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陕北后，毛泽东和共产党面临着两大任务：其一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重新开展，其二是对这个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随处散居的不规则地区的管理。在世人眼里，这里的生存环境已半沙漠化，自然资源匮乏，农产品稀少。资本在这里根本找不到投资渠道，很少有城市中心，工业也非常缺乏。这样一片贫瘠的土地，就是共产党人率领他们的军队奔赴的安身之地。为此，这支队伍久经沙场，身心疲惫，在耗时一年穿越整个中国的行程中辗转拼杀。一小部分具有医学、科技和文化专业技能的知识分子，也随之来到了这里。在这样的物质和社会基础上，毛泽东和共产党开始着手制定一系列切实可行、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开展当地的经济与文化建设。
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基本原理中国化的社会实践及其理论依据的阐述、贯彻与加强，就在延安这样一个看似不可能的地方展开了。因此，这一时期的延安在此后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成了一方圣地。在延安实施的政策最后都发展成为中国革命实践生活的严峻考验。同时，延安时期成了一个神话般的时代，也是一个因勤俭节约、同志友爱，以及相对来说不分社会等级、全民共享思潮而闻名的地方。长征老兵们的士气和情感，使得延安成为一个从不计较个人财富与权势的圣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眼中，“延安”就象征着战胜一切无法战胜的困难的创造性合作精神的延续。
毛泽东的延安生活和“毛泽东思想”的阐述
居住在窑洞里的农民长期穴居在延安附近的黄土坡上，毛泽东因长征而产生的疲惫在些许宁静中得以恢复。1936年底，他的女儿李敏出生了，他可以陪伴在这个刚出生的女儿身边共享天伦之乐。李敏也是毛泽东与贺子珍所有的子女当中唯一长大成人的一个。然而，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了。1937年，贺子珍再次怀孕，她要求毛泽东送她去苏联接受医疗护理。长征中遗留在体内的流弹碎片引起贺子珍很多生理上的病痛，她考虑堕胎。去了苏联莫斯科以后，贺子珍一直停留在那里，经过再三斟酌，她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可孩子降生后，很快又因为肺炎夭折了。四岁那年，李敏被送往莫斯科陪伴母亲。早在1936年，被找到的毛泽东和杨开慧的两个孩子已经去了莫斯科。他们在那儿团聚了。1939年，毛泽东与贺子珍正式离婚。
在延安，毛泽东重立家室，娶了一个美丽的女演员——江青。江青是在1937年日本侵占中国后，与一大批左翼艺术工作者和知识分子一同逃离上海，聚集到延安革命根据地的。尽管江青出演过几部电影作品，但由于她缺乏革命性，共产党内大部分人都非常憎恶她，他们欣赏贺子珍，对毛泽东的此举感到困扰。江青很快成为毛泽东的妻子，直到她去世之时都一直保持着这个身份。他们唯一的女儿李讷长大成人。
尽管个人生活上有一些变化，又面临着在一个新地点发起共产主义运动的困难，毛泽东充分利用了在一个地方安定生活的机会，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苏联经济与哲学以及列宁的经典著作。他的秘书陈伯达一直协助他。陈伯达是从苏联回来的对斯大林主义持批判态度的马克思主义者，于1937年随左翼知识分子一道离开北平后到达延安。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毛泽东熟练地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类型分析方法，以及其他革命历史哲学的理论要素。毛泽东阅读这些作品时所做的注释与评论，揭示出了他自己的思想历程。对于斯大林机械理解历史与意识形态间的关系，毛泽东发自内心的批判也清晰地显现出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毛泽东创立了他自己的政治理论，他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原则全新激进的解读。这一理论，即著名的“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些年的产物。
毛泽东思想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第一代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它显然是建立在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独辟蹊径的探索的基础之上。毛泽东思想也通常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次“重大突破”，或者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不过，当它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一元化的信条，并被认定为一种既成不变的文化发展方向时，这种提法并不能在任何时候都能经得起检验。马克思主义是（也将一直都是）一个伴随着争议发展的理论，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化”就是这一激烈斗争的话题。对毛泽东思想更恰当的理解，是将其看作毛泽东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方法，将中国历史和当时的现实相融合，又通过对当时中国具体国情的解读，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物。这样的双向解读，正是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与革命实践之间的灵活辩证关系。
毛泽东这一时期的理论学习，在他同党内那些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党员们之间展开理论和权力上的斗争之时，给予了他有力的支持。这些曾留学莫斯科的党员们又一次尖锐地批评了毛泽东的农村革命路线。这些日子的学习，也为毛泽东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提供了精确的理论指导：什么是中国开展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如何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社会主义运动？以及眼前最为紧迫、亟须解决的任务——该如何抵御日本的入侵？另外，延安时期及其之后的日子里，毛泽东思想也正式成了中国共产党和游击队作战的原则。也许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思想成了缔造一种革命文化的指导思想，这种革命文化能够维系长远的社会运动，以激发全中国人民的想象力，挖掘他们的潜能，共同克服所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以对抗一个强大的敌人：日本人。
日本侵略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就在红军部队为躲避国民党步步紧逼的进攻而开始长征的同时，日本军队也进一步加强了对东北的控制。截至1935年，日本人开始向华北地区进军。面对日本侵华力度的加大，国民党党内的一些将军试图劝说蒋介石抗日。然而，蒋介石固执己见，认为打击共产党比保卫国家不受日本侵略更为重要。这一分歧最后导致了1936年12月著名的“西安事变”，张学良将军发动了反对蒋介石的行动。张学良原本也是东北军阀，后来他在东北的地位被日本人取代，国民党政府安排他到新的作战基地西安负责围剿共产党。张学良对他所得到的新的任命非常不悦，他坚信日本才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威胁。于是他策划、组织了对蒋介石的绑架，将蒋介石作为人质扣押了两个星期，直到蒋答应与共产党协商合作。共同抗日才将其释放。
与此同时，除了集中精力处理党内事务，和在长征中奋力求得生存并在延安开展党建工作外，毛泽东也一直密切注视着日本人的动向。他抓住一切机会写作并发表分析评论文章，谴责蒋介石背信弃义的行为。1935年到1936年间，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连续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背叛”联系起来的文章和演讲。毛泽东认为，蒋介石是日本帝国主义“侵掠”中国的“清道夫”，“在中国的反动支柱”[毛泽东：《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1935年6月15日），选自斯图尔特·施拉姆编：《毛泽东革命文选》第五卷，第12页]。通过将日本如此轻易叩开中国大门的责任推到蒋介石身上，毛泽东得以将他自己和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置于抵抗日本的最前线。在发给张学良将军的电报中，毛泽东宣称，张学良扣押蒋介石不仅仅将国民党逼上了抗日的道路，而且还“驱逐了军队中的法西斯分子，向广大官兵昭示了蒋介石出卖国家、伤害人民的罪行”[《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3日正午），出处同上，第539页] 。
毛泽东清晰地表达了希望蒋介石永远让出职权的愿望。但事态并未如此发展。与此相反，共产党不得不与蒋介石协商，以开展新一轮的两党合作。协商耗时八个月，最终实现了国共两党间的第二次合作。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同，这一次的合作保证了两党各自的独立性。周恩来作为组长带领共产党谈判小组赴国民党首都南京。毛泽东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说道：“首要原则就是保证我们”对红军部队的“绝对领导权”；“原则是保证我党的独立性。在这些方面，我们绝不能妥协让步。”[《与南京谈判的两个原则》（1937年4月1日，上午2点），出处同上，第632页]
1937年7月，日本军队以北平卢沟桥事变为借口，发起全面侵华战争。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混乱无序，日本军队以风驰电掣般的速度从北平向中国南部地区行进。1937年11月，另一股日军攻占上海，那里的国民党军队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这种防卫最终还是徒劳无功。日本军队长驱直入，直攻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在那里他们犯下了滔天罪行，发起了侵华战争期间最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杀”。蒋介石命令国民党部队撤离南京，逃到内陆地区。于是，日本军队就进入了一座没有任何防守的城市。他们四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暴力放荡的日本人将杀人当成消遣，残忍杀害数十万手无寸铁的中国人。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径，在随后日本占领中国长达八年的时间里，树立了残忍折磨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到20世纪30年代末，这种行为模式被简化为日本军队的官方教条“三光”政策：烧光、抢光、杀光。
鉴于形势的恶化，第二次统一战线的部署非常急促。毛泽东停止了对蒋介石的书面攻击，蒋介石也结束了国民党部队对延安的封锁。国共两党间的合作在1937年秋终于达成。这次国共合作维系了几年的时间，其间几经波折和反复磨合。毛泽东一直保持着对统一战线名义上的忠诚，即便是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统一战线破裂之时。
论持久战
日本国内以战争为导向的强大军事工业基础，在技术和军事能力上充分地支持着他们的军队。面对这样一个劲敌，毛泽东需要更新并阐释他的持久战理论。鉴于较早的中央苏区经验，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仍然强调“诱敌深入”的必要性，但现在还必须考虑到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这一战略的可行性，包括必须不断转移的作战地点以及无法开展中央调度的困难。
1938年5月，毛泽东为延安党员干部开设著名的《论持久战》讲座时，中国军队已经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国民党依然坚持它的“以土地换时间”的逃跑政策，还忙于在四川省的山区腹地重庆建立战时首都。共产党的游击军队还没有被动员起来。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已经深入到中国最富饶、肥沃的农业地区，占领了中心城市，攫取了内陆市场渠道，征用货物供给，对中国民众实行恐怖统治。在这样愁云惨雾的内部环境下，也没有其他国家站出来帮助中国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欧洲人和美国人认为，日本侵华是一个需要就地解决的区域性问题。只要日本不触及欧洲和美国在中国的领域和资产，日本就不会受到（来自欧美国家的）任何威胁。苏联倒是考虑要将日本阻击在中苏边境外，但无论是他们，还是其他国家都没有把中、日之间的战争视为全球性种族冲突的一部分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兆。
毛泽东对此有他自己的看法。在1938年5月发表的演讲中，他想方设法说服听众们，让他们相信只要所有中国人联合起来，找到正确的作战方法，中国完全能够在目前的形势下生存，有能力对抗日本，也可以赢得这场战争。这次演讲以分析当前两大危险为开场白。首先，毛泽东指出，在部分国人当中滋生出来的失败主义情绪，将会导致向日本投降或妥协的危险结局。事实上，直到1939—1940年，汪精卫带领一支队伍从国民党政府中分裂出去，在被日军占领的南京与日本共同建立政权时，中国人才意识到毛泽东所说的这一危险。其次，毛泽东指出，有人指望外部力量——通常说的是英国或美国——能够来拯救中国，这种速战论是不现实的。恰恰相反，毛泽东提出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救中国，中国人只有打持久战才能保卫祖国。
毛泽东将持久战全面地定义为三个方面：（1）一种客观的必要性，这是对当前形势的冷静分析得出的判断；（2）积极延长战争实践的一种策略；（3）阐述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间历史关系同时得出结论的一种分析方法。毛泽东写道：“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他进一步分析道：“此次战争发动于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是法西斯国家大崩溃的前夜，敌人也正是为了这一点才举行这个带最后挣扎性的冒险战争。”[毛泽东：《论持久战》，选自《毛泽东文集》卷2，第121、125页]
换句话说，根据毛泽东的历史分析，20世纪30年代全球的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是腐朽没落的世界的一部分，是行将就木的。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发动的这场战争并不是其力量增长的标志，相反，正是它即将走向灭亡的阵痛。毛泽东以这种方式将日本直接与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全球形势联系起来，否定了中国发生的事只是区域问题或国内问题的观点。此外，对中国所作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认定，也揭示了与日本相比中国之所以落后的原因：中国既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完全的封建君主制国家。然而，毛泽东断言，通过“生死”决斗，这个落后的国家最终将会战胜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战胜日本和它所代表的腐朽世界，中国共产党将会带领整个国家走向独立自主，缔造一个新世界。毛泽东确信，世界上的反法西斯力量终将认识到法西斯主义对这个世界所构成的威胁，并且中国如果能坚持到那一刻，反法西斯主义者们将会对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哪怕只是为了拯救他们自己。
毛泽东对这一历史部分的结论是：“（和亡国论者不同，）我们客观地而且全面地承认亡国和解放两个可能同时存在，着重指出解放的可能占优势及达到解放的条件，并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出处同上，第133页]毛泽东写道，这一历史性的胜利成果，只能够通过所有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发起创造性的革命活动来获得。这是中国人当前的责任，也是中国共产党发起持久战，带领中国人民向前挺进的历史使命。
在接下来的详细分析中，毛泽东主张，保证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在各个斗争阶段认清错综复杂的国内形势。面对瞬息万变的形势和地形迥异的不同地域，游击战指挥者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能意识到如何作战对当时的地形最有利，或是融入到当地的居民当中，化整为零。因此，持久战并不是一个集中制定好的蓝图规划。它只是一个全盘作战的策略，或者说是一个毛泽东所说的“拼图”战术。这是一张拼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一局围棋——只有透过每一粒棋子才能看清全局。能够正确地意识到每一个特定的时刻需要做些什么，他的这种素养是建立在丰富的军事知识和敏锐的判断力基础之上的。
更重要的是，正确的认识取决于毛泽东所说的“政治”。毛泽东独到的政治见解与他要创立一种文化的革命和一种革命的文化的想法息息相关。这一思想也是持久战理论的中心。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政治工作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政治能够通过激发人民大众，改变他们生活常态的意识和决心，从而发挥出他们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无论如何，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类型的历史使命总会有更高的优先级，具体情况就取决于在何时何地采取何种策略和行动。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个落后的中国面临着一个发达国家敌人，这时抗日就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发起人民大众，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激发人民大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和作为独立国民生活的愿望。这样的动员不仅让游击队伍融入到人民大众之中，而且全民皆兵，任何人在需要的时候都可以奔赴战场。同时，在革命斗争的环境下，政治意味着创建人民大众能够意识到的政治经济环境，并推翻一直压迫着他们的旧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就意味着阶级斗争，或者说是推翻有压迫的社会结构。
毛泽东主义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唤起人民大众改变社会生活结构的革命觉悟，阐明他们在革命行动中的历史角色。在毛泽东主义中，尤其是在与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甚或是列宁主义相比，人民大众的革命觉悟和政治意识，比社会结构的自身给予性占据着更为优先的地位。也就是说，社会关系结构将会约束某些变革行为开展的进度和程度，比如财产与权力将如何分配，城乡生产之间的关系如何重新调整，如何提高民众文化水平，诸如此类等等。然而，毛泽东认为，人民大众的自觉革命行为能够突破固有历史现状的约束。当时不少学者都将这一重点称为“唯意志论”，其实这些异见恰恰只是作了一个简单的认定，即毛泽东主义的政治理念是不能从大众政治中剥离出来的。正因如此，毛泽东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的政治，不能够脱离日常生活，而只由少数远离大众的精英人物参与。其实，它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它是转变社会结构斗争的一部分。
毛泽东主义的政治理论的必要因素，是将基于教育和广博知识的理论规律，与通常被界定为局部关系的大众日常经验与生活方式相结合。这就是毛泽东主义者奉行的工作路线——“群众路线”的来源。群众路线是一种经过实践检验得出的理论方法。具体地说，就在一项政策的构想之初，理论与历史的分析便应渗透于其中；然而，一旦遭遇现实世界，这些政策和理论就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最终，经过调整的理论成为“纠正”实践与方针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语言中，这一工作路线被转化为一句标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它要求承担制定并落实政策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保持永远的灵活性和持久的分析性。他们不能成为书呆子或一味地依赖抽象理论，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唯一正确的理论和实践应该是因地制宜的。
延安时期，政治实践一直以发起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和社会变革意识的运动为中心。通过这些实践活动，革命的文化与文化的革命都同时深入到人民大众的生活当中。中国共产党得以站稳脚跟并且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不少胜利，这便是延安时期政治理论与实践正确性的有力证明。
延安政治实践与新民主
自1937年年中以后，战争耗费了毛泽东的主要精力，建立并巩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任务也十分紧迫。这种紧迫性，一部分体现在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行政机关和他们的支持者提供日常必需品（食品、物资等），以及建设教育和医疗基础设施，兑现共产党对农民的承诺；同时也体现在为共产党军队进行抗日提供军事物资、开展工业建设这个方面。这种紧迫性最后还体现在这样的愿望之上，即将毛泽东所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治觉悟贯彻到实践当中去。这些目标如果都能实现，那么延安将会成为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典型，也成为国内外所有支持者的向往之地。
随着“一切服从战争”[引自马克·塞尔登《延安道路（The Yenan Way）》第125页]口号的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稳定当地社会，对其实施有效管理。他们制定选举制度，在当地招贤纳士，同时还以选举的方法面对农民发起大范围的教育活动，因为他们将成立自己的自治政府。中国共产党以适度的方式重新分配土地，借助一套激励的机制来动员年轻人参加战斗，其中包括减轻家庭赋税，为其家庭成员提供免费教育。中国共产党还通过了提升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的婚姻法，倡导妇女解放。最重要的是，农民们建立了自下而上的组织，将毛泽东主义的政治理论基础——“群众路线”贯彻到了实践当中。尽管中国共产党一直是这种正确实践的主要贯彻者和一切基本方针的制定者，但这些自发成立的组织给了缺乏自信的农民们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他们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队伍也随之得以飞速地壮大起来。
1949年以后困扰中国的问题就在这时浮出水面。其一是官僚主义与人民大众的政治生活之间的固有冲突：官僚主义来源于权力高层，其目的是预见性；而人民大众的政治活动则需要发动群众，有很大的机动灵活性。男性农民和他们新近被赋予了权利、家庭地位得以提升的妻女之间则面临着另一个问题：男人失去了对女人的控制权，对此他们颇有怨言。同理，军队的物资需要和百姓的物资需求之间也经常发生冲突。诸如杂志、报纸类宣传媒体的言论自由，与共产党所制定并强调的理论方针也有冲突。最后，被作为保持并增强生产力模式、鼓励发展的工业，大部分都因为分布零散并且带有私有性质，现在都多少面临着来自中共中央所制定的规划带来的压力。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经济发展的脚步仍然十分迅猛。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劳动力，提高生产力，合作社纷纷建起。诸如砖窑厂之类的私人工厂被改造成小型工厂。当地也首次找到了如何冶炼生铁的方法[出处同上，第260—261页]，几个急需的军火库也建立了起来。诸如此类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成就都充分说明，只要合理地抓住重点，有正确的领导和团结一致的社会力量，一切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不但可能，而且非常有可能。
指导这个社会共同体的理论被称为“新民主主义”。毛泽东在1940年早些时候的文章中，对这一理论作了清晰的阐述。当时，延安地区的领域范围正在逐步扩张，发展也在加快。新民主主义呼唤各阶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成一个联合政府，逐步向社会主义目标迈进。因此，新民主主义将不以发动激烈的阶级斗争，通过剥夺资本家、军阀和其他社会特权阶级的手段来支持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而是致力于构建一个社会各界的“爱国人士”共同参与的爱国主义阵营的大联合，包括所有帮助或投身抗日的爱国者，以及协助提高生产以满足战争及其他方面物资需求的爱国者。在毛泽东主义的术语中，新民主主义就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经济秩序的创立，为的是在全球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下，满足统一战线的需求。
在毛泽东的理论中，新民主主义由三个密不可分的要素构成：（1）中国革命是全球反帝国主义和反法西斯资本主义战争的一部分；（2）但中国革命发生在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国家的解放是革命的首要任务；（3）因此，中国革命同时也是一场缔造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共和国和创建一种全新文化的民族革命。在解放中国的过程中，将会有一种新文化被创造出来，它将以全新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同时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特殊的历史国情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新文化将会催生出一个新的中国。
显然，毛泽东在阐述新民主主义时有所顾虑，那就是如何在历史和理论方面，为中国当前和将来向社会主义转变给出一个明确的解释。在与苏联教条主义者（他们主张集体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和极端激进者（他们主张没收一切私有财产）争论的过程中，毛泽东告诫他们要有所克制。的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详细描绘了这样一个相对稳定、持久的地方，在这里，小规模资本主义与私人银行，以及在中国的当下和将来都不可缺少的核心工业是共存的。此外，毛泽东还提醒道，为了保证生产力的发展，土地改革和再分配也不能追求绝对的平等。
同时毛泽东意识到，这一切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地进行，他在论述新民主主义的文章里强调的另一件紧急要务，便是伴随延安党务工作的日渐增长而出现的官僚主义作风。无论是在这一时期还是在他的余生，毛泽东一直都将官僚主义视作革命的敌人、人民政治的敌人和共产党潜在的死亡威胁。截至1940年，毛泽东一直都密切关注着一项广泛的政治与党务工作文化的准则的制定，这项准则将用来抵御官僚主义和主观臆测的独断专横（主观主义），成为毛泽东的理论方法和人民民主政治的典型的政务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大众民主的主体被神圣化。享受大众民主权利的人仅限于“革命大众”，不包括反革命者，这一区分就提出了一个界定的问题，究竟哪些人能够被列入“革命大众”的行列呢？在当时抗日战争的背景下，对革命者的界定十分宽松：一切抗日的中国人民，无论来自哪个阶级，都是革命者。在后来的年月里，这一界定的包容范围经常发生改变。
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讲话
随着广大游击队队伍的建立和壮大，以及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下人民民主政治的发展，发起文化的革命和建立革命的文化的另一个关键性问题产生了，那就是对“文化”组成要素的重新定义。对毛泽东而言，发动人民大众参加战争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击退日本侵略者，同时还要实现全国的社会主义解放。他认为，要实现这两大目标，就必须有一支文化队伍与游击军队并肩作战，并充分融入战争队伍。1942年，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创建了这种革命的文化和文化队伍的准则。
文化的革命与革命的文化的形成，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毛泽东所说的“阶级立场”。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文艺作品是可以脱离阶级的。比如说，古典欧洲暮气沉沉的生活，反映出的是资产阶级贪图享乐的生活方式；一幅典型的中国山水画，则表达出艺术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和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在毛泽东的眼里，对于艺术家——他们的新称谓叫做文艺工作者——来说，提出并回答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艺术和文学工作的意识观念是由哪些要素构成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艺术或文学要具有“革命性”，就必须表达出“无产阶级”的观念。由于中国共产党最大的革命支持者并非工人阶级，而是广大农民，因此“无产阶级”这一定义就十分宽泛，所有的革命群众都包含其中了。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
文化工作者追求革命的文化的第二个重心，是毛泽东所说的“态度问题”。革命的文化必须暴露出敌人的残暴和欺诈；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联盟，有赞美也有批评（比如对国民党就要批评）；对于人民大众，就应该赞美，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革命的文化有着多重含义，但这种多重性并不是关于人民大众的，看待他们应该以积极的眼光。第三个问题是“工作对象问题”。毛泽东意识到艺术与文学通常是为少数精英分子所创作和欣赏的，他坚持主张革命的艺术与文学工作应该扩大服务对象范围，比如说工人、农民、士兵和革命同志，尽管他们受教育的程度也许不如传统的艺术欣赏者们高。因此革命的艺术与文学应重点表现这些新接受对象的生活，而不能只反映城市高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或浪漫或现实的理想。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工作方式问题。知识分子如果对他们作品的广大受众的生活一无所知，他们怎么能创造出吸引人民群众的作品呢？要想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文艺工作者们应该以怎样的语言去创作作品？他们该怎样去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并将其转化为书面语言？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要求发明一种新的文学艺术语言，不光是在语言形式上，而且在语言内容上也要更新。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大众化”。文艺工作者不光要以作品来表现人民大众，还要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为了学会和完善这种大众化风格，知识分子，或者是现在的文艺工作者们将要和人民大众共同生活，体验他们风尘仆仆、缺乏改善的寻常日子，以知识分子的自命清高来交换人民大众的纯粹淳朴。
最后，文艺作品的“普及”问题也需要恰当处理。毛泽东并不赞成只是将文化简单化，而提倡文化作品有不同的目标定位，面向不同的受众。因此，对文艺作品是否受欢迎的评估标准不再是市场适应性或高端性，而是它能不能被广大群众所接受。为达到这一标准，文艺工作者需要提出并回答这个问题：文学艺术是为谁创造的？同时，革命的文学和艺术不能够排外，也不能够只是简单重复中国过去的历史，而应该取其精华，创作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全球化视野下真正进步的文化艺术。
正如毛泽东所概括的，文学和艺术应该从属于政治，同时文艺对政治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艺术不仅仅只是艺术本身，而是一种服务于特定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艺术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它需要面向市场；而社会主义社会的艺术是要为工人阶级，或者说是为革命大众服务的，要面向他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艺术就必须服务于政治。这一构想当时被不断地强调并预见，很快就遭到了阐释性的滥用。实际上，艺术和文学对政治的从属性也就意味着对党的服从。当中国共产党开始控制并强调什么是革命的时候，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开始定义什么样的文化是合时宜的文化之时。
插曲——上海地下党
当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集中活动之时，他们也仍然坚持在被日军占领的上海重建党组织。这些努力是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紧密相连的，为的是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一切爱国人士。与此同时，他们也将广大的城市精英人士与共产党所热衷的群众组织紧密结合起来。
2007年5月，我采访了当时尚健在的王元化先生。20世纪40年代，他正是上海地下党的一位成员。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王先生一直是一位名声显赫的文学学者、批评家、大学教授和政治活动家。在他2008年3月因脑癌去世时，他的有关中国古典与现代文学历史，以及西方文学的著作或文集被系统地重印再版。与他当前学术声誉同样受人关注的是他的各种选集，其中收录了他近几十年来出版的回忆录、随笔和时评。王先生勇敢诚实的品质世所公认。他身边有一个核心圈子，圈内人士都与他一样拥有活跃的心智和批判的立场，王先生经常就各种知识话题与他们展开激烈地争论。我十分有幸忝列其中。我曾请王先生根据他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的经历对本书作过评论，请他回忆一下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党内同志中间的推广情况。我对他采访之时，他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下面是我节选的部分采访内容。[我在我的学生朱倩小姐与我的老朋友吴洪森先生的帮助下进行了一个中文采访，朱倩在我采访的时候进行了录音与记录，并且初步将内容翻译为英文]
问：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期间，您在上海地下党组织主要开展的都是与文化相关的活动吗？
答：对。文化联系着整个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问：文化是一个很大的领域，您从事的活动具体涉及哪些方面呢？
答：我们主要组织艺术节、文学活动、戏曲以及社会科学方面的活动。同时我们还在夜校开展讨论。其实也没有特定的计划，我们只是想做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
问：您为报纸写评论吗？主要是关于哪些话题的？
答：我们发起了一些艺术与文学组织，旨在将各阶层的年轻人聚到一起。我们指导他们如何撰写时事评论和报告文学作品。我被党任命为组织工作的负责人。参与的人数达到两百人以上，我们将他们的文章刊登在了上海的报纸上。
问：上海庇护所的避难者对你们为他们表演的戏剧反应如何？
答：我记得，我们为他们演唱《很久很久以前》这首英文歌。难民们都听不懂我们唱的是什么，并且一直大声发问：“你们说的到底是什么狗啊？（英文单词‘ago’发音类似汉字‘狗’）。”我们哄堂大笑。我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而他们都是农民。我们经常同他们交谈，并且在生活上帮助他们。
问：当你参与到20世纪30年代那场革命时，为什么会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
答：我痛恨国民党对日本军队的“不抵抗”政策。
问：所以您入党与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无关，是吗？
答：是的。我对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了解。我入党就是为了打日本人。对共产主义我一无所知。
问：当时您的抗日行为就只是为了抗日吗？还有没有一个更远大的目标？
答：我反对一切外来势力对中国的入侵和占领。当然，那时我的行动主要是针对日本侵略者，因为当时他们正入侵中国。
问：20世纪30年代，对您来说反封建意识意味着什么呢？
答：我的反封建意识非常模糊……作家鲁迅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远，我也认为中医是非常不好的，孔子是很邪恶的。但是，因为我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我成长的环境里根本没有任何封建思想。我的家里不讲封建礼仪那一套，我们认为那套祖宗的礼仪并不好，对皇帝的那一套也一样。我对这些事情的意识非常简单，也很模糊。
问：您什么时候开始了解毛泽东主义的？
答：那是在我1942年底成为党内一名宣传委员的时候。当时那个党支部委员会由三个人组成。……我们隶属于由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当时上海的局势与其他被日军占领地区的局势是非常不一样的，与延安的局势更加迥异。我们没有办法严格遵循毛泽东的关于“转变”自我的准则。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思想对知识分子再教育时刻的一个起点。
问：您如何看待毛泽东在“延安讲话”中阐述的“为大众服务的艺术与文学”？
答：我对此也持怀疑态度。我的想法是：当你只是走近一堆牛粪时，你的思想怎么可能进步呢？艺术和文学的大众化最初并不是由毛泽东提出的，左翼作协的作家们早就提出了关于大众化的问题。19世纪俄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以及马克·吐温等人创造的美国文学的大众化版本对我的影响很深。因为被19世纪文学深深吸引，我很难接受毛泽东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粗疏提法。
延安时期对共产党的批评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立足越来越稳固，毛泽东关于大众政治、大众文化和大众动员的理论日渐清晰，党内也开始出现关于某些实践的多方批评之声。其中最著名的批评是由女权主义作家丁玲发起的。
20世纪20年代，丁玲作为五四时期新生代作家在文学创作上声名鹊起。她积极响应为革命的文化和文化的革命而发起的文学改革运动，开展文学创作。丁玲的丈夫胡也频一直是国民党打击的对象，他在1930年被国民党杀害。同年末，丁玲来到了延安。在那里她的创作大多以文化问题为中心，并积极推动共产党在实现男女平等方面所做的长期承诺。
1942年，为了纪念国际妇女节（3月8日），丁玲撰文批评共产党的性别政治。她的文章起笔毫不客气，她写道：“‘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丁玲：《三八节有感》，选自[美]白露（Tani E.Barlow）编著：《我是一个女人：丁玲文选》第317页]她承认，在共产党的政权之下，女人的生活确实更好一些，但也指出“女同志”是被以双重标准来对待的。具体来说，在婚姻问题上，她们承受着无休止的流言蜚语，甚至是批评谴责，这些都是基于她们与谁结婚或者不与谁结婚，有孩子或是没孩子，她们的个人生活是怎么度过的，她们的个人生活如何影响着职业生涯，等等。丁玲控诉道，女人背负着“穿越时代”的期望，她们被要求完美并“坚如钢铁”。当然，她也写道，为成为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大部分“女同志”都不得不与很多社会壁垒抗争。因此，“女人所犯的错误”都应该“在她们所处的环境下”去看待。尽管在男性和女性党员中存在着对女人和女权主义理论上的支持，丁玲竭力主张应“最好是少一点空洞的理论，多一些关于实际问题的探讨，这样理论和实践才不会分离”。[出处同上，第319页]丁玲以毛泽东主义的革命语言来提出她的观点，她坚决主张个人主义政治应该高于集体主义政治。丁玲认为不应该为了革命需要或党的需要而要求个人（女性）做出服从和牺牲，她坚持“女人”这个词自身的意义，同时也要求人民认识到女人个人与日常生活的独特性。
1942年3月，丁玲这篇文章发表短短数周，不少其他党员都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纷纷效仿，从其他角度开始对党的政策展开批评。丁玲很快被冠以心怀狭隘的女性主义和主观主义情结的罪名——在有关女性解放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反革命的观点。她被免除了文学杂志编辑的职务，被勒令到群众中重新开始自我教育。她较高的革命声望和对于文学、语言与大众关系的平民化信仰，让她在这次短暂的失败中保住了她的政治生命，一段时间后她再次回到了文化事务的中心。然而，其他的很多党员就没有她这么幸运了，他们未能逃脱遭受惩罚的厄运。
党内整顿
共产党到达延安后，党员队伍与革命军队迅速壮大。部分新招募的成员的素质很成问题。1942年，党内整风运动开始了。整风运动本来是为了剔除最不成熟的新党员，用正确的实践和理论培养那些最优秀的新成员。但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丁玲和其他批评者的觉醒，使得这次整风运动很快成为对新老党员和部队军人意识形态的考验。毛泽东的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遗迹文化与革命之间关系的作品，成为大家阅读和学习的材料。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形成了。延安的出版物上纷纷引用毛泽东的作品中的篇章，几乎就像口头禅一般。偏离了毛泽东的作品的人，大部分被送去“向人民群众学习”，到劳动人民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当中接受再教育，例如丁玲。
强调意识形态纯正性对知识分子团体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截至当时，他们本是意气风发地以自己作品讴歌延安的。毛泽东的大部分军事理论和战略，以及他发动群众热情、提升生产力的方法确实是非常成功的。毛泽东在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已经十分稳固。现在毛泽东甚至成为“真理”的阐释者，他说什么是真理，什么就是真理。毛泽东的作品被以他曾经十分反对的教条主义方式神圣化了，这本身就违背了他自己的哲学与解读方法。
毛泽东的亲密同事，后来成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1943年曾这样写下对毛泽东的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激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忍顽强。”[周恩来：《怎样做一个好领导者》，选自《周恩来文集选》第1卷，第132页]但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产生的消极影响也越来越大。这种消极影响的程度直到后来才愈见清晰，但整风运动确实让很多左翼作家和共产党员停止了创作和党内活动。
在那个时候，战时状态的迫切需要，似乎合理解释了延安为何开展针对所谓的内部敌人的镇压。并且，只要毛泽东的战争理论能够延缓和帮助击退日本人的侵略，毛泽东在个人实践方面的少许错误也可以得到原谅。
统一战线的紧张局势
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公开的团结维持到1941年1月，尽管其间有一系列的小事导致了两党统一战线的紧张。全国范围内，蒋介石的一位同僚（虽然也是与他争夺权力的对手）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傀儡政府，更增加了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怀疑，他们怀疑国民党已经打算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加入反共战线。离家乡越来越远，西北地区领土争端不断，表面上团结的军队内部也发生过好几次流血冲突事件。更异乎寻常的是，1939年末，国民党又开始了对共产党延安根据地的封锁。无论如何，单单只是1941年1月的“新四军事件”[ 即“皖南事变”。
]就更让这名存实亡的统一战线不复存在了。
新四军与八路军都是共产党最富战斗力的军队。此前共产党的军队主要集中在北方作战，1939年他们开始向南方的长江地区进军，那里正是日军占领和国民党统治腹地。在那里，整编不久的新四军沿用了游击战术，他们同时组织广大农民加入革命抗战的行列，他们还从国民党试图招兵买马的农村地区招募士兵。因此国民党更加怀疑共产党军队的意图，他们勒令共产党的部队从南部地区往北撤退。与此同时，八路军也成功潜入日军防线后的华北地区。
1940年，在国民党战时首府重庆，共产党与国民党协商共产党的军队的作战边界线。按照协议，新四军撤回长江以北、八路军撤回黄河以北的最后期限被定在1940年末。至于谁对谁做了些什么，一直没有定论，国共两党彼此各执一词。唯一清楚的是，直至1941年1月，新四军的军部依然在长江以南。这支大约九千人的军队在1月4日被国民党部队重重包围。这场惨烈的战役持续了十天。新四军不少将领在这次战斗中牺牲，另外还有七千多名士兵丧命。[《毛泽东、朱德与王稼祥致周恩来电》，选自斯图尔特·施?姆编：《毛泽东革命文选》第7卷，第633页]
这次事件显然是共产党的一次军事灾难，共产党即刻谴责国民党的背叛行为。国民党军队加紧了对共产党根据地的封锁。毛泽东在给战友的电报中写道：“蒋介石所谈论的道德都是谎言，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值得相信。”[《致电周恩来与叶剑英准备政治上与军事上的全面反攻》，出处同上，第637页]1月17日，蒋介石发表宣言，声称新四军是叛军，这激起毛泽东的愤怒，为此他写下“这是全国范围内的一次突发事件，整个国家都分裂了”[“1941年‘一·一七’蒋介石发布命令之后，派遣刘少奇同志进行形势估计。”出处同上，第654页]这样的话。然而，毛泽东还是希望维持这样一个表面上的合作关系，并提醒他的部队将领，“除非蒋介石宣布彻底决裂……我们不能首先树起反蒋旗帜”。[《毛泽东、朱德与王稼祥关于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出处同上，第660页]
“新四军事件”引发了共产党内部的军力重组。刘少奇得到了提拔，建国后他最后成为毛泽东的亲密同事。这一事件也标志着共产党组织与游击队伍从统一战线的重负中解脱了出来。这成为共产党在公共关系方面一次意外的成功，它提醒所有爱国人士，无论从属于什么政治组织，现在他们都相信共产党是唯一能够帮他们抵御日本侵略的政党。日本人注意到中国国内势力的分裂，对共产党的军队开始了凶残的镇压，这些活动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为理顺此次事件，毛泽东花费大量时间投身于电报往来中。这之后的1月31日，毛泽东才抽出时间给他在莫斯科的儿子们写信。他们一直保持通信。他在信中表扬了岸英和岸青的勤奋，同时也提醒他们少谈政治，多学习自然科学。毛泽东提醒他们不要听太多的表扬和赞美，因为听太多好话会让他们“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还建议他们“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致毛岸英、毛岸青》。出处同上，第665页]
抗战胜利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也加入到对日作战的行列中来，这使得中国抗日战争的大潮发生了变化。为了争取时间重建太平洋舰队，将国家军事调整到战时编制，美国希望中国能够牵制住陷入中国抗战泥潭的日本军队。大量美式武器和财政资助涌向国民党，同时还有美国军事顾问来到国民党中间。共产党依然处于困境之中，毕竟共产国际已经被纳粹德国1941年的袭击镇压到了极限，雪上加霜的是，日本军队的重压也开始产生影响了。
在中国抗日战争八年的岁月里，共产党的革命军队壮大到了一百万人，他们都是意识形态上忠于共产党并久经沙场的。共产党一如既往的抗日政策及其地面作战有序化的非凡才能，得到了华北地区广大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强烈支持，这些百姓的家乡都被日军占领，而对此国民党只有空谈，没有实际行动。全国上下都组建了民兵队，形成与日本军队对抗的防御工事。不少乡村地区也发起组织民兵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无论如何，1945年8月日本军队投降之时，国民党部队人数已逾四百万。蒋介石还拥有一支空军，他的部队配置了先进的武器装备——坦克和大炮，这些都源自“二战”时期美国对友邦提供武器、物资、粮食的租借法案。另外，国民党有着强大的后盾——战时唯一操纵国美国的支持，美国并未因为战争而遭遇任何领土或经济上的毁灭性破坏。最后，斯大林与蒋介石秘密签署了联合协议，以迫使毛泽东与他的大敌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如果说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不信任在1927年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土崩瓦解之时就开始萌芽，在与党内莫斯科派系数年的摩擦碰撞中，这种不信任的情绪更是得到肆意滋长，那么1945年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这次背叛就让人更难以忍受了。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公开否认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提出的全球“共产主义者友爱互助”的理念。
就在美国空军部队和海军部队带着国民党将领接受日本投降，美国军队派遣五万人的部队占领华北地区，直到国民党部队到达那里，并且有足够的兵力守住这片区域时，毛泽东来到国民党战时首府重庆，与蒋介石协商联合政府事宜。
联合政府谈判与解放战争
1945年8月到10月，从最初的六个星期起，这次谈判似乎就注定会失败。毛泽东和蒋介石彼此怀恨在心，无论是他们两个人之间，还是国、共两党之间，彼此间的信任早已荡然无存。虽然表面的庄严气氛还在维持着，实际上双方都只是在努力地安抚他们背后更大的支持者：美国鼓励蒋介石不要继续内战，毛泽东则得到了斯大林强有力的支持。第一轮谈判破裂后，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双方都想夺取的战略要地——东北爆发了战斗。当时东北已经具备了全中国最发达的工业生产能力，投降后的日本非常心有不甘地离开了这块宝地。
1945年12月，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派遣乔治·C·马歇尔上将来中国调停。周恩来带领共产党谈判小组来到国民党政府新迁的首都南京，在马歇尔小组的指导下共同敲定协议。1946年春天，国、共两党形成一个名义上的停战协定。这时，马歇尔离开了中国，美国已宣布从中国事务中抽身，国、共两党之间又再次回到了对峙的状态。
最终的解放战争非常残酷，尽管相对来说时间不长。虽然国民党拥有更精良的武器装备和规模更庞大的部队，国民党将领自夸他们和共产党之间有十比一的优势悬殊，但他们没有任何群众基础。除此之外，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腐败、堕落以及士气的消沉，也使得他们的实际战斗力比表面上呈现的要差很多。最终，毛泽东坚信人民的意志将引领他充分依靠中国人民的能力和意愿，完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现在，人民民主政治的目标不再是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直面当前的解放战争。对此，毛泽东的信念是十分有理有据的。
激烈的战斗在东北地区接踵爆发，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在遥控指挥各自的部队。东北地区的战役极大地削弱了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国民党部队大量人员伤亡，还有很多精良的部队抛弃了国民党，投奔共产党的阵营。由林彪指挥的共产党第四野战军收编了大批人马，他们还携带着大量美国制造的精良武器装备。除了久经考验、屡试不爽的“诱敌深入”军事战略和游击战术之外，农民的鼎力支持也是共产党获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中国北方地区的广大农民为共产党提供了防御工事、无尽的智慧、安全的庇护所以及经济上的资助，他们与战争时期的救星共产党紧密联合，帮助他们打败国民党。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人民战争”。
战争又持续了一年，然而最后是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快速结束了，国民党军队遭遇了溃败，只得龟缩在南方。与部队一同撤退的还有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南京政权在中国大陆地区唯一的立足点只剩下广州。随着国民党最后的负隅顽抗被挫败，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们只得携带他们可以收拾的所有东西，乘坐美国提供的船只和飞机逃离中国大陆，去往台湾岛。直到今天，国、共两党之间仍然残留着统治合法性方面的争端问题。
与此同时，在北平，毛泽东开始宣布中国迎来了一个新纪元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