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女王给人们的第一感觉是极其完美而深刻的。人们压抑得太久了，英伦大地所笼罩的腐朽的气息激起了人们对于新的时代的强烈渴慕，而现实却是，作为国家的代表的国王们尽管不断地更替，乔治三世、摄政王、威廉国王，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已换了好几位，但这几个龌龊的老头，淫逸而又贪婪、愚蠢而又荒谬、自负而又虚弱，永远背负着债务、霉气以及各种各样的丑闻，他们把人们的期待一次又一次地击得粉碎。
维多利亚迥然不同。她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金色的头发，嫩红的脸蛋，欢快的步伐不断地出现在古老都城，她的敏锐的感觉，明智的决定，谨慎的言谈以及她的单纯、多情与浪漫在无数臣民之间流传。她如同古老传说中的仙女，她似乎不是来自女修道院式的肯辛顿，那里太神秘了，外人无从有直接生动的印象，她的突然出现如同来自纯净的天外。
青春和幸福的金晖涂抹着每一个时刻。
多年的空虚、寂寞与压抑使维多利亚在青春妙龄之际突然获得了权力与自由之后激动非常。一切都是那么的好，骑马、吃喝、跳舞，生活是那么的活泼、轻松，哪一样她都舍不得放弃，她最喜欢的还是那些盛大的舞会，她总是在寻找一切由头来组织舞会，表兄弟的到来啦，过生日啦，年轻人的聚会啦，音乐响了起来，舞客们翩翩起舞，幽暗的灯光下如梦如影，就这样飘飘欲仙，通宵达旦。
当然不仅仅是这些，她还有太多的公务要做，像山一样的文件堆积在桌前，但她丝毫也不感到厌烦，这工作是那样的新鲜，这新鲜而陌生的工作时时刻刻提醒着她自己的身份，她因此而备感快乐，“我有那么多由大臣们送来以及我给他们的文件，每天都有很多的呈文要我签署，我总是有一大堆的事要做，我对做这种工作很高兴。”在她即位后几天的日记中她这样写道。
给她这些幸福的，除了地位、权势，还有金钱，她已被授与38.5万镑的年金，支出家中的各项花费，她还享有兰切斯特的采邑，年收入在2.7万镑以上，她偿还了父亲的债务，一身轻松想干什么便干什么。
维多利亚就这样带着年轻人的热情与单纯，踏着欢快、活泼的步履，从肯辛顿到白金汉宫开始了她那长达64个年头的执政生涯。
人们有理由重燃希望，期待着一个完美的充满活力的新的时代从此开始。
同母亲的分居、与利奥波德的抗争，表明了很多曾潜伏在维多利亚性格中的东西正走向前台，一种专横独断的脾气，一种强烈固执的自我中心意识越来越明晰可辨，人们发现宫中的礼仪，不仅远没松懈，而是越来越僵化了，一个非常明白的事实是，无论是谁，哪怕是最细微不过地触犯了这些森严的清规戒律，就要被当作对女王的不恭而毫无例外地立即受到女王那锐利而轻蔑的白眼。
那些企图介入她的生活，企图对女王的行为施加任何影响的“危险分子”，都被她毫不犹豫地一一挥退。
但是，另一个形象却挥之不去。或者说，她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将他挥退，甚至相反，当他朝女王徐徐走来时，她是热烈地张开了娇小的双臂。
首相梅尔本勋爵，女王即位后接见的第一位政府要员，在那些曾在女王生活中演过重要角色的人物纷纷退隐之后悄然地走至前台，相当的一段时间里，他充当着女王心目中的主角。
这位58岁的勋爵有着高贵的身世与优秀的素质，他生于富贵荣华之中，母亲美丽而聪慧，是辉格党尊显的主人，他也被作为这个辉煌社会的一员而抚养成人，英俊的容貌，健全的大脑以及那宽仁而又丰富的内心，冷静而又敏感的性情以及幽雅洒脱的举止与博学的知识使他刚一成年便轻而易举地在政界崭露头角，辉格党一获胜，他便成了政府的要员之一，而且很快便稳稳当当地当上了英国的首相。
在政治上他显得自相矛盾，一方面，信仰上他是个保守派，但他却是因为身为主张改革的一党即辉格党的领袖身份才得以掌权，这样一种奇特的矛盾正是当时许多政客们的共同特点，甚至包括维多利亚，因为这个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着的怪胎。
面对这样的一种矛盾，聪明的梅尔本却显得相当的洒脱：他认定，政府的全部职能只在任其自然，所做的一切无非只是防止犯罪和维持契约。这看起来真有些大智若愚，它使得梅尔本在处理许许多多复杂的事物与紧张的人事时显得特别的漫不经心与轻松自如。严肃而拘谨的接受接见的官员们常常发现他不是斜躺在一张绷床上，面前摊满了书籍和报纸，就是正在化妆室悠闲地刮着胡子，或者是全神贯注地吹起一片轻飏的羽毛，或者是突然来一句不着边际的玩笑，即使是在内阁会上，他也常常不知在什么时候呼呼大睡，在他的面前谁也别想故作正经。但千万别以为他的心里也一样糊糊涂涂，不着边际。在接见官员时，他常常是在前一天夜里已将他们的事情做了苦苦研究，甚至每一个细节。因而当他收起那份漫不经心而做出决定时又总是那么的明智、正确，让人们怀疑他的那份漫不经心的懈怠是不是一种伟大的韬略？
这样的一种韬略在政治以外的个人生活中也同样的极具魅力，他的生动有趣的谈吐，大大咧咧的举止，突然的发问，以及他的懒散闲适使得他在社交场上也永远是一个夺人心魄的伴侣，一个十分可爱的男人。
他的确倾倒过许许多多的女人，可爱的布朗冬太太，不幸而才华横溢的偌顿夫人……他每天都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与形形色色的女人的交往上。他身上的阴柔之气使他很容易而且自然而然地成为许多女人的朋友，而他身上的阳刚之气却又使他很容易而且也不可避免地不仅仅只是作为女人的朋友而是更进一步。
1839年年初，一场无聊的玩笑使女王陷入到前所未有的窘境中，作为一个导火索，它引爆了辉格党与托利党之间激烈尖锐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的结果把女王和梅尔本勋爵推到了悬崖的边缘。
婚期定在1840年2月10日。
在此之前，阿尔伯特重新回到了日耳曼，回到了他的萨克思·科堡。他将在那里最后一次享受家庭的温暖，因为几个月后，他将永远成为一个英国公民。
他如同一位即将远嫁的姑娘。他的内心是极其的忧伤。他每天傍晚，一个人独自走过那些熟悉的树林和村落。在那里，他曾经射猎野兔，收集植物标本。在为他举行的告别宴会上，他静静地聆听着由国家乐团演奏的《神射手》，他常常和自己的兄长欧内斯特彻夜长谈，他们一起长大，不曾分离，而现在一种分离的伤感紧紧地环绕着他们……作为一名日耳曼人，一位在日耳曼文化氛围中成长的青年，他对自己的民族，对科堡怀有深厚的感情，有时，他真是有些犹豫，他真不想离开这块美丽的土地。不久前他在遥远的英国给祖母的信中曾说：“即使将来我在为着我的归宿并在那里得居高位的国家而不懈操劳的时候，我也不会中止做一名真正的日耳曼人、科堡人、哥塔人！”
夜深了，一切是那么的宁静，一曲甜蜜亲切而快乐的海顿二重曲从王子的住处飘荡而来。王子坐在钢琴前，琴键在他修长的手指的敲击下此起彼伏地跳跃着，阿尔伯特在幽雅的旋律中暂且逃避着现在和将来。
日子一天一天地紧起来，该是启程的时候了。数以千计的德意志人前来送行，在科堡，王子早已深得人心，人们多么希望这位英俊而才华出众的王子永远待在科堡，那将是科堡的幸运。但到强大的大英帝国去做女王的丈夫，也同样是令科堡人颇感荣耀之事。街道两旁人山人海，沉浑的声浪一阵盖过一阵，像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一次盛大的集会，王子的马车在人海中穿行，王子感动不已，眼里噙满了热泪。他多么留恋他的祖国，他的人民！
马车在他的祖母身边停下来，他向祖母，那位第一个迎接他来到这个世间并在母亲走后把满腔的慈爱倾注在他身上的老人做最后的道别。马车终于启动。“阿尔伯特，阿尔伯特！”祖母凄厉的呼叫盖过了沉重的马蹄声，直到马车行将在她的视野中消失时，她昏倒在侍从的手臂上。
1840年年底，就在他们的大公主即将问世的时刻，议会授予阿尔伯特在女王不测时以摄政权，这意味着阿尔伯特对于政治的关注与建议将不再被视作一个“外国人”对于英国政治的干预而遭非难。从此，阿尔伯特开始毫无顾忌地研究政治，他读布莱克斯通的着作，学习英国的法律，女王接见大臣他也能时常出席，而国家所有涉及外交事物的文件他也得一览。
新的大选即将来临，托利党的执政已是明摆着的事实。1837年大选辉格党仅靠微弱多数的选票才继续留在执政党的位置上，而1839年5月梅尔本已经辞职，仅仅靠女王的强硬专横才勉强重新起用，但由此而激起的民愤却一天天高涨。现在的形势更是朝着托利党有利的方向发展，自由民主运动对保守的立宪君主制的冲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罗伯特·比尔爵士即将上台，而令维多利亚深感不安的那场辉格党女侍问题又一次摆上了议事日程。维多利亚与梅尔本也不愿出面，他们与比尔的分歧以及由此带来的情感上的敌意仍难弥平。
大厦的建筑遇到了资金不足与反对者的严重干扰等诸多阻力，反对者们大肆喧嚣，宣称博览会将成为全英国的暴徒和全欧洲的**********者的聚集地，而在它的开幕之日，肯定将有一场骚动甚至可能是一场革命。他们甚至断言这个玻璃大厦的玻璃顶是有气孔的，而5000万只麻雀的粪便将从气孔中落下把所有的展品弄得一塌糊涂。激怒的新教徒诅咒博览会是一项狂妄的邪恶工程，它将招致上帝对全民族的惩罚，一位上校在国会辩论时祈祷上苍将冰雹与雷电轰向这可恶的玻璃大厦……阿尔伯特却不为所动，顶住一切压力，他夜以继日的工作，筹措资金，视察工程进程，主持公众集会，发表演说，与文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保持联系，以收集最新工业样品，他不断地失眠，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但他朝着自己的目标推进的步伐一刻也没有放松。
阿尔伯特也出马召见了帕麦斯顿，年轻人决心以自己的理智与精谨来治治这个乱冲乱撞的毫无头脑的老家伙，他的问话暗藏机锋，直指对手：“你知道女王反对有关什列斯维希的草案，她所以这样做的理由你也明白。她的意见遭到了否决，表现着列强各国要求保证丹麦王国领土完整愿望的草案签订了，丹麦国王便以此为由而侵入什列斯维希，那里烽烟四起。如果霍尔施坦也受到侵犯——这里有可能——日耳曼便决不会坐视不救；而俄国已恐吓说如果什列斯维希人取胜的话，便要以武力干涉。如果出现这一非常情况（极有可能挑起一场欧洲大战）而它又很可能是当我们正在巴莫罗市，约翰勋爵在苏格兰的另一地，你将怎么办呢？鉴于你的先见之明，女王料想你对上述可能性已经有所注意，并要你对此假定的事件中自己该怎么办做一明确的回答。”正如阿尔伯特所预料的一样，帕麦斯顿的确无以回答，因为在他看来，一切只能是随机而行，而不可能事先有十分严密的方案。他说：“整个事情是极端复杂的，而殿下提到的那些可能性并不一定会发生。”阿尔伯特坚持再三，整整一个小时费尽气力想迫使他做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却毫无结果。“除非罢免他，否则将毫无办法”，阿尔伯特想。
帕麦斯顿应该从女王的信及阿尔伯特的问话中嗅到某种气息，但他的一向的政治态度与个人本性决不会使他的行为有任何改变。
几个星期以后，有一位奥地利的海诺将军来到英国。这个人因严厉镇压匈牙利和意大利革命尤以鞭笞妇女而臭名昭着。在他参观一家酿酒厂时被一个刚刚从维尔那逃回来的工人认出，这位工人参加了奥地利革命，知道这位被称做“鬣狗将军”的人的底细，他旋即遭到了工人们围攻，工人们将他推来攘去，吼声四起，他挨了不少拳脚，他逃进一条胡同，居民们挥舞扫帚紧追其后，他拼命地逃进一家小酒店并在警察的保护下才得以脱身。这一事件激怒了奥地利政府，奥地利要求英国道歉。帕麦斯顿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与于矛盾中去寻找均衡的政治态度，一向支持工人暴动，因此对此事从内心里十分高兴。虽然作为英国外交大臣，他不得不表示歉意，但他在这份道歉公文中却又加上一句说这位将军“于此时前来英国似乎不合时宜”，而这份关系重大的公文帕麦斯顿又没有让女王或首相过目。显然，对帕麦斯顿所加的那句话女王夫妇、首相极为不满，因为，这将给英国、奥地利之间的关系带来更大的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