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国际学术界，毛泽东以及他遗留给中国的影响一直为学者和社会各阶层人士所关注。今天，毛泽东的影响依然存在，即便在政治领域之外。商学院教授的“有机营销”课程，就起源于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中的“持久战”思想。与毛泽东有关的商品也常见于消费者市场，无论在ebay购物网店还是在中国任何一个旅游景区的路边摊点，都随处可见与毛泽东相关的商品出售。1998年，学者迈克尔·达顿曾就这一现象发表过评论，他写道：“与毛泽东相关的一切都十分热门。”（《中国街头生活》）
本书含蓄地融合了学术界的各种观点。从研究层面来讲，本书是在中国和全球的视角下严肃认真地看待毛泽东和他引领的时代，将20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视为一个整体来系统考察。书中，我将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主义”（Maoism）是欧美毛泽东研究学者惯用的术语，用以专指毛泽东的思想，尤指如何在?济贫弱的条件下创建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党章中所表述的“毛泽东思想”有很大的差异。该术语?由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的系统阐述而为欧美学者广泛接受和使用。——编者注（文中脚注均为编者所加，章后注为?注，特此说明。）
]诠释为中国乃至全球社会主义历史的核心，也是上个世纪社会改革以及现代化历史的核心。对毛泽东这位政治家而言，即便是最温和的解读方式，其最终的落脚点仍然与政治相关。
在撰写本书时，我尽可能做到通俗易懂，但也不回避一些背景交代。如果将毛泽东的一生按时间顺序排列来叙述，二十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历史决定了毛泽东的存在。谈论毛泽东不可能回避二十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历史，就像是谈论中国现代史不可能回避毛泽东一样。本书试图以交互错综的方式使毛泽东和中国的历史互为映对。
本书试图重新将毛泽东置于充满批判和行动的历史紧要关头，意为探讨在面临20世纪早期中国和世界的复杂巨变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如何敢于提出并践行一个挑战既往的革命主张，并以至于因此震惊了全世界。缅怀毛泽东也是回顾一个事事皆有可能的时代，是为了牢记全世界所承受的苦难都是可以反抗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在文中极少将笔墨放在毛泽东所写的、所想的之上，而是将毛泽东置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大潮中来考察，也就是作为一个革命的缔造者来考察。本书不光是一本传记，它更应该是一段历史，类似于卢卡奇对20世纪20年代列宁的考察。
说到本书的一些构想和运用的方法，我要感激纽约大学的两批勇敢而聪慧的本科生。 2005年秋季，在博士生马吉·克林顿以及孜孜不倦的毕业生劳工组织GSOC的帮助下，我首次开设了“毛泽东和中国革命”课程，这些本科生是这个班上的一批学生。另外一批是2006年秋季在博士生冯晓、何祥（译者注：音译）协助下开设的这个课程的班上的学生。2005年秋季的课堂上，除了学习与毛泽东相关的知识之外，我还要求学生们去体会日常生活中的政治，例如我们所面临的研究生会与纽约大学管理委员会之间的对峙。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是一门在政治上引起关注的课程，尽管与此同时它也是一门有关现实存在的政治统治的敏感课程。
带着极大的挑战，这两个班上的学生听任我带有政治意味地介绍毛泽东以及他的革命主张。他们多少都有些困惑，不过年轻的他们应该会理解。他们听任我以与当今世界迥然不同的讲述方式来讨论毛泽东，没有将当下的问题与毛泽东时代的问题相混淆。更重要的是，学生们允许我将他们置于理论和历史的“诡辩”中，这用来对付之前提到的简单诋毁是很有效的。我们共同努力以求再次将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和革命主张投置到历史的质询和当代的批评中去。一些刻苦的学生，尤其是埃利奥特·艾尔、杰西卡·珀尔曼、玛格丽特·徐、安德鲁·欧沁、马克斯·库布里克、马克·麦康纳基、西尔维亚·薇欧拉、安德鲁·塞缪尔、瑞亚祖尔·伊斯兰、凯特琳·柯林斯、梅甘·史密斯以及德斯廷·霍奇斯，在理解毛泽东作为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以及二十世纪的一位中国人所要面对的政治历史问题时，他们学会了抓住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哲学之间的困境所在。在坚持将过去和现在的相互结合上，他们表现出很强的能力，同时认识到作为一种历史转化的原理，过去是怎样潜意识地存在于现在。在这方面，他们表现得很聪明，也很老到。他们很尊重我，使得我从他们的问题和困惑中获取知识，对此我深表感谢。
写作本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个人的原因。这本书献给我的侄子克里斯托弗以及我的侄女们泰比、莎拉、索菲亚和诺拉，他们在理解上述谈到的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遗产问题上面临许多挑战。他们及他们这一代人将要面对的世界与所谓的非乌托邦计划相比显得还太贫乏。非乌托邦“不仅仅是乌托邦的临时缺席，而且是社会梦想终结的政治庆典”（齐泽克，《重读列宁》，第9页）。本书介绍了一个全球性根本变革可能发生的历史时期，我个人非常推崇这个时期。当然，我并不是想说毛泽东为之奋斗的历史使命适合甚至优于今天或他那个时代的需要，我只是乐观地认为他的一些革命主张、奋斗激情以及历史轨迹可以被重新用来反思我们这个时代。
我还要感谢以下几位，如果没有他们，本书的写作将会缺少很多乐趣。黛博拉·卡尔给了我很好的建议，这些年我开始学会倾听她的意见。我还要感谢本书最初的阅读者们，是他们告诉我要突出重点，删繁就简。乔安妮带着幽默感与意气相投的默契阅读了本书早期的章节。大卫·贝尔以批判和洞悉一切的眼光通读全文，以防止该书篇幅过长。我的母亲，德洛丽丝·卡尔为我删去了书中很多不当的用词，并仔细阅读了全文，以查看本书的连贯性和易读性。无论我对他们赋予了多少责任，上文提到过的和下文即将提到的每一个人对于书中的内容都是免责的。
我的几位研究生和同事给予了我十分重要的协助。何祥指导我了解了毛泽东的诗歌写作生涯。2007年5月，朱倩（译者注：音译）和我一起去了中国，为我在中国做了采访录音，并将录音稿誊写出来。她的幽默和聪颖，以及她对美食的热情，让这趟中国之旅充满乐趣，也让我受益匪浅。感谢哈里和克里斯蒂娜为我提供了他们的房间，为我营造安静的氛围，以便我能够专心写作。我还要感谢马吉·克林顿为我在中国查找图书资料，陪伴我远离喧嚣，潜心写作，并且在我完成最后几个章节的时候忍受猫、鼠的叽叽喳喳。
我还要表达对清华大学汪晖教授的感激之情，他抽出时间与我交流，并与我分享他的心得；感谢纽约的高祖岩三郎与我多年的政治友谊，以及他对身边和远方事务敏锐的洞察力；感谢吴洪森，他是一个最难得的挚友。对王元化先生的逝世我深表遗憾，他是我有幸认识的最卓越的学者之一，可惜他未等到本书出版就去世了。他对我的不少观点不大认同，我们本来可以就此展开积极善意的辩论，共进晚餐，并就许多其他问题展开愉快的交谈。他的离世真的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我非常想念他，怀念他的精神。
最后要感谢我的编辑雷诺兹·史密斯，他帮助这本书通过同行评审，并迅速出版发行。非常感谢阅读本书的各位，特别是王斑，他给了我许多鼓励和建议。感谢杜克大学出版社为本书出版而费心的各位，特别是马克，谢谢他为本书付出的辛勤工作与创意。
丽贝卡·E·卡尔（Rebecca E. Karl）
20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