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在南京任候补知府期间，视功名利禄如浮云，更讨厌官场上的趋势奉迎，特别是每日的打躬作揖、例行公事，使谭嗣同感到非常无聊。和那些官僚政客在一起，他感到很压抑。
这时著名的佛学家杨文会寄居南京，谭嗣同时常与杨文会相往来。杨文会不仅精通佛学的唯识宗教义，并且随曾纪泽两次出国，对英国、法国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有所考察，回国时还买回了一批自然科学的实验仪器。杨会文赞成维新变法，对顽固守旧很有意见。谭嗣同对他非常钦佩，时常听杨会文纵论天下大势，侃侃而谈外洋情事，评论国际时事以及佛学心得。谭嗣同在这期间增加了不少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政治学说以及自然科学的知识，阅读了不少佛学经典。这可以说是他在南京候补时期的意外收获。
在谭嗣同的老熟人吴樵的帮助下，谭嗣同、梁启超这两位维新运动的领袖相遇了。梁启超此时还不了解谭嗣同，但是，当他得知谭嗣同以巡抚公子的身份北游、南巡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深为感动，热情地接待了谭嗣同。
“梁兄以少年举子之身，毅然放弃旧学，追求新知，又打破禁令，公车上书，真让复生佩服！”谭嗣同说着站起身来抱拳施礼。
“谭兄过奖了，陕请坐。”梁启超忙站起来还礼，“我18岁中举人，主考官见我少年有成，把妹妹许配给我。所以，时人有‘少年科第，佳人上门’之称。可是就在那一年，我遇到了康先生，他为我讲述其新学所得，令我耳目一新，我当即决定放弃旧学，拜康先生为师。”
“康先生的新学一定很深了，请梁兄赐教。”
“康先生遍读西书，认为西学强于中学，主张学习西方各国先进的制度，改革中国社会。通过改革使民情上达，君民相通，使工商交通业大发展，国家富强，而国富则兵强，列强再不敢欺侮我们。”
“对，对，我也是这样想的。”谭嗣同终于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心中异常兴奋。“先生有何具体改革良策？”他又问。
“先生这些年的活动基本上是办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办报纸扩大宣传，建学会议论新政。近来他又几次上书皇上，希望皇上支持为法图存的主张。如果那样，先生主张开制度局于宫中，取代朝廷原有的军机处，成为最高议事机关，全面推行改革。”
谭嗣同听到这些主张心花怒放：“太好了，我非常赞同先生的主张。我虽不是他的亲授弟子，但我遵循他的思想变法维新，以后我就算是他的私淑弟子吧。”
谭嗣同、梁启超二人相见投机，谈吐倾心，从此埋下了友谊的种子。
1897年3月，谭嗣同完成了《仁学》的写作。4月，他带着草稿到上海找梁启超征求意见。这时他和梁启超已交往过多次，也不似第一次见面那样客气了。
“卓如（梁启超的字），我的《仁学》写好了，你来提提意见。”谭嗣同直抒来意。梁启超接过书稿，翻开第一页就禁不住叫出声来：“冲决伦常之网罗！冲决君主之网罗！复生，你好勇猛啊。”梁启超用一种惊奇的目光看着谭嗣同。
“我认为中国的三纲是杀人不见血的魔王，大臣必须服从君主，儿子必须服从父亲，妻子必须月枞丈夫；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夫唱妻不敢不随。这样的教条，像沉重的锁链，牢牢地捆着人们的手脚。可怜我们中国人，多少年来有泪含在眼里，有苦埋在心头，连吭一声的权利都没有，不知断送了多少人的青春，牺牲了多少人的生命。我们今天要变法维新，要打破这条锁链，还人们自由！”谭嗣同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他见梁启超满脸激情，听得全神贯注，又接着说：“人类之初，本没有君、民之分，后来大家需要一个管事的人，才公推一人为君。君实质上是为民办事的管家，他不能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多少年来，君主像强盗一样窃夺了国家的大权，欺压人民，渔肉百姓，这样的君主专制制度，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冲它一冲！”
谭嗣同边说边挥动着拳头，好像那专制体制下的君主就在他面前，他要一拳将他砸烂。
“复生，你真是冲决网罗的勇士！虽然，我和康先生倡变法维新于先，但决没有你那样的力量。今后，为了变法图强这个大目标，让我们一起战斗吧！”说着他紧紧握住了谭嗣同的手。梁启超留谭嗣同住了几天，仔细研究了《仁学》的每个篇目，提出了一些修改、补充的办法。
《仁学》是谭嗣同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精神遗产，虽然在当时没有刊行，但作为刺向封建专制主义的一把利剑，其精神和内容已在维新志士中传播，成为他们同顽固派斗争的思想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