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10月，一位匈牙利革命的领导者科索兹流亡到了英国，对这样一位工人运动的领袖女王政府当然恨之入骨，而帕麦斯顿却表示要在伦敦的家里接待这位匈牙利的爱国志士。他们的矛盾再一次尖锐，帕麦斯顿甚至想以辞职相要挟，最后还是屈服了，但帕麦斯顿的同情革命政治态度却因此而远近闻名。几个星期以后，一个来自芬士伯雷和艾林顿的激进派团体求见帕麦斯顿并呈上一份请愿书，上面将奥地利和俄国的皇帝蔑之为“丑恶可憎的凶手”和“残忍的僭主与暴君”，作为君主****下的英国大臣，帕麦斯顿当然在表面上对这些措词表示了反对，但这种反对是温和的，而且在这些温和的谈话中他听任自己真情实感以一种漫不经意的方式流露出来。
帕麦斯顿的言行立即招致了朝廷的愤慨与咒骂。维多利亚夫妇深感手下的这位外交大臣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显得危险。
1851年年底，女王夫妇的担忧达到了极点，这一年12月2日，巴黎发生了路易·拿破仑政变。路易·拿破仑又称拿破仑三世，是拿破仑·波拿巴即拿破仑一世的侄子，他企图恢复拿破仑一世的辉煌，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拿破仑曾于1804年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惟恐天下不乱的帕麦斯顿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在政变后的第二天即召见法国大使，对拿破仑行动表示了赞同。女王夫妇大为不悦，两天后她写信告诉他，对于法国事务，英国政府的方针是保持绝对中立态度。
然而不久，在给驻巴黎的英国大使的公文中，帕麦斯顿似乎把女王的告诫当作耳边风，继续表示了他对拿破仑的赞同。这份公文照例未呈送给女王，首相也不曾见到就发出去了。
一连串的事实终于促使女王夫妇下定决心，首相约翰在强大的压力下也失去了耐心。于是帕麦斯顿最终遭到了罢免。
帕麦斯顿被免使维多利亚夫妇大感轻松。尤其是阿尔伯特，他曾多次感到与帕麦斯顿较量之艰难，他也意识到他与帕麦斯顿之较量实际上是英德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较量。理智战胜了热情，理性克服了感性。帕麦斯顿被挥到了一边，王权得到了空前的巩固。
自从阿尔伯特跻身英国政治以来，他一直把自己所有精力与才智放在王权的巩固与扩大上。面对自1832年“改革法案”以来黯然失色的君主立宪制，面对国王被看作一个傀儡只会按照大臣的意愿“或点头以示赞同，或摇首以表不许”的窘境，在男爵斯托克玛的指引下，阿尔伯特决不放弃维护君主合法地位的任何机会，在他看来，国王当有为其内阁会议永久之主席的权力，应处于终身首相之地位，具有至高无上的惩戒权，国王甚至可以自始至终地参与政府的决策，他极其羡慕威廉三世的地位——他既主持其枢密院（相当于现今之内阁），同时又是一位立宪君主——尽管阿尔伯特的想法与当时时代的发展背道而驰，但他仍然坚忍不拔地努力将它付诸现实。
帕麦斯顿便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挥到一边的。
然而事情并不是那么的简单。由于阿尔伯特与帕麦斯顿的冲突远远地超出了俩人之间恩恩怨怨的范围而涉及到两个民族文化性格与整个时代主要矛盾之间的对抗，而这种对抗之间的胜负是很难分辨的。代表封建君主利益的阿尔伯特必然要受到正在发展的资产阶级进步势力的扼制，而代表日耳曼民族文化的阿尔伯特又必然招致绝大部分英国从上层到下层的民众的围攻，而这种扼制与围攻随着帕麦斯顿的被免而变得更加厉害、尖锐。
阿尔伯特的胜利是短暂的。几个星期后曾与阿尔伯特站在一边的首相约翰迫于议院的压力被迫辞职。由辉格党人和比尔的追随者组成的联合内阁成立了，首相是前外交大臣阿伯顿勋爵，而帕麦斯顿再一次进了内阁。
到了1854年1月，风传阿尔伯特因犯了叛国罪被逮捕，还说要将他押解至国家监狱伦敦塔，甚至还有人说女王本人也一并被抓了起来，后来，也真有一大群人聚集在伦敦塔四周，期望有一天看到这对国家元凶走入监狱。
真是无稽之至，但它却说明一个事实，皇家夫妇已不得民心。
但1855年发生的克里米亚战争为女王夫妇重树自己的威信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克里米亚战争是1853—1856年间由俄国与英国、法国、土耳其、撒丁王国之间为争夺殖民地的一场狗咬狗的战争。俄国力图击败土耳其控制黑海海峡，进而插足巴尔干半岛，于是1853年出兵土耳其。英法也企图控制土耳其，霸占近中东。虽然在阿尔伯特的影响下，罢免了一直力主参战的帕麦斯顿。阿尔伯特也因此遭到民众之谴责。但阿尔伯特本人在对待克里米亚战争上的态度与帕麦斯顿却是一致的。1853年10月，俄土战争爆发，11月俄军击溃锡诺普港的土耳其舰队，引起了英法极大的不满，1854年3月，在阿尔伯特的支持下，英王宣布对俄作战。
对俄宣战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人们这才发现他们误解了阿尔伯特，人们对阿尔伯特的爱国之心深表敬佩。更为称心的是，阿尔伯特与维多利亚在第二年即罢免了在战争中表现不力的阿伯顿勋爵而重新启用帕麦斯顿勋爵，帕麦斯顿替代了阿伯顿做了英国的首相。
一切又朝着向女王夫妇有利的方向发展。
克里米亚战争给克里米亚地区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但给维多利亚女王带来的却是种种新的令人高兴的体验，她有更多的机会在各种场合露脸，一展作为帝王之尊严。去教堂祈祷战争的胜利，接见各国因战争问题而频繁派来的特使，在各种有关战争的公文中签名，自我体味一番作为英国代表之自豪的滋味，特别是给战争中的“英雄们”颁奖更令她激动不已。她将自己的热情、赞美、怜悯与爱倾注在那些“亲爱的战士”身上，她写信给比利时国王说，这是些“多么高尚的人啊！说真的，我觉得他们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的心为他们而跳动，犹如是我的至爱亲朋。他们是那样感动，那样兴奋，我听到很多人哭了——他们竟不愿听从交出勋章以便将他们的名字镌刻到上面的指示，为的是害怕将得不到由我放进他们手中的那同一枚勋章。这情景真令人感动。还有几个人来时带着重伤。”维多利亚被战士们对她的狂热的崇拜所陶醉了。
1858年维多利亚的大女儿普西公主与普鲁士王子即将举行婚礼。一切都很顺利，但临到最后，围绕婚礼举行地点英普双方发生了分歧。普鲁士方面提出，按惯例皇家血统的王子必须在柏林结婚，而这一次也不得例外。这使得女王夫妇十分气愤。普西公主是女王夫妇的掌上明珠，她无论在哪方面都酷似她的父亲：她富于同情、聪明伶俐，对艺术和科学有极大的兴趣与极高的天赋，并对备忘录有着强烈的欢喜，而这些素质在留在身边的儿子身上却一点也不曾流露出来。因此女王夫妇十分钟爱她，做父亲的自不必说，即使是维多利亚也常常为在女儿身上发现阿尔伯特的影子而欣喜若狂，因为她也太爱阿尔伯特了，她对女儿的爱很大一部分是出于对丈夫的依恋，女儿要走，使她感到不仅仅是失去了自己的亲生骨肉，而且也部分地失去了阿尔伯特。正是这样一种感情，使维多利亚坚持女儿的婚礼一定要在伦敦举行，她要好好地操办操办。
女儿的婚礼完全按照她所设计的方案举行，甚至其热烈的程度超出了她的想象。她从中感到了快乐和满足，她知道这样的一种热烈的场面完全是她作为英国帝王的威仪所致。她走入人群，向各界绅士名流、向来自世界各国的大使和其他贵宾们纷纷致意，她的步伐稳重而傲慢，她以一种帝国至尊的居高临下的目光扫视一切。
危机四处潜伏着，一切都预示着，一个新的世纪即将来临，一场新的危机也即将爆发。
这一切也同样体现在女王身上。一向自以为身体健壮的女王也开始有一种力不从心之感，风湿性关节炎使她不得不用上手杖，后来又只得坐上了轮椅，在翻阅各种纪念相册或者凝视各种纪念物品时，也常常有些模糊不清的感觉，1898年经检查她患了白内障。1900年夏天，更为严重的情况出现了，她一向引为自豪的强健的记忆力也开始衰退，她甚至记不起她与阿尔伯特第一次见面时穿的是什么衣服，或者连梅尔本充满磁力的宣读声也模糊难辨了。
紧接着是失语症，一开始还能让人从断断续续的言词中猜出某些意思，而后来干脆什么也说不清了，常常是手颤颤巍巍地指向某样东西，而努力地张开着的口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但维多利亚凭着她的坚强的意志努力地维系着自己的生命，而且努力地继续着自己的工作。虽然不能说话，但她一直坚持着在文件上签字。顺便说一句，尽管此时的维多利亚已经大彻大悟，但这种彻悟只体现在其对王权的态度与个人的生活方式上，而她对于一直视为当然的殖民政策的认识却一如既往，就在她逝世的前一周，她还支撑着身体，坐在轮椅上接见了刚从南非“凯旋”归来的罗伯茨勋爵，她用手势及书写的方式询问了有关战争的一切细节。自始至终没有露出一点倦意。但是罗伯茨走后，女王彻底垮下来了，她被抬到床上，已全身瘫痪。那是1911年1月14日，第二天的诊断结果表明，女王已毫无希望了。
此后的一个多星期里，维多利亚再也没有起来，她平静地躺在病榻上，除了一丝微弱的呼吸外，她一动不动，任侍嫔们在周围轻手蹑足忙忙碌碌，亲人们不断地来看她，希望她微闭，的眼皮偶尔张开，一露那双曾炯炯有神的目光，也希望那紧合的双唇能微微开启对她的子孙做最后一次哪怕是极简短的嘱咐，但是一切都令人们失望。有时，细心的人们也会发现，女王端庄的面容里也不时地露出一痕淡淡的笑意，那是看到了迪斯累里·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卧室里的来自奥斯本春天森林里的迎春花吗？那是对殖民帝国凌驾四海的威严的深深眷恋吗？那是对帕麦斯顿古怪的着装与傲慢的神气的轻蔑吗？那是听着了紧随在身边的梅尔本勋爵的那头高大骏马于充满阳光的林****上发出的欢快的嘶鸣吗？或者是坎伯雷大主教黎明时的跪祈，老国王雄火鸡般的喊叫，利奥波德舅舅在克莱尔蒙特的轻言细语？也许在她的眼前浮现的是莱恩的地球仪，是母亲帽饰上的拂在她面上的长长的羽毛，是父亲的一块装在玳瑁匝中的硕大的老式自鸣表，是肯辛顿宫一块黄色的小地毯，几道亲切的花布荷叶边或者一方高大的树林与青青的草地，几个玩偶在上面跳来跳去……
1月22日，这些偶尔露出的笑容连同那轻微的呼吸彻底地消逝了。有人还记得，81年前女王的父亲爱德华肯特公爵也是在同一天离开人世的。
只是女王走得更坦然，她平平静静，不存任何愧疚，也不存任何的留恋走了。
这一年，她82岁。
是的，维多利亚以后，新的国王又会接踵而至，但英国人还是隐隐地感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强大与繁荣将和维多利亚本人一起一去不回。维多利亚时代，由于殖民政策频频得手，国内的各种矛盾都暂时隐而未发。凭借着对殖民地的残酷掠夺，英国获得了经济上的繁荣，凭借着对工人平民的小恩小惠与欺骗政策，国内政治从整体上也基本是一团和气。但时代的发展终有一天会将这一切罪恶暴露无遗。事实上在维多利亚死后的近100年里，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不断地取得胜利，英国人曾引以为自豪的诸多殖民地近如爱尔兰、苏丹远如印度、澳大利亚、南非相继独立，曾经作为英国侵略扩张的重要哨站的中国香港也于1997年7月1日回归她的祖国……而殖民地人民的觉醒与纷纷独立必然激化英帝国内部的潜藏已久的种种矛盾与斗争，正如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英国在丧失殖民地垄断地位时，资产阶级对于无产者的所有欺骗将原形毕露，工人运动将真正蓬勃发展，英国将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
因此，对于经历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臣民来说，女王的死带走的将是一个繁荣稳定的时代，他们无不为女王之死而哀痛。
遵照女王的遗命，她的葬礼用陆军仪式。2月1日，星期五，皇家快艇阿尔伯特号穿过在鸣放最后一次礼炮的两长列军舰，将女王的遗体自考茨运送到朴次茅斯。2月2日送葬的行列行经伦敦。一驾炮车装载着这小小的棺木。丧主新的英王爱德华第七骑马紧随其后，由康诺特公爵和德皇两旁扶持，他的那种明显的哀痛之情使得成千上万的观看殡仪的人们都感动不已。希腊王和葡萄牙王以及欧洲的每一个皇族的成员都参加执绋。丧仪当日下午在温莎的圣乔治礼拜堂举行，2月4日，星期一，女王的遗体安葬在佛洛哥摩尔皇陵阿尔伯特亲王之侧。
丧钟在温莎的圣乔治礼拜堂敲响，雍长而沉闷，响彻整个伦敦乃至整个大英帝国。这是到来不久的新世纪给这个曾经红极一时的大英帝国的一份颇有深意的礼物。它告诉人们，在新的未来世纪里，维多利亚时代将随同它的主人维多利亚一同消失，永远地在历史上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