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此长别香港之际，马鑑只得忍痛舍弃“老学斋”，随身携带仅日常披阅书籍三五十册而已。好在那一万五千余册藏书他还是托附给了一位靠得住的学生。万卷藏书有所托之后，马鑑再无牵挂了。1942年3月，马鑑六十岁生日过后，他开始积极筹备潜遁。4月，他率领全家——夫人郑心如、女儿马彬、马彦与儿子马临，以及二十名港大学生，自澳门乘白银丸号轮船，到达法属广州湾（即今之湛江）。港口不远处有一座“寸金桥”，中国士兵守卫在桥的那头。当他们跨过“寸金桥”时，年轻人热血沸腾，不由自主，跪下来亲吻这神圣的国土。马鑑虽饱经风霜，此时此刻，也禁不住让热泪模糊了双眼。……
重获自由的兴奋，很快被义不容辞的重任抑制，平安到达桂林的马鑑接到了老朋友梅宝琦发来电告，燕京大学将在成都复校，筹备处特聘他为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平地起家，困难丛集，望他能速赴蓉城，共创大业。
马鑑在未名湖畔执教十载，把一生中最成熟的岁月献给了燕京大学，感情实在是非常深厚的，何况事关复校大计，抗战大业，一个笃信教育救国的老知识分子，无任如何是义不容辞的。于是全家又启程，径独山，至贵阳，转重庆。是年11月，马鑑抵达成都，立刻投入教学。
在成都燕大，马鑑是全校年龄最大的知名学者，也是一位工作最忙的行政领导。四年中，他自始至终担任着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训导委员会主席。“马先生就像一位老家长，什么都要管，从办公室到课堂，到会议室，很难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据中文系助教高长山的观察，“他对工作从不表现出疲劳和厌烦，样样自己动手，不要别人帮忙。他一进办公室就走向正面南窗的座位，坐下后立即带上眼镜，细心地在写什么。上课铃一响，就急忙取下眼镜，拿出书本和讲义匆匆地走去。平时找他的人多，有的便在过道上跟他一路谈，一路走；也有人因急事找他，等他一下课便迎上去，一路谈着跟他走进办公室。……
抗战时期，成都生活非常艰苦，而且是愈来愈苦，有所谓“吃一顿饭是解决一个难题，洗一个澡是面对一个危机”的说法。马鑑一份薪水，要养活二老四少六口之家：四个孩子，三个上大学，一个上中学，其家累为全校教师之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这位年龄最大、工作最忙、家累最重的马鑑，抗穷的体力根底，也是全体教师最扎实的。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每天早出晚归，四年如一日，不记得他曾否请过一天假”。
国文系一位同学在多年后回忆道：“生活相当艰苦，但读书空气依然是那么浓厚，除国文、英语基础课有学校编印的讲义，师生都没有教科书，都是凭授课提纲讲述。学生一边听，一边做笔记，老师讲得认真，学生学得专注，记得文学院马鑑先生讲中国文学史，不带书本，随口阐述，条理明晰，材料丰富，知识渊博，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影响。”
1945年8月的一天，马鑑到华西坝参加校长联席会议。忽然，消息传来，日本鬼子投降了！顿时，连这些老成持重的大学校长也坐不住了。马鑑立刻赶回陕西街，将路上买的两串几丈长的鞭炮交给门房燃放。校园里的师生，围着鞭炮欢呼雀跃。一会儿，蓉城就被狂欢的浪潮淹没。人们涌上街头，尽情宣泄郁结了八年之久的感情，有的放声大笑，有的喜极而泣，有的引吭高歌，有的手舞足蹈，而酒量不错的马鑑，这天晚上喝醉了。……
抗战胜利，华夏重光，“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马鑑一回香港，行装甫卸，风尘不洗，首先就去视察他的“老学斋”。真是大喜过望啊，书房安然无恙，藏书十九完好。四年来他的学生夜间就与书同睡，万卷藏书在漫长的等待中，基本上完好无损。马鑑欣喜，特请友人篆刻一枚“马氏老学斋劫余文物”的图章，以纪念这个梦想不到的奇迹。
又一次重大的抉择出现在马鑑面前，这次抉择与他的下一辈有关。还记得当年马鑑先行赴港时所带的儿子吗，他便是三公子马豫。1940年，他考取西南联大化学系，远赴昆明。1942年，空军来大学征兵，其时香港沦陷，联系中断，父母生死不明，他身受国破家亡的打击，独自应征入伍。马豫至今还记得，受训的航校门口，大书着“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的对联，不久他又赴美深造一年，回国后，成为轰炸机飞行员，多次执行战斗任务，驾机摧毁日军的地面设施。
抗战胜利后，马鑑亲眼目睹蒋介石倒行逆施，丧失民心，而内战又迫在眉睫，因而劝诫马豫千万不要卷入内战。马豫深明大义，听从父亲的忠告，借口探亲，来到香港后就不再归队，脱离空军。但他与飞机已结束了不解之缘，所以新中国诞生不久，便决定参加“两航”起义，回国从事民航工作。
1950年初，马豫夫妇决定启程，征求父亲的意见时，马鑑完全同意，坚决支持。他说：“纵观历史，中国经历过几次等于亡国的时代，但我们的国家、民族、文化，不但没有亡掉，相反，每经过一次历史的灾难，犹如凤凰涅槃，更加辉煌而强盛。你此去应当好好为祖国效劳。”他还主动提出，留下尚在牙牙学语的孙子芳荫，由爷爷奶奶来抚养，以便让马豫夫妇能集中精力报效祖国。
受马鑑影响而返回祖国的，还有他的侄子马文冲。１９４９年，马文冲随当时的国民党国防部南撤广州，再转台湾。后来，马文冲到香港来看望叔父，马鑑便向他详细转告上述情况，又说：国民党在抗战后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违背民意，徒逞私心，结果把自己逼上绝路，短短四年，就被赶出大陆。这样的党国，还有什么必要为其效忠尽节呢？自古朝代屡有更迭，而祖国山河与炎黄子孙，却是一脉相承，永远不变的。你应当弃暗投明，随同父兄为振兴中华而效忠。这些话也是你父亲的意思。于是，在父辈的民族大义和爱国思想的指点下，马文冲下定决心，偕妻儿回到北京。
此时的马氏兄弟九人，只剩下他和四哥马衡，他盼望着同回宁波，寻访月湖畔的故居，拜祭盛垫桥的祖坟。万没想到，1952年，马衡却在运动中莫名其妙地受到严厉批判。年逾古稀的爱国老人，无法承受这莫大屈辱，不久便去世了。马文冲则在紧接着的“肃反”运动中，就被当作“台湾潜特”嫌疑，劳动改造二十年。消息传到香港，马鑑的震惊真是无可比拟。回家的打算，只得暂时作罢。
不过，相比于他的二哥与四哥，马鑑应当说还是幸运的。1958年国庆节，中国政府邀请马鑑以香港知名人士的身份赴京观礼时，马鑑不仅欣然答应，还以七十五岁高龄，亲自担任了观礼团的团长。
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理解马鑑先生的那份百感交集的家国情怀吧。想一想，一门五马之中，如今活着的，唯有他老五了。自抗战胜利之后，他就不曾再回到祖国内地，锦绣河山，长江黄河，怎么能不日思夜想呢。观礼团由武汉溯长江而上，穿越举世闻名的三峡，盘行于上青天的蜀道，渡秦关，转洛阳，年过古稀，体弱多病，致使他刚抵洛阳，就不幸病倒了。马鑑被送往北京协和医院，这正是当年他从南方北上时的第一站，他在这里经历了整整八年岁月啊。那阔别二十二年的北京，他曾详细计划过，要重游哪些旧地，要会晤哪些亲友，如今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观礼归来半年后，1959年5月23日，马鑑在昏迷中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六岁。老人的心境非常平静，觉得自己死而无憾了。在事业的终端，已有两个儿子克绍箕裘。——马蒙步父亲之后尘，成为香港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马临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成为著名的爱国教育家。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叱咤风云的经历，腰缠万贯的财富，只管尽其所学，竭其所能，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完这漫漫人生路，仰不愧于天，俯无怍于地。母亲，如今我亦身为一名教师，我想成为马鑑先生这样的人。
六：马准——梁祝文化研究的先驱
马家老七马准，是我认识最不清晰的一位先生。他研究梁祝，研究有关爱情的故事，他还有些神秘，他是马家兄弟中有过明显缺憾的人，他甚至出过家。当我想到他的时候，眼前飘过了一对蝴蝶，因此，我用“浪漫”来形容这个早逝的先生。
说到蝴蝶，这真是一种奇妙的巧合，今天鄞州的地形，就象一只展翅的蝴蝶，而梁祝公园，就在鄞州高桥，彩蝶的左翅膀上。
爱情总是叫人无限地想往，此刻，我站在鄞州高桥镇梁祝公园的正大门入口处，想起了宁波乡谚：若要夫妻同到老，梁山伯庙到一到。此时，一曲缠绵绯侧的乡音缭绕在我的耳边：梁哥哥，我想你，三餐茶饭无滋味，贤妹妹，我想你，衣冠不整无心理，梁哥哥，我想你，懒对菱花不梳洗，贤妹妹，我想你，提起笔来字忘记；
梁哥哥，我想你，东边插针寻往西，贤妹妹，我想你，哪日不想到夜里，梁哥哥，我想你，哪夜不想到鸡啼，你想我，我想你，今生料难成连理……
想起孩提时代，就想起了童年时代我的保姆。母亲，您一定不会忘记我们的新昌阿姨，这位爱唱越剧的保姆在墙上用毛笔描上两句戏词，翻来覆去地哼唱：梁山伯来祝英台，前世姻缘分不开。久而久之，我们这些才三、四岁的孩子也会跟着唱了。可我们并不知晓这其中的情事。
夏天的雨后，站在屋后的花园里，看见一对黑底大花蝴蝶上下翻飞，保姆告诉我们，这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变成的蝴蝶啊。我们喜欢和追遂着它们，但我们不知道，这故事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先开始诉说的，是如何开始流布的。
一百年前的一门五马兄弟之中，是不是也有一位与我的童年一样呢？他是不是也在雨后的田野上追逐过那一对对的彩蝶呢？
从图片上看，马准和他的二哥马裕藻长得最像，圆圆的脑袋，戴一副圆眼镜，大大的前额，头发稀少整齐地从左扫向右边。面容和其余几位兄弟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的下巴坚实，颈项略侧，以示对生活的某一种疏离。他的表情也显得略有些古怪，仿佛有什么难言之隐不便道来。在马氏排行中他行七，因为六哥早夭，他上面就是五哥马鑑，他比五哥只小四岁，宗教信仰上却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五哥信了基督，他却是个佛教徒，一度还曾出家为僧。马氏兄弟中关于他的记载最少，但关于他的想象空间却又仿佛是最多。出世入世，出家还俗，聊聊数语便已经勾划出他激烈而极至的人生。
据后人记载，马准本是一个很善言谈、又很风趣的人，但曾有某种嗜好，影响了他的一生。是什么嗜好呢？我站在梁祝公园巨大的梁祝塑像前猜测，在那个旧时代里，或许就应该是吸服鸦片吧。那个时代此一嗜好也并不算特别出格，严复、刘文典、包括吴昌硕这些大文化人当时也都吸食鸦片。但马氏一族不同，他们是一门君子，在兄弟仲伯之间，马准便略显其瑕。
对佛学的兴趣贯穿了马准的一生。他本字太玄，便自号太玄居士。与马氏一门兄弟的治学同出一门，他对书籍、文字、目录学有着强烈的兴趣，这也正是马家的强项，曾在京师图书馆工作6年，1913年起先后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担任教授。后到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为图书馆的发展作出了因有的贡献。
中山大学图书馆创办于1924年，1926年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同年，傅斯年从国外留学回来后去了中山大学，受聘于文学院院长，他自然就要招兵买马。而他的北大同学、最好的朋友顾颉刚，则是他首选人物。顾一到中山大学，他们便共同创立了民俗学会。而马准正是他们当年在北大从事民俗学运动时的一名猛将，因顾颉刚邀请，1927年的马准来到了广州中山大学，专门负责图书馆工作。
但马准先生真正的卓越贡献，则在于他的民俗学研究上。他对文化的一大贡献与他的家乡有关——马准被后人称之为梁祝文化研究的先驱，应是当之无愧愧的。而关于这一个特殊的贡献，我们如果不曾亲临梁祝公园来感同身受，又是几乎有可能会忽略的。是啊，人们是很容易这样比较的：相对于十三年北大国文系主任的二哥，相对于十九年故宫博物馆馆长的四哥，一个关于家乡蝴蝶爱情的民间故事的研究者，在天平上一放，究竟有着多大的可比性呢！
然而，你只要站在这里，感受爱情，你就会深深地认识到马准的深情与卓越，他曾经从事的是多么深沉庄严的发现与研究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