志以及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很容易沾上腥气。”北大教授戴锦华认为：“（苏青）只是在一种男性行为的压抑之下，在一种死寂的女性生存之中，道出的一种几近绝望的自虐自毁性的行为。”柯灵也说：“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做是离谱、旁门左道，为正流所不容……”
台湾烛微先生披露：其实抗战后虽然文学界将苏青定为“汉奸”，可当时的南京政府并未正式调查苏青，后来还有某大报编辑请其改换笔名编副刊。烛微还说：“她所叙述的一切，坦白而直率……使人对当时的上海的混乱环境有比较清晰的印象。”很多作家都改了笔名，而苏青就是不改，她一直认为自己没啥过错，她觉得自己成不了民族女英雄，也做不了进步女青年，只是想在乱世中养大三个孩子……
尽管还想抗衡，但苏青内心有些惶恐，一是担心有人看不惯她，将她弄到监狱，二是经济上陷于困窘，她积攒的钱被政府强迫着兑换成法币了，几乎倾家荡产。
没了钱，苏青不得不将家搬到蓝思安路，那里是贫民区，住着很多风尘女子，有人讥讽“苏青与妓女本是同行，现在住一起也是相得益彰”，苏青立马反驳：一个靠卖淫来养活孩子的女人，在我看来不啻是最伟大的神圣的聪明人中的一个。
没有男人照顾，苏青和孩子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这时她身边出现了一个“有地位”的人，也就是她《续结婚十年》中的“谢上校”。
小说中的谢上校出身军旅，也擅长文字，抗战胜利后到上海结识了才女苏怀青。这位“谢上校”又是哪路神仙呢？
据台湾的蔡登山先生考证，谢就是姜贵（1908-1980），本名王意坚，山东热血青年，早年加入国民党，1937年将妻子安置于重庆后，抗战从军。抗战胜利时已是汤恩伯部下一名上校，参与了上海接收，在这期间他认识了苏青，不久同居。
当时上海小报《东南风》还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近闻汉奸苏某多告复活，久寂思动，结识一某军人作其保镳，拟办一白话旬刊，其通讯处为静安寺路某弄，大肆宣传，毫不知耻，诚怪事也。”
姜贵在1946年辞去军职，于上海出任中国工矿银行总管理处秘书，兼永兴产物保险公司业务副理。1948年12月举家到台湾，经商失败后迷上写字，小有成就。姜贵在自传小说中写过一个叫“苏白”的女子，经历与苏青一模一样：性情泼辣，曾写了篇自传体小说《离婚十年》、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改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文中写道：“对于苏白，说老实的，我已渐渐着迷。她是南京伪府陈（暗指陈公博）的一碟青菜，却是我的山珍海味。……总之，为了和苏白方便相会，我决定弄个房子。……周君先带我去看看，我又带苏白去看看，中意，一个晚上，就住进去了。”
而苏青在《续结婚十年》中对“谢上校”的金屋藏娇有细腻的描写：
有一天，他忽然对我说，有人送给他一幢接收下来的房子，他是不久要回部队的，房子空着没有用，不如送给我去住了吧。女人大都是贪小利的，我也自然不能例外，嘴里尽管说：这怎么好意思呢？心里也不免觉得高兴……
就在一个下着毛毛雨的傍晚，他坐着一辆小汽车来接我去了，汽车穿过许多湿淋淋的街道，他欲语又止，我含笑凝视着他，等他说出话来，最后他这才怪抱歉似的一字一句说道：“那房子……必须用我的名义才可以接收下来……所以……只得……对他们说……说……你是……”
“说我是怎么呢？”我恐怕房子有问题，不禁焦急地问。
他俯首不语，半晌，这才抬起头来向我告罪道：“我很抱歉，好在我明天就要回去了，我只好对他们说你是我的太太。”
我骤然觉得脸热起来，把眼光移开，他却独自微笑了。
小说中的苏怀青以为谢是真心对她，以身相许，结果发现谢只是逢场作戏，后来谢给了苏一笔钱，潇洒离开。苏怀青相当拮据，接受了谢上校的钱，发出感叹：一个男人要一个女人是因为钱，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割断关系也是因为钱，出了钱便可以洗清罪恶，就此永远无愧于心了。
现实中的苏青，则是被姜贵玩弄了。
·花落人亡两不知·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许多知识分子去了港台或海外。苏青却固执地留了下来，对友人的邀请她一一谢绝，说自己的家在上海、根也在上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市文化局戏剧编导学习班招生，苏青也报了名，想通过学习在新政权里谋一份新的职业。
鉴于她的“历史问题”，文化局没有录取她，后来还是夏衍出面说项，苏青才得以进入学习班。
苏青有着深厚的国文功底，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由尹桂芳任团长的“芳华越剧团”工作。此后的几年年，苏青兢兢业业，创作了很多优秀的越剧剧本，如《江山遗恨》、《卖油郎》、《屈原》、《宝玉和黛玉》等。
1954年5月，由苏青编剧的《屈原》首演，演员获奖了，音乐获奖了，偏偏剧本没获奖，因为“苏青”这个名字实在让剧团觉得尴尬。更具黑色幽默的是，苏青编剧的《宝玉与黛玉》在京、沪连演300多场，场场爆满，创下剧团演出的最高纪录。
已经到了不惑之年的苏青少了昔日的傲气，默默接受了生活带给她的一切，曾经风头无两，何必在乎现今点滴浮名？在敏感的时代，什么都是浮云。可惜收敛性格并没给她带来好运，她在改编历史剧《司马迁》时，为更好地塑造司马迁的形象，真诚地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讨教。接着，1955年爆发了“胡风事件”，贾植芳被打为胡风分子，有人在贾家发现了苏青的那封信，苏青因此受到牵连，被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
等到查清她的确与贾植芳只是在做学术上的探讨，在监狱待了一年半的苏青才被放出来。
接下来的历次运动，苏青更是饱受折磨，她失去了工作，疾病缠身却无钱看病，向自己的几个孩子求助，对方却与她划清界限。苏青的大女儿李崇孟生活在温州，从小是祖父母养大的，对苏青感情较冷漠；二女儿李崇善，苏青很不喜欢她，心情不好时经常拿她当出气筒。李崇善对母亲也没有好感，成年后到国外读书，再也没回来。
三女儿李崇美与苏青很亲密，一直跟在母亲身边。苏青唯一的儿子李崇元十几岁就被迫离开母亲，在外地当工人接受“再教育”，“文革”晚期才回到上海摆地摊。
苏青一天天衰老，身边只有次女崇美和小外孙，祖孙三人挤在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相依为命。
每当女儿去上工，小外孙上学，就只有她一个人在家，扶着支离的病体，侍弄几盆花草，消磨残年。这时她几乎和外界隔绝，平日里来看望她的，只有当年《女声》半月刊（1932年，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夫人王立明所办）的主编王伊蔚老人。
苏青也常写信给她，语句落寞：“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期也不远了。”“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家的芙蓉、菊花也都有了花蕾，快要开了。这些花是我生命末期的伴侣。我并不悲观，只是安心等待上帝的召唤。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也许上苍可怜这个乱世才女，苏青步履维艰地挺到了上世纪80年代。1981年，病中的苏青最大的心愿只是想找一本已被列入“禁书”的《结婚十每》，有个忠实的读者出高价复印了一册送给她。
1982年12月7日，身患糖尿病、肺结核等多种病症的苏青，病情突然恶化，大口吐血，带着深深的遗憾走完了自己的69个春秋。
她曾在《归宿》中说：
三十年后，青山常在，绿水常流，而我却魂归黄土……总有我的葬身之地吧。我将在墓碑上大书“文人苏青之墓”，因为我的文章虽不好，但我确是写它的，已经写了不少，而且还在继续写下去，预备把它当做终身职业，怎么不可以标明一下自己的身份呢？
也许将来有人见了它说：哦，这就是苏青的坟吗？也许有人会说：苏青是谁呢？——是文人，她有什么作品？待我去找找看。虽然那时我已享用不到版税了，但我还是乐于有人买书的……什么地方是我的归宿？我真正的灵魂永远依傍着善良与爱。
苏青身后萧条，火化时，仅有几个子女与亲人在场。三年后，她的次女崇美和小外孙去美国，带走了她的骨灰盒。
张爱玲的作品被后世研究者从故纸堆翻出来的时候，人们才蓦然发现，当年的上海滩，还有一个才女名嫒，叫苏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