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年中，我到上海参加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黄仁柯所著的《沙孟海兄弟风雨录》作品研讨会，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我见到了当代沙氏家族的女性代表沙尚之。
1949年5月26日，沙文汉与女儿阿贝(沙尚之)在上海街头迎接解放军进城时，阿贝指着“打倒蒋介石”的标语问爸爸：这不怕杀头吗？沙文汉自豪地告诉女儿：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奋斗了整整二十二年。什么样的苦没有受过？什么样的难没有遭过？现在，我们终于胜利了，我们终于可以当着千千万万老百姓大声地喊：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们解放了，今后不怕被杀头了！
就是这个沙尚之，这位高个子的削瘦的女性，她在那次会议上的发言，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说：父辈们生于忧患，长于战乱。我们要记住：在那个时代曾涌现过一代有理想、有奉献精神的热血青年、革命知识分子。这些人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他们在过去的百年中为后人饱受了种种苦难与折磨，他们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为了使后代走出黑暗而自己扛起地狱闸门的人，我们决不能忘记他们。
在我看来，她正是沙氏家族血脉的继承者，在她身上，很纯粹地保留了她的父辈，她的祖辈的理想，在她的言谈中，我读到了她的上辈的精神，甚或他们的气质与风采。在今天，这样的人，这样纯粹的灵魂，已经甚为罕见了。
六：沙村黎斋的沙耆
现在，我把我在沙村的目光略微再放大一些，我的目光将投射到另一个与沙氏兄弟有着密切关系的同姓族弟大艺术家沙耆（1914-2005）身上。如果说十八年前的沙村之行有什么庆幸的话，那就是因为在不经意间，我进入了沙氏兄弟的另一个天地，我步入了藜斋，亲眼目睹了当年沙耆画在板壁与墙上的许多油画作品。这些作品在一年之后，就被台湾文化商人买走，全部运到了宝岛台湾，成为价值连城的珍贵艺术品。后来的许多人，只能在书刊杂志图片上看到。
同样，如果说十八年前有什么遗憾的话，也就是我没有在《革命行》中留下沙耆的身影，这是我在今天务必要添补上的。在埋没了半个世纪，人们惊讶地发现了沙耆，他的作品如横空出世，赢得如潮的好评。
今天的人们往往把沙耆称做中国的凡高，这位中国的凡高，恰是在革命的炼狱边诞生的。“昔闻塘溪人，今上沙耆楼。”这是沙耆常写的诗句。我还能清晰得记得当年步入黎斋观看沙耆油画作品的情景。
黎斋离沙氏故居其实只有几步之遥，这是一幢三开间二楼的民居，前有天井，后有花园，依山势而建。从这座院落的建筑，可以想见其父辈是个殷实人家。依楼梯而上，是由杉木板构筑而成的墙壁上。行前就有人压低声音告诉我们，楼上有裸体美人画，是沙氏家族兄弟中一位族弟所画的，他是一位著名的画家，可惜疯了。
走上楼梯，一眼就被墙上板壁上的大油画击中。印象中凡是能画的地方都被油画占满了。那一幅幅油画大作，一屏一幅，高约2米，全是裸体的美女画。其中有一幅裸体仕女骑马图，是陪同者特意指引我们看的。那年轻女子的美丽脸庞微微侧同一旁，朦胧而忧伤的眼神勾画出她那孤独、飘渺的心态。但美女那幽雅的姿态、柔顺的体形不失为温婉而抒情。
据说当初完成这些裸女壁画的时候，整个山村轰动了，消息流传到外面，一拨一拨的人慕名而来观看。这些大作品竟然能够躲过十年浩劫，这实在是奇迹。听说“文革”中有人闯进藜斋，要捣毁“黄色”壁画，顿时触动了沙耆的神经，他怒目圆睁，拿着屋檐上的瓦片，一片片地砸了下去，吓退了造反派，壁画竟然就此得以保存下来。
十八年前我去沙村时，沙耆还活着，但已经被邻村一位青年接走了。我们未能见着。许多年后，沙耆再次成为轰动性人物，我也才知道，当年我亲眼目睹的那些作品，已经被台湾一位酷爱沙耆画作的商人花高价“卸下”购走了。
这次重访沙村，再进黎斋，虽然没有机会再睹大师大作，但亦发现了许多上一次未曾关注的画家留下的艺术细节。天井前面的墙上还留有沙耆生前的信手之笔，有中文也有比利时文。墙壁上最为醒目的是一匹朱红色的“飞马”画作，看着这幅欲破墙而去的“飞马图”，我们体味到隐居沙村的沙耆不甘沉沦重振风化的心态。这些“壁作”应该说至少也有20多个年头，日晒雨淋而仍不褪色。我在黎斋房子的墙头、窗外空白处，见到许多用毛笔写就的文字，当地人告诉我们，这些都是沙耆的文字。我们在村人的引领之下，赏读了“流落”在民居墙头的3幅老虎图，虽然墙体有些斑驳，但挺立石岩上的老虎仍是鲜活威猛。
不过今天的我读沙耆，更关注的则是他在那样一个大时代中的命运，在那样一个如火如荼的时代洪流中，革命与艺术之间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呢？
沙耆是沙孟海的族弟，沙耆的父亲沙仔甫从小在沙氏兄弟家长大，直到结婚前一天，沙仔甫还睡在沙孟海家。沙仔甫比沙孟海大15岁，从小把他抱大。背他到童家岙看戏，到外面吃饭，这样的密切关系，一直延续下来。
沙仔甫和沙孟海一样，也在上海打拼，也成了卓有成就的画家，主攻广告，挣了钱，发了财，就回家来盖了新房子。新房子取名‘藜斋’，这还是沙孟海帮助取定的。借了古代孔子的学生子路的故事，子路年轻时家庭很苦，他母亲到百里以外去背米，自己吃的是藜藿之食，到子路发达做官了，但母亲亦去世了。沙仔甫的情况也是那样，他发了财，他的母亲却已经死了。为纪念这段身世，取名藜斋，沙孟海为此还写过一篇《藜斋记》。
有了钱，沙仔甫与人合股办了民丰和华丰纸厂，华丰纸厂的董事长是杜月笙，沙仔甫当了总务主任。而在杭州华丰纸厂时间更长，大约有10年，一直到抗战后才回到乡下。
1914年出生的沙耆，原名沙贤菖，字引年，沙耆是沙孟海为他取的“艺名”。他比沙氏兄弟中的老五沙季同年龄只小2岁。1933年，他们一起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期间，因参加抗日救亡等进步活动被捕，沙耆以“危害民国罪”被判刑一年，经保释后由沙孟海推荐从徐悲鸿学画，被接纳为中央大学艺术科旁听生。
被捕入狱一事，对沙耆影响十分巨大，随着年龄的增长，阴影终于堆积成了心魔，控制了他的后半生。
然而当时年轻的沙耆却乐观向上，才华横溢。徐悲鸿发现沙耆的绘画才能，有意推荐他赴比利时国立皇家美术学院自费留学。沙耆是1936年12月从上海离境去比利时的，两年之后，同样是上海美专学生、同样师从徐悲鸿的族弟沙季同则去了延安鲁艺，从此开始了他们各不相同的人生命运。
出国之前，沙耆已经结婚，他年轻的妻子也已经怀孕。这位年轻的新嫁娘做姑娘时便是一位有主见、又能干、很独立的知识女性。她在中学读书时，就因参加学生会组织的学潮与军警搏斗受伤而被其父亲勒令退学，休学期间，经朋友介绍与沙耆认识。1936年4月，他们在杭州西湖饭店举行婚礼。等到11月初，沙耆决定出国，新婚妻子已有了身孕。
从1936年4月结婚，到1937年1月丈夫出国，妻子与丈夫一共只有8个月时间的婚期，期间共同生活在一起不足4个月。两人就这样分手了，当时妻子只有19岁，没想到这一别竟是一生。
1937年春，沙耆入比利时京国立皇家美术学院。从该院院长大画家勃斯梯（A.Bastien）为师，勃斯梯最荣誉的学位是比皇亚尔培宫廷画家，沙耆于1939年毕业时，成绩优异，在比国美术宫举行受奖礼，他的油画、雕塑及素描皆获第一名，并且获得从来艺术界不易多得的“至高美术金质奖章”。由比京市长马格斯（Max）亲授。引起比国美术界的惊异与重视。
沙耆毕业后，在比利时已享有盛名。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交通阻梗，不能回国，为求深造，沙耆继续留比学习。1942年1月11日，沙耆画展在比利时国五十周年纪念美术馆展览，1942年2月再次展览于毕底格力地会场，皇后伊丽莎白亲自选购沙耆杰作《吹笛女》珍藏。
留学十年，沙耆对祖国的热情与钟爱通过他具有深刻东方艺术特征的绘画得以体现。1944年9月7日，比利时艺术家展览会庆祝消灭法西斯重获自由的伟大胜利，各报遍印各胜利国国旗。当时中国外交人员尚未到达，比利时人士又受德国反宣传的影响，竟悬上了伪“满洲国”的“国旗”，沙耆见此情景十分气愤，立刻亲绘国旗送往报社，报纸也立刻更正，并具函谢其热忱。1945年10月10日，沙耆在比利时首都毕底格力地美术馆开个人美术展览会，所画《雄师》一幅，由中国驻比大使馆及旅比侨民名义献赠祖国。当地报纸评论道：“此画足增中国的光荣，在此展出，尤足体现中比两国的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