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瑛自然不会满足现有的小小成绩，她想将云裳做成大品牌。在她和江小鹣不断努力和改进下，翌年云裳公司又设计、制作了春秋两季的夹大衣、单大衣和仲夏夜所穿的具有装饰作用的绸外衣，迅速风靡上海滩……云裳的成功极大推动了上海滩服装业的发展与兴旺，一些从事传统商业的大亨们纷纷投资从事服装行业，上海逐渐成了20世纪30年代整个亚洲的“时装之都”。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印度等国的富商大贾，时不时赶到上海选购时装——有人做过统计，在巴黎流行的某一款时装，十天之后，基本上就会出现在上海街头。唐瑛的初次商业尝试大获全胜，这让本已风光无限的她成为上海滩名嫒中的名嫒、焦点中的焦点。如此璀璨的女人，自然有着无可比拟的吸引力。连蒋介石的小舅子宋子文也加入了浩浩荡荡的粉丝队伍。
·宋子文狂追·
唐宋两家之间早有交情，唐家的儿子唐腴庐和宋子文是好友，不仅一起在美国读书，回国后唐腴庐还成了宋子文的秘书。
在唐家人的眼中，从政并不是—份好的事业，唐乃安夫妇并不看好儿子的事业。但唐腴庐并没有把父母的话放在心上，他不但与宋子文来往密切，还常常把宋子文带回家来。
一来二往，宋子文结识了唐瑛，随着了解的加深，宋子文便被唐瑛所吸引。宋子文开始猛追唐瑛，一封封炽热的情书被送到唐瑛的梳妆台上。
宋子文虽然长唐瑛16岁，但当时的宋子文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成熟英俊、多金多权的男人，这对唐瑛自然也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
唐瑛的父亲对她与宋子文交往的事情极为反对，唐乃安认为“一朝天子一朝臣”，在他的观念里面，与政治扯上关系并不是什么荣耀的事情，反倒有可能为家人带来不能预知的麻烦。没想到，他的顾虑真的发生了。
1931年，唐腴庐被刺杀了。
当天，唐腴庐和宋子文本来准备到上海的火车站乘坐早晨的火车去南京。很不巧的是，当日唐腴庐的穿着打扮与同行的宋子文极为相似。两人坐车到达火车站之后，唐腴庐首先下车朝火车走去。这时突然有人放出烟幕弹来，随即一片烟雾散开。这时，本来宋子文也已下了车，但他见到烟幕弹后，立刻警觉地钻到火车下面。
在宋子文藏匿起来的同时，烟幕中传来一阵枪响，唐腴庐应声倒地。事情发生之后，司机和宋子文马上把唐腴庐送到最近的一家德国医院。当时唐腴庐膀胱上中了很多枪，情况十分危急。但是医院的医生却迟迟没有赶到，最后等德国医生准备好上手术台时，唐腴庐已经去世了。
这次刺杀事件震惊了上海滩。当时很多传言说唐腴庐是因为帮宋子文挡子弹，所以被杀的。事实上，唐腴庐是因为穿戴与宋子文极为相似，被误杀。执行这一暗杀计划的幕后人物，便是民国赫赫有名的暗杀大王王亚樵。
唐乃安本来就反对自己的孩子与宋子文来往，儿子去世后，悲痛异常的唐乃安对政治以及与政治有关的人更是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
更不幸的是，唐乃安本就患病，加上丧子之痛，于当年去世。
唐瑛与宋子文的关系，注定不会再有任何结果。宋子文对唐家的人自然是既内疚，又感激。也因为此，他不想再扰乱唐家的生活，于是打消了继续与唐瑛交往的念头。
宋子文的离去对唐瑛是否造成情感上的伤害，现在已经无从得知，只是宋子文写给她的那二十多封情书，一直深锁在唐瑛的小抽屉里。唐薇红提到这段往事时曾道：大姐和宋子文往来的情书有二十多封，“破四旧”时都被我烧掉了，我一边看，一边害怕死了，家里居然还有宋予文的笔迹，小时候我不知道还有这么回事。同时烧掉的还有我哥哥那件带血的长袍……那天烧掉的东西太多了，就在我现在住的衡山路房子里面，我一边烧一边放水冲，结果下面的邻居看见我们家烟雾滚滚，冲上来说，是不是着火了。
哥哥死了之后，是“国民政府”给了我们家赔偿，我还记得总额是一万担米，当时一担米是五块银元，所以是一大笔钱。那时候，家里光厨师就养了四个，一对扬州夫妻做中式点心，一个厨师做西式点心，还有个做大菜。
·谁知女儿心·
1932年夏，唐瑛和宋子文彻底断绝了关系。
正在唐瑛情感空虚的时候，一个颇有才华的音乐家走人了他的生活，那便是郁郁星——姓郁的人运气总不怎么好，他没能抱得美人归。
郁郁星是上海人，曾就读苏州东吴大学。尚在苏州就读时，就结识了唐瑛，报纸上说“虽接芳吐，未邀垂爱”。郁郁星是一代口琴演奏大师，尚在大学时代就出版了《口琴练习法》一书，回到上海后，与赵连璧、郑鸿谋等组“大华五重奏团”，并有《口琴演奏与音乐休养》一文发表。写出《哥德巴赫猜想》的徐迟，在《古典音乐之于我》一文中说到：“高中时，参加过郁郁星先生指导和指挥的口琴队，吹过《双鹰旗进行曲》及一些歌剧选曲。”
唐瑛同郁郁星的感情发展得究竟如何，后世已经不得而知，但在当年11月，苏州的《大光明》曾刊出《唐筱庵小姐异乡得归宿》一文，说唐瑛已经和郁郁星在杭州订婚，文章说得凿凿有据，这个说法未必正确，但一定事出有因。很可能两人谈过一段时间的恋爱，后来杨杏佛、李祖法前后出现了，家境一般的郁郁星退了出来。杨杏佛显然没法跟李祖法相比，唐瑛也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顺理成章嫁人小港李家，安心当起了少奶奶。唐瑛喜欢出席各种社交场合，爱在大庭广众下出风头，可丈夫李祖法性情沉稳，不爱热闹，小夫妻在蜜月中尚能和睦相处，日子一长便磕磕碰碰不断。李祖法说唐瑛总是过着“花蝴蝶”般的“交际花”生活，一点都不恋家；唐瑛则埋怨丈夫不懂浪漫，成天闷着脸没一点生活情趣。
一个是从未受过挫折的公子，另一个是追求独立的名媛，二人都有显赫的家世，针锋相对，谁也不肯屈服。
李祖法越是限制妻子，唐瑛便越要自行其是。
1935年秋，唐瑛又作出一个惊人之举——在卡尔登大剧院用英语演出整部京剧《王宝钏》。当时，扮演王允的是《文汇报》在沪创刊之初的董事之一方伯奋、扮演薛平贵的是沪江大学校长凌宪扬、扮演王宝钏的是唐瑛。
“用英语唱京剧”赫然是个新鲜事儿，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唐瑛不但英语流利，而且也很会做戏，因此这场演出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轰动。
唐瑛在社交上风光无限，家庭生活却越来越冷寂无趣。1937年，唐瑛与李祖法终因性格不合而“友好”离异。
恢复了自由之身，唐瑛并没有因此黯然，她反而在社交场上更加的如鱼得水。
唐薇红讲起姐姐离婚的原因曾道：
姐夫是保险公司的总经理，但是不喜欢交际。我们家的女人都外向，所以他们两个人过不到一起去，婚后几年就离婚了。我姐姐也就获得了社交的自由，他们生的孩子李名觉后来是美国著名的舞台艺术家。
经过这次婚姻之后，我想姐姐开始慢慢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了。她有了一段比较长的“社交生活”。那时候我还小，她不带我出去玩，但人人都说她是上海滩的“上海名媛”。……只要是出风头、有趣的事情，就有姐姐参加，她性格就是那样的……姐姐打扮很洋气，个子又高，洋溢着西洋女性的味道，一群名媛出现在一个社交场合，风头永远属于姐姐。
后来，唐瑛嫁给了时任美国美亚保险公司的中国总代理、熊希龄的侄子熊七公子。熊七公子个子不高、外貌不俏，但他的性格活泼，和唐瑛正是“同道中人”，彼此都有很强的娱乐精神，因此两人的结合也算是相得益彰了。
唐薇红曾说：“这个熊七公子跟姐姐不配，他个子比姐姐矮，人也长得不好看。可是他为人活泼大方，非常爱笑，也喜欢社交。我后来想明白了，姐姐就是喜欢玩，喜欢交际，喜欢一切贵的，美的，奢侈的东西，喜欢这一路的人。当然，前提是得有足够优渥的生活奈件。姐夫拥有这一切，为什么不嫁呢？”
1948年，唐瑛随熊七公子远赴香港，接着移民到美国。上世纪70年代时，唐瑛回上海探亲，一袭绿旗袍让人恍以为仍是少女，实则，她已是六旬老妇。
妹妹唐薇红见到了她后相当惊讶：“70年代她回来探亲，我在机场接她，很多年过去了，我害怕认不出来她，结果看见楼梯上下来一个穿绿色旗袍的人，我远远就叫了，肯定是姐姐，结果果然是她。”
·最后的名媛·
最后简单讲讲唐薇红，被称为上海滩“最后的名媛”。前几年在上海重建的百乐门舞厅里，经常有人会看到一位鹤发童颜、华贵安详的老太太，经常是一身非常得体的旗袍，十分优雅地在舞池翩翩起舞。她便是唐薇红。唐薇红可谓是上海滩几十年风云变幻的见证者，时常有媒体采访她，老太太最近一次成为公众眼中的焦点人物，是因为她在电影《色·戒》中担任礼仪指导，教导李安以及片中的演员旧上海的社交礼节。
当时李安和几位香港来的朋友一起找到唐薇红，见面时介绍者并没有过多渲染李安的身份，唐薇红并不知道眼前的谦谦君子就是国际大导演李安。他们请唐薇红到上海“苏浙汇”吃饭，席间，向唐薇红请教了旧上海上流社会的种种礼仪，唐薇红也一一介绍。直到吃完饭大家告别，才有服务员告诉唐薇红，刚才一起吃饭的人里就有李安，这时她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拍《断臂山》的就是他啊。”
在唐家，唐薇红是第四房姨太太所生，生母早逝，她从小就由大太太带大，与大姐唐瑛感情亲密。唐瑛出席各种场合的时候，也经常带着妹妹一起去。
唐薇红有个英文名字Rose（玫瑰），从小也被培养成著名的交际花，会说几门外语。唐薇红和姐姐唐瑛一样，都出嫁了两次。第一次不幸的婚姻，唐薇红嫁给了浙江宁波的一位富豪，却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她的婆婆非常古板，不喜欢这个接受西方教育的女人穿着很短的白色短裤骑自行车在外面疯玩，不喜欢她经常拉着老公或独自一人跑去百乐门舞厅跳舞，不喜欢她不遵循那些守旧的封建礼制……唐薇红终于觉得再也不能这样继续忍受下去，带着四个孩子离开了夫家，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
她虽已不复年轻，但改嫁给了浙江南浔四大家族之一庞家的公子庞维谨，两人志趣相投。都是玩家，也不用工作，每天就是六大饭店换着吃饭和跳舞。
庞家有钱到什么程度？唐薇红也不太清楚。民国年间有个“浙江四象八牛”的说法，庞家便是四只大象之一，前几年一家拍卖行卖出一幅字画，3200万成交，用唐薇红的话讲“这样的画，庞家太多了，不过文革时都被烧掉了。”
姐姐离开大陆的时候，唐薇红却留了下来：
1949年前夕，我没有和家里人一起出国，不是说我觉悟有多高，我是根据事实说话的，那时候上海有家“第第斯”餐厅，是做俄式大莱的，里面的白俄女招待都很漂亮，你坐下来，她们会推着银制的小推车来送冷盘。但是，我知道她们一到夜里，换下招待服，就要做舞女之类的赚钱，很可怜啊，想想她们在国内也都是贵族出身。就因为有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所以我没有听姐姐她们的劝说而出国。
她不愿意出国，是因为见到一些俄罗斯贵族们的女儿在异国他乡生存艰难——十月革命后沙俄贵族变得一文不名，她担心自己会落魄至此。
解放后的最初几年里，唐薇红的生活仿佛并没受到影响：
庞维谦是南浔庞家的后代，我的公公庞青臣曾经是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民国时代被孙中山委以要职，但是他不肯去做。可是庞维谦没那么多革命事迹，他和我一样，一辈子就会玩，50年代的上海我们俩是出了名的爱玩的一对。50年代的上海社交在暗地里进行，在一些大家庭里总有牌可以打，也有小型舞会。
可是我接触到的出来交际的女人就很复杂了，不再是从前时代的大家闺秀了，很多以前的舞女啊，向导啊，只要漂亮就可以出来，照样被男人养活，好像收入的主要方式是在她们家里面打牌，由她们抽头，一场牌打下来，几千块钱到手。外面是红旗飘飘，里面还是老一套，上海这个城市啊，骨子里是风流的。
很难想象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的上海滩尚有如此奢华的生活方式，真正的转变，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
我印象中，上海真正交际生活的结束，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是四旧，所有人都噤若寒蝉。那是真正的没有任何舞会的日子了。
那时候我在工厂里挨批评，只能当工人了，一天要做几百米的拉链，光把铁拖来拖去就要近万斤。我人缘好，工人给我喝盐汽水，我不管杯子脏不脏，接过来，偷偷从杯子的把那里喝，那里不脏。结果大家都说我接近群众。
去当搬运工也帮着我，我在前面拖板车，后面始终有人推，幸亏有这份工作啊，我那时二个月赚82元钱，我丈夫庞维谦一辈子没工作，我们还有四个孩子，一个保姆，这钱养了一家七口人。我一直工作到退休，现在还有退休金，这钱现在正好付我家的阿姨工资，我告诉她，我也是有退休金的人啊，不要以为我没工作过。
从前呼后拥的豪门少奶奶，变成学会隐忍生活的拉链厂女工，唐薇红省吃俭用地以自己微薄的工资养活四个孩子和得了重病的丈夫，能够安然接受锦衣玉食的女人并不值得骄傲，但能像唐薇红这样把富贵生活过得顺理成章，又能在贫困的夹缝中生存并保持微笑绝对称得上是一门艺术。
唐薇红福多寿高，直到最近两年才淡出人们的视野。传统的大家闺秀成长路线一直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然而唐薇红身上却有着与其他老人不同的独立态度，儿女都生活在国外，孙子也长大了，她却依然离不开上海这座城市：
我希望来生还生在上海，但是我要换一种活法，当一个上海女强人或是一个女实业家，这样最好，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不是那种抱着回忆不放的人，现在人人都知道百乐门有个喜欢跳拉丁舞的“唐阿姨”，但是现在百乐门怎么能和当年的社交比？这里不过是一群国外的旅游者来观光的地方，要不就是台湾人来摆阔的地方……一场拉丁舞要1000元，我一周跳三场，算下来多少钱？很多人把我写成什么旧上海的金粉世家的传人，其实我就是一个爱玩会玩的人，懂得及时行乐。上海滩最后的名媛，直到现在才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