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布鲁克逊的教区长无疑是个异教徒！”我听到我的一个读者叫道。“如果你让他给亚瑟一些真正的精神指引，那一定有教益得多！你本可以借他的嘴说出漂亮的词语，完全像读布道文一样。”
要是小说家的最高使命就是描述一些从来没有发生过，将来也不会发生的事情，我当然可以这么做。那样的话，我自然可以根据我的喜好重新塑造生活和人物；我可以选择最完美的牧师，并且让他在任何场合下都说出令人钦佩的观点。可是，不巧的是，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避免这种主观臆断的场面，我只想依据人和事在我脑海中的映象来如实描述。这映象无疑是有缺陷的，轮廓线条也不时会受到扰乱，反映出来的东西会模糊不清、让人困惑；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尽可能准确地将所反映的告诉你，宛如我在证人席上宣过誓，要如实地叙述我的证词。
六十年前——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也难怪世事更变——那时并非所有的牧师对宗教都很狂热，实际上，人们有理由怀疑真正的宗教狂热。即使有那么一个牧师，于1799年生活在布鲁克逊和干草坡，你也不见得会觉得他比欧文先生好多少。十有八九你会认为他是一个索然无味、鲁莽轻率、墨守成规的人。其实，在实际生活中，与我们开明的观点和高雅的品位相符的人实在是寥寥无几！可能你会说，“那就改变一点儿事实，使它们与我们有权具备的正确的观点相一致吧。这个世界并不总如人意，用你那高明的笔去润色一下，让生活看起来不是这样混乱、纠缠不清吧。让所有拥有无可指责的想法的人，做起来也无懈可击。让品行不端的人永远站在错的一面，让品行端庄的人永远站在正确的一面。这样，我们就能一眼看出我们应该声讨谁，拥护谁，我们才能不受任何偏见干扰地去敬仰，我们的憎恨和鄙视才能毋庸置疑，毫不犹豫。”
但是，我的朋友，有教友在教区会议上反对你丈夫，你能怎么办？你觉得前任牧师宣教方式令人遗憾，而新任的教区牧师却更加恶劣，你该怎么办？一个向来诚实的仆人，偶尔有一次欺骗了你，弄得你心烦意乱，你该怎么办？你的邻居格林太太，她在你上次生病时对你嘘寒问暖，但在你康复后说了你不少坏话，你该怎么办？还有你那了不起的丈夫，他除了不擦皮鞋外还有其他让人难以忍受的习惯，你又该怎么办？这些凡人，每一个人，本身是什么样子我们都得接受，你不能拉直他们的鼻子，不能增添他们的智慧，也不能矫正他们的性情；恰恰是这些人需要你的宽容、同情与爱——你的一生正是在他们之中度过的：正是这些多少有些丑陋、愚蠢、矛盾的人的善良行为需要你去尊重——对于他们，你应该满怀希望、富有耐心，即使我可以选择，我也不会像那些“聪明”的小说家那样去创造一个比现实更好的世界。要是那样的话，清晨起床做日常工作，你就会用更加无情或冷酷的眼神来打量这灰尘四起的街道，再普通不过的绿地以及现实生活中的男男女女，你的冷漠会使他们心凉，你的偏见会使他们受伤，可是你原本可以用你的同情、忍耐、坦率以及勇敢公正使他们欢欣鼓舞、努力奋进的。
因此，不加粉饰地说出我简单的故事，我就满足了。我无所畏惧，就怕弄虚作假。尽管你提心吊胆，加倍小心，却也难免虚假。虚假易，真实难。画狮身鹰首兽就十分轻松简单——爪子画得长一点，翅膀画得大一点，就可以了。然而，如果让我们毫不夸张地描摹一头真正的狮子，我们原来误以为绘画能力乃与生俱来，此时却消失无踪了。仔细留意一下我们平常讲话，你会发现，即使我们不想粉饰虚假，可要说得准确、讲明真相也很难，甚至是要说出当下的感觉也并非易事，总是比说一些不贴近实际的漂亮话困难许多。
真话稀有而且珍贵，所以我特别钟情于许多荷兰的绘画，尽管那些品位高雅的人对这些画嗤之以鼻。在这些单调朴实的日常绘画中，我产生了美妙的共鸣。因为，尽管这些画描绘的不是什么浮华骄奢或穷困潦倒，也不是悲惨际遇或是惊世壮举，但是，这些单调的日常生活才是大多数人共同的命运。我会毫不迟疑地舍弃天上的天使和地上的先知，抛却神秘的女巫和英勇的武士，去关注一位俯身在花盆上或独自进午餐的老太婆，午后的阳光透过层层的树叶，柔柔和和地洒落下来，洒在她的帽子上，洒在她手纺车的边缘，洒在她的壶上，洒在其他一些普通、廉价却又是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器物之上。或者，我会去关注那个乡村婚礼。在四面黄墙之间，笨拙的新郎与高肩膀、宽脸庞的新娘在老老少少的亲友注视下跳舞。这些亲友五官不正，手里面也许还拿着器皿，脸上却无疑流露出满足与善意。“呸！”我那空想主义的朋友说道。“多么粗俗的细节！把这些老女人和乡巴佬描绘得再惟妙惟肖又有什么用呢？多么低级的生活！多么笨拙、丑陋的人啊！”
上帝保佑我们！在我心里，不漂亮的东西不也可能很可爱？我不太确定，人类中绝大多数人都英俊漂亮。甚至在那些所谓的“天之骄子”英国人中，矮胖的身材，难看的鼻孔，邋遢的面容，这些也绝非例外。关键在于人类中有一种源于天伦的亲情。我有一两个朋友，她们的身材实在不敢恭维，就算把阿波罗式漂亮的卷发安在她们的头上，也难掩其丑容。可据我所知，也曾有温柔的心为她们颤动；她们的肖像——虽说比本人漂亮，但依然不够美丽可爱——也偷偷地被充满慈爱的嘴唇亲吻。我也见过许多优秀的主妇，她们年轻时也绝不会美丽，但在她的私人抽屉里却藏着许多发黄的情书，可爱的孩子在她那发黄的脸颊上亲吻。我相信有许多英雄少年，中等身材，胡须稀少，曾经相信自己只会爱像黛安娜那样美丽的女人，却发现在中年时和一个脚步蹒跚的妻子安居乐业。是的！感谢上帝！人类的感情就像是滋养大地的大河：它不会静待美丽——而是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奔流向前，同时创造着美丽。
所有的荣光与尊敬都献给神圣的外在美！让男人、女人和孩子身上——花园和房子里——都尽量培育出这种美吧。但是我们也要爱另一种美丽，这种美不在于外表神奇地匀称，而在于人们深刻的同情心。如果可能的话，给我们画一个天使，穿着飘动的紫色长袍，在天上圣光的照耀下脸色苍白；再多给我们画一些圣母玛丽亚肖像，她温柔的脸仰望天空，张开双臂迎接上帝赋予的荣光。但是不要强加给我们种种审美原则，从而将以下事物驱逐出艺术的领地：比如用干活磨粗糙的手擦洗胡萝卜的老妇人，在昏暗的小酒馆里休憩的粗笨的乡下人，那些有着宽广的脊背、呆滞而又饱经风霜的脸庞挥锹干粗活儿的人——以及那些有着锡铁制锅，褐色水罐，毛茸茸的杂种狗以及一堆堆洋葱的家庭。在这个世上有太多这样粗鄙的普通人，他们没有那些充满诗情画意、多愁善感的烦恼！但我们很有必要记住他们的存在，不然我们就可能会把他们排挤出我们的宗教和哲学之外，而提出一些只适用于极端人群的“高明”理论了。因此，让艺术时刻提醒我们这一点儿，但愿总是有人终其一生辛勤地描绘那些平凡的事物——但愿有人在平凡的事物中发现美丽，并且乐意展示上帝的光辉是如何仁慈地照在这些平凡之物上的。这世上先知很少，惊艳绝世的美女很少；英雄也很少。我无法把我一切的爱和尊敬都给予这些稀有的人物：我更愿意把我的感情给予那些常人，尤其是那些普通大众中不平凡的人，我知道他们的容貌，我握过他们的手。见到他们，我不得不充满善意地谦卑让路。行为特别的流浪汉和浪漫的罪犯远远没有普通的劳动者那么常见，这些劳动者挣得自己的面包，用随身的小折刀粗鲁而又满足地享用。对于那位连领结与马甲都搭配不好的市民，样子很粗俗地称糖给我，我也希望能用一点同情心与他连接起来，而对那些戴着红色围巾、插着绿色羽毛的恶棍，即便长得再漂亮，我也不会同情——对那些和我坐在同一个壁炉旁边有缺点的人以及我们教区的牧师（也许有些肥胖，也不像奥伯林和蒂洛森牧师那样善于布道），我心中充满了深深的敬意，而对于那些传说中的英雄行为，以及被妙笔生花的小说家构想出来的卓尔非凡、却虚无缥缈的牧师风度，我就不是那么充满敬意了。
我还是回过头来谈谈欧文先生吧。我希望你能对他宽容，尽管他远不能达到你对牧师品格的要求。按说他的身上应该体现出民族教堂的大家规范，但或许你却不这样看？对此我不能苟同。至少，我知道布鲁克逊和干草坡的居民不愿与他们的牧师分离，大多数人一看到他就会脸上喜洋洋的。除非有事实证明，仇恨比爱更有助于人的灵魂，我相信，比起后来那位狂热的赖德先生，欧文先生在他的教区里影响深远得多。赖德先生是二十年后来到这个教区的，那时欧文先生已经魂归天国了。赖德先生强烈地坚持宗教改革的信条，经常到教徒家拜访，严厉斥责放纵性欲——事实上，他终结了教堂唱诗班在圣诞节的巡演，认为巡演鼓励人们酗酒，这样做也是亵渎神灵。在亚当·比德老年时，我和他谈过诸如此类的事情，据他说，大部分牧师都会比赖德先生更能赢得教区居民的心。他们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信条观念，以至于几乎每个五十岁以下的教徒都能够区分开真福音和伪福音，好像他生来就是一个非国教教徒似的；在他到来之后的某段时间，在那个安静的乡区似乎引发了一场宗教运动。“但是，”亚当说。“在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就清楚地看到，宗教除了概念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让人们去做正确的事情不是概念——而是感情。宗教的概念和数学的概念差不多——一个人可以坐在火炉旁一边抽着烟斗，一边直接在脑子里解决问题，但是如果他要制造一个机器或建一栋房子，他就必须要有愿望、决心，要充满对他物的热爱，而不只是贪图安逸。不知为何，信徒开始减少，人们一谈起赖德先生，言语间也不那么尊重了。我相信他从内心深处是想把事情做好的。但是，你知道，他脾气不好，跟替他干活儿的人讨价还价；这样一来他的布道就无法深入人心了。他把自己弄得像教区法官老爷那样，惩罚那些做错事的人。站在布道坛上他就像一个喧骚派教徒，大声申斥那些罪人，他无法容忍异教徒，比欧文先生更加激烈地反对他们。而且他入不敷出，因为他似乎觉得有六百英镑的年薪就足以使他成为像汤尼索恩先生一样的阔人。我见过不少教区牧师突然有点儿收入之后就忘乎所以，从而备受其害。我相信时间长了，人们会想起赖德先生。他能写书，但对于数学和事物原理就像女人一样无知了。他对信条很熟稔，常常说信条是宗教改革的壁垒；但我对于那种使人们做起事情来愚蠢而又不合常理的学问难以信服。欧文先生就大不相同了：他很敏锐！——他能很快明白你的意思，他知道所有关于建筑的事情，你干活是好是坏，他也能看得出来。他对待农民、老妇女和工人，与对待贵族一样礼貌有加。你从没见过他干涉、责备，或是像皇帝那样高高在上。啊，他是个好人，这点你一眼就能看出。对他的妈妈和姐妹十分体贴亲切。还有那个可怜虚弱的安妮小姐——在这个世界上，他待她似乎比对待任何人都要体贴。教区中从没有人说他不对；他的仆人们一直跟着他，直到他们老得实在不行了，他才雇其他人来顶替他们。”
“啊！”我说。“这是一种身体力行的布道方式。但是我敢说，如果你的老朋友欧文先生复活，下周日再登上布道坛的话，你这么夸了他一通，却发现他的布道并不好，你会觉得害臊吧。”
“不，你误会了。”亚当挺了挺胸，又靠回到椅子上，仿佛准备好应对一切论断。“我从来没有说过欧文先生是个优秀的布道者。他没有很深的精神体验，我知道在人的内心之中有许多你无法衡量的东西，你不能说，‘这样做就会出现那个结果’或者说‘那样做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人的思想极为复杂，有时感情就像圣经中说的那样，像一阵飓风席卷进你的身体，几乎要把你撕成两半，让你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些东西不是‘做这个’或是‘做那个’等规则所能限制的；在这一点上我与最极端的循道派教徒看法一致。这让我明白宗教有很多精神层面。你无法说出，但你却能感觉得到。欧文先生没有深入其中——他只是做一些短小的布道，仅此而已。但是他所讲的，他都能身体力行；他不会今天刻意显得与众不同，改天又和其他人一般无二。他使得人们热爱他、尊敬他，那比多管闲事惹人不高兴要好多了。朴瑟太太曾经说——你知道她对啥事儿都会评论一番的——欧文先生就像一顿好饭，不知不觉中你就受益了；而赖德先生则像是一剂药，他控制你，使你焦虑，结果到了最后你还是老样子。”
“但是，赖德先生在布道中不是讲了很多宗教精神层面的东西吗？亚当，他讲得比你谈到的还多，与欧文先生的布道相比，从他的布道中你岂不是能受益更多吗？”
“啊，我知道。他讲了很多教条。可我小时候就很清楚，宗教除了教条和概念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依我看，教条就好像是为了给你的感觉找个名字，即便你不了解这些感情也可以去谈论它们，就像一个知道工具的名字却从来没见过更别说用过的人，可以谈论它们一样。我这一生中听了太多的教条，我十七岁时常常和塞斯一起跟着非国教教徒。对阿明尼乌派和加尔文派感到很迷惑。你知道循道派是坚定的阿明尼乌派；塞斯不能容忍任何粗暴的事情，总是希望一切完美，所以从一开始就坚信循道派；可是我觉得我能从他们的观点中找出一两点漏洞。在特雷德斯敦我与其中一位教主就此展开了争论，从各个层面与他辩论，把他折磨殆尽，最后他说：‘年轻人，是魔鬼在利用你的骄傲与自负作为武器，来对抗简单朴素的真理。’我当时忍不住笑了，可是回到家，我发现这个人的观点并不完全是错的，我开始认识到：衡量和筛选这段经文和那段经文的意思，探究人类的得救是上帝的恩惠呢，还是个人的意志也起了一点儿作用，这些根本与真正的宗教无关。对此你可以滔滔不绝，却只能使你更加的高傲和自负。所以除了去教堂，我哪儿也不去，除了听欧文先生的布道，谁的也不听，因为他只说什么是好的，只说那些一旦记住了就会对你终身受益的话。我发现，在上帝神秘的安排面前，我最好保持谦卑，对我不知道的东西就不要呱呱乱叫。毕竟那些都是些愚蠢的问题。我们身内身外之物又有哪一件不是来自上帝？如果我们需要下决心做好事，我想他迟早会赋予我们决心。不过我也清楚地看到，我们做事情没有决心不行，知道这一点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你看到了，亚当是欧文先生热诚的拥护者，对于欧文先生的评价也许有失偏颇，正如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也会偏袒我们熟知的人。毫无疑问，那些努力追求理想的崇高心灵会对此不屑一顾，认为这是弱点。这些崇高的人常常会感到精神压抑：他们的性格太优秀了，以至于在普通的同胞中找不到与之相符的对象。我有幸能获得这些高尚人物的信任，发现他们有着共同的经验，即大人物往往被高估，而小人物又无法让人接受。如果你爱上了一个女人，回头反思这段爱情时又不会觉得这是一件蠢事，那这女人就该在你向她求爱时死掉；如果你对人类的英雄主义还有那么一点儿信心，就切不可去期望英雄。我承认我经常会在向这些有所成就、思想敏锐的绅士坦白我的经历时惭愧退缩。恐怕我经常是面含微笑、假意赞同，在一闪而过的想象中搜寻一条警句来满足他们，这对于一般熟悉法国文学的人简直是信手拈来。我记得某位智者曾经说过，人与人之间的言谈并非严格坦诚。不过，在此我要卸下自己良心上的负担，坦言我对于有些老绅士充满着热诚的敬意，尽管他们英语可能说得很烂，偶尔发发脾气，除了教区牧师之外也没有受过更高层次的精神熏陶。我之所以得出人性可爱的结论——之所以可以体会到人性之崇高、神秘，可以体会到人性能激发深刻的同情——就因为我长期生活在一些普通、庸俗的人当中。如果你向居住在附近的人打听一下，相信他们也不会听到什么惊奇的事情。十有八九大多数附近的小商贩看不出他们有任何特别之处。通过观察，我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巧合：那些追求崇高理想的人，在穿着马裤或裙子的普通人身上发现不了任何值得他们尊敬和爱的方面。令人奇怪的是，这些崇高的人却往往与那些器量最狭小、卑鄙的人意见一致。例如，我总是看到，奥克皇家酒店的老板盖治先生常常用充血的眼睛看着自己协浦屯村的邻居，总结他对本教区居民的看法——他只认识这些人，说话时特意加强了语气，“啊，先生。我以前常说，我再说一遍，在这个教区，他们都是些可怜虫——是可怜虫，先生，大大小小，全是。”我觉得他模模糊糊有一种想法，如果他移居到远处的教区，也许能找到配得上他的邻居。后来他果真搬到了撒拉逊，在邻近镇子的一个小街道上做生意，生意倒也兴隆。可奇怪的是，他发现后街的人们与协浦屯村居民一模一样——“可怜虫，先生，大大小小都是，喝一杯杜松子酒的和喝一品脱两便士酒的人一个熊样儿——都是可怜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