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伯与祝英台》，曾被周恩来总理翻译成“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与《白蛇传》、《牛郎与织女》、《孟姜女》并列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千余年来一直在中华大地上广泛流传，声名远播于世界各地。中国各地的梁祝遗迹多达十余处，其中读书处三个，合葬墓七座，而我眼前的这座鄞县梁山伯庙，则是中国国内保存得最完整的一家。
据《乾道四明图经》载：县西十里“接待寺”之后，有庙存焉。这里所说的“庙”，即是今天鄞州高桥镇邵家渡村的梁山伯庙。
在《宁波府志》和《鄞县志》等地方史志记载中，都十分明确地记述了梁山伯为东晋会稽人，还出任过鄞县县令，曾主持筑堤坝，治水患，清风惠政，造福乡民，受百姓拥戴，积劳成疾，终于死在任上，殁后即埋骨于此。而关于祝英台与梁山伯的关系，显然是后世演绎的美好传说。说的是祝英台出嫁马氏，“舟经墓所，风涛不能前”，问得此处正是心上人梁山伯之墓，“乃临冢以拜，墓裂……遂同葬。”这生死不渝的爱情感动了父老乡亲。百姓为了纪念他们，于是建庙塑像，并供奉四时香火——这就是“梁圣君庙”的由来。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随着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也应运而生。1918年2月，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教授刘半农、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等发出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北大还专门成立了“歌谣征集处”，发动全校师生并联络全国学校、报刊广为搜集。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民主和科学”进步思想影响下产生的歌谣学运动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当时在北大的李大钊、鲁迅也参加了这一运动。1920年12月又建立了“北大歌谣研究会”。1922年12月创办了《歌谣》周刊。
随着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在全国较大规模地开展，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也应运而生，这一历史时期，马准的著作有《中印民间故事的比较》、《关于中国风俗材料书籍的介绍》等。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马准与钱南扬、顾颉刚、冯贞群、谢云声、刘万章等一批专家学者深入实地，采集“梁祝”资料，考察“梁祝”古迹。
以钱南扬、马准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对“梁祝”等民间传说进行了深入的查证、考察与研究，尤其是对宁波梁祝庙墓进行了调查，收集了不少资料，对鄞县与全国各地的梁祝文化事象进行了对照研究，然后得出“从浙江向北，而江苏安徽，而山东，而河北，折而向西，到甘肃”的故事流布结论，提出了梁祝故事发生于浙江宁波的说法，促成了“梁祝”文化的集中性研究。毫无疑问，当年包括马准在内的这群学者，应当就是近代“梁祝”文化研究的先驱。
马准根据当时能掌握与查阅的资料，集中了清嘉庆二年唐仲冕《宜兴县志》、清嘉庆宁栎山《宜荆分志》、清道光吴德旋《续纂宜荆县志》、清光绪吴景墙《宜兴荆溪县新志》的梁祝史料，以及清吴骞《桃溪客语》中的相关资料，撰写了《宜兴志乘中的祝英台故事》与《清水县志中的祝英台故事》等，为梁祝文化的研究，做了非常扎实的调研与搜集工作。
那建于公元397年的梁山伯庙，距今已有1600余年，岁月沧桑，历经兴废，马准等人亲临实地考察，安能不知。但九泉之下的马准先生如何会想到，今天的梁祝文化已经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1985年，当地群众自筹资金，在原地两侧修复和兴建了墓道、小庙和夫妻桥。十年之后开发的梁祝文化公园于1995年初正式动工，目前已颇具规模。公园以梁山伯庙为主体，梁祝故事为主线，由观音堂、夫妻桥、恩爱亭、荷花池、九龙潭、龙嘘亭、百龄路、梁祝化蝶雕塑、大型喷泉广场、万松书院、梁圣君庙等众多景点组成。各种江南仿古建筑，依山托水，形成园中有园，动静结合的格局。掩映在花影树荫之间，错落有致，别有情趣，吸引了无数痴情男女成群结队前来寻踪觅迹，祭拜观瞻。每逢春秋社赛，更是盛况空前。
“若要夫妻同到老，梁山伯庙到一到。”这句广为流传的乡谚，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而中国各地的梁祝文化点亦已经联合起来，共同向联合国申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7年，梁祝公园的爱情故事有了更深更广的延伸。在第四届中国梁祝爱情节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乡意大利维罗纳，由市长担任团长的代表团来到中国，将1：1比例的“爱神”朱丽叶的铜像复制品座落在鄞州梁祝公园的西侧。而2008年的8月，取材于汉白玉的“梁祝化蝶”亦飘扬过海，将座落于意大利的维罗纳，成为不可磨灭的史诗，接受西方人对东方人爱情的敬礼。
而这一切，正是从马准先生的那个时代走来的啊！马准先生，当年你可曾都有过憧憬吗？
此刻，我站在梁祝公园的广场，耳边再次传来越乡缠绵绯侧的越调：天乃蝶之家，地乃蝶之灵，云乃蝶之裳，花乃蝶之魂，但为君之故，翩翩舞到今……
七：马廉与他的“不登大雅之堂”
眼前呈现的是一幅五兄弟济济一堂的画图，2003年10月，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五马”纪念展时，将其放大矗立在展厅大堂之中。五兄弟身前并未有此一合影，是图书馆展厅布置者们做了技术处理中方合印在一起的。从合影中看，五位先生都是高个子，除马衡之外，都戴着旧式圆眼镜。最年轻的那一位，正是站在“一门五马”之中的马廉。他亦有一张马氏家族特有的狭长清秀之面容，浅色长衫，双手反衬其后，双唇微启，较之其余几位兄长的徇徇谦恭，确乎有一种浩气在胸的青春活力。没有想到，1935年2月19日，马廉竟然于北大上课之际突发脑溢血，死于讲台，年仅42岁。
母亲，您听说过有这样上着课，突然倒下，当场死于课堂的先生吗？“一门五马”之中最小的兄弟，去世的最早。对于他，我只能用这两个字：“殉职”。
我不曾查阅北大历史上有几位先生是死于授课的课堂的，耳闻中，似乎这还是第一例。教师死于讲台，正如战士死于疆场，实乃烈士之为。马廉死于中华民族危难之际的黑暗年代，一介书生也就不过默默倒下了，并无得到什么特殊的纪念。还是他的五哥马鑑于同年9月抚棺将其送回故乡，魂归故里，将其与父母同葬鄞州，入土为安的。
马廉去世之后，他的5286册藏书经魏建功、赵万里等专家整理，于1937年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购藏。至此，北大图书馆，便与江南“一门五马”中所有的先生建立了不可或缺的联系。其中马裕藻去世之后，遵其遗愿，家人于1946年将其藏书献给北大图书馆；马衡则于1923至1928年之间，担任了北大图书馆古物美术部主任；马鑑身前虽未曾在北大执教，但他执教十年的燕京大学则在1952年与北大合并，图书馆亦合二为一。马鑑当年曾任燕京大学图书馆委员会主席，其位可谓举足轻重，对北大图书馆建设的贡献，自然可谓重大。至于七先生马准，他本人当初就在京师图书馆工作，后到北大任教授，再去中山大学，还是在图书馆工作，他与北大图书馆自然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要说五马之中对于北大图书馆的贡献，年龄最末的九先生马廉当推其首。
隆冬的北国，我终于前住“一门五马”的文化平台——北大燕园。
北大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一所因为岁月积叠而形成的有着无色包浆的地方，由此挡住了时代射来的太直接太强烈的光鲜。这正是我心目中的北大。
我来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正门前，今天的北大图书馆是整合后新盖的，由邓小平提写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巨大横匾高挂在楼台，我径直从其下穿过。心情突然就激动起来，那是真正意识到自己步入历史后才会有的独自承受的激动。
母亲，您当知晓，我所步入的是一所建立了一百多年的图书圣殿。她经历了筚路蓝缕的初创时期；其中活跃着马家二先生敦厚的身影；而后她经历了思想活跃的新文化运动，马家其余四位先生都是在这场运动中无畏的弄潮儿。在艰苦卓绝的西南联大和快速发展的开放时期，北大图书馆的无处不有那“一门五马”的书魂。此刻，我直奔图书馆二楼，我找到了五年前在此召开的“五马纪念展”展厅，落地的大玻璃门轻轻地关阂，一排排阅览桌上，坐满了读书的学子。脚步就不用嘱咐地落得很轻很轻，呼吸也不由分说地迸住，我怀想起了多年前我步入大学的情景，想起了那些晚餐的饭粒还咀嚼在嘴中便直奔图书馆抢座位的奋斗年华……
2003年10月31日，正是在这里，举办了《不登大雅文库珍本戏曲丛刊》出版仪式。那一年，一门五马中年龄最小的马廉诞辰也已经有110周年了。正是为了纪念这位为抢救、保存文化遗产而作出卓越贡献的著名学者和藏书家，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合作选印了《不登大雅文库珍本戏曲丛刊》。丛刊印制得非常漂亮，一套书价值近万元。收录了珍本戏曲６９种。选印版本就置放在纪念展上的橱窗里。纪念展后，均收入北大马氏文库珍藏，亦供有氏之士研读。
这是适得其所的礼遇！这是寂寞而又珍贵的束之高阁！这是最得体的永恒的怀想！马廉先生实乃求仁得仁也。
马廉比他的二哥马衡要小整整15岁，父亲死时他才二周岁，当年从宝山县县衙后门出来的寡妇，手中抱着的那个孩子正是他。在家道中落中大长成人，马廉可说是经历了与鲁迅先生同样的童年。在遭人白眼中长大的孩子身上的革命性一定要比其余的人强大，所以，在马廉的同事周作人看来，马廉就是一个性格上“含有多量革命热血”的革命青年。
幼年人说长兄如父，在马廉，那便是二兄如父了。不过上面几个兄弟都早早地离开故乡去了大都市，小儿子在精神上便也有了自由生长的空间。无论辛亥革命还是五四运动，马廉都是在家乡宁波度过的，早在那个时期，他就开始搜集大量浙东的明末文献，包括家乡的抗清志士张苍水、朱舜水、黄宗羲等人的遗著文献，以示抗清志向。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27岁的马廉来到北京，目的应该很明确，出任新创不久的孔德学校校务主任，1926年以后又改为教务长。孔德学校的性质，刚刚建立时应该就是北大附中。原因是因为当时北大没有附中，教职员工的子女没法就近入学，蔡元培为了解决此一问题，于1917年12月在东城方巾巷兴办了这所中学，蔡元培亲任校长，马衡担任了常务董事，而马廉则专门负责执行校董会的指示和处理学校的日常工作，后来还主管过孔德图书馆。学校以法国近代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1798-1857）之名为校名，可见那个时代北大的一群大知识分子，除了崇尚马克思主义之外，最崇尚的还有什么哲学。“孔德学校”那四个大字还是马衡亲手所书。
以西方哲学家之名命名的中学，其学校宗旨可想而知。蔡元培的子女蔡威廉、蔡柏龄、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李星华、刘半农的儿子刘育伦、马裕藻的女儿北大“校花”马珏都就读在此。这些名人后代，主要都由马廉管着。那时的中国，搬一张教课桌都得流血，马廉却实施了许多教学改革主张，包括男女同校，女生剪发，白话文教材，设置法语课，教注音字母……我们从中可知，马家的这位九先生，可不是只会藏书的，他的行政能力着实强着呢。
1926年，鲁迅先生南下厦门，8月，马廉遂成为继鲁迅先生之后的、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的教授。他一直保持着可贵的生命激情，从不安份守已在书斋，总是按耐不住自己地要跑向街头和广场，感受时代的剧烈震荡。据周作人回忆，“我们在一起的几年里，看见隅卿好几期活动，……奉军退出北京的那几天，他又是多么兴奋，亲自跑出西直门去看姗姗其来的山西军；学校门外的青天白日旗，恐怕也是北京城里最早的一面吧”
这里周作人记录的是北大立校早期与军阀之间的冲突，每一次马廉都会身临现场地去感受，而比他15岁的老夫子马裕藻则头脑清醒地告诫他不要那么激动。此时的马廉已开始收集种种古典文集，重点专门放在研究明清古典小说、戏曲、弹词、鼓词、俚曲等版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