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明知苦海无边，却默默地等待着更苦的日子。
上世纪六十年代，他是一个政治上的“疵品”（五七年反右时戴上了一顶右派帽子），但他想娶妻，仅仅为了生子。六十年代，她经过婚姻的失败，精神走向崩溃的边缘，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他。一个是政治上的“疵品”，一个是遭遇了生活的不幸，凑合着过日子。没有婚纱，也没有鞭炮；没有娘家人，也没有婆家人。在一个废弃的鸡舍里成了一个家。
还真灵，他如愿以偿，第二年生了一个姑娘，第三年生了一个儿子。
孩子的降生，没有带来欢乐。妻子总是愁眉不展，想着痛心的往事，精神恍惚，特别关注男人与女人的那种事。她紧盯着自己的男人。
妻子不能照料孩子，他把两个孩子抱到了自己工厂的托儿所。冬天，在敞着篷盖的通勤车上，他用棉大衣裹着两个冻僵了手的孩子，背着奶瓶、饭盒、尿布，用自己的脊梁挡住呼啸而过的寒风。夏日，他带一块雨布，为孩子挡烈日遮风雨。在车间里，他既是技术员又是挡车工，一到哺乳时间，他像孩子妈妈一样，飞快地走进托儿所，手执奶瓶，喂了女儿再喂儿子。他是工厂里惟一的一个哺乳父亲，是车间主任颁发的特别许可证。
孩子在长大，进了小学。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季节，也是人性疯狂的季节。该是孩子们参加红小兵的年龄。由于父亲的右派身份，他的孩子没有参加红小兵的资格，他无奈地对女儿说：“是爸爸对不起你们。”愧疚的心情超过女儿委屈的眼泪。女儿天真地说：“爸爸，你不当右派好吗？同学们也不会叫我狗崽子了。”他的鼻子酸了，心却碎了。
为了孩子有一个好的前程，他拼命地劳动，用汗水冲洗灵魂。甚至想象王杰、欧阳海那样舍己救人，以明心迹。他常常干了一个八小时，又干一个八小时，还要千方百计搞技术革新。工人师傅最善良，看到他这样地改造，评选他为“学习毛选积极分子”。军代表说：“你们车间没有人了，评他当积极分子？”他不气馁。
为了生活，他要挖菜窖、脱泥坯、盖煤棚。这是六十年代每一个普通人家都要做的家务事。他来自上海，是一个标准的文弱书生，却熟练地操起了那些重活。一次，他刚垒起一垛泥墙，被一夜的暴雨冲塌了，看到辛辛苦苦脱好的泥坯浇成了泥饼，他哭了，对着还不到五岁的儿子说：“儿子，快快长大吧！爸爸实在太累了。”他的身体难以支撑政治和生活的两座大山，但心中燃烧着期望的火把，就是：“儿子，快快长大吧！”
没有钱，不算苦，八十年代以前，大家都穷，反正凭票买东西。政治的歧视，才是真正的苦，右派属于敌我矛盾，人人与你划清界限的日子并不好过，连夫妻吵架也骂：“你个臭右派，想翻天？”他就是经常听到这些捅心窝的骂声，出自睡一铺炕的妻子的口。
生活的折磨，常常使他提心吊胆，妻子得了幻觉性精神失常，有时把菜刀压在枕头底下，说是为了驱鬼，他就不敢入睡，怕妻子把他也当成了鬼。睁着眼睡觉劳心又劳神，他终于成了瘦骨嶙峋的小老头，只有深陷的眼窝里那双明亮的眼睛，证明他刚刚进入而立之年。
工厂的党委书记出于怜悯，劝他离婚，很同情地对他说：“快离了吧！看把你折腾成那个样子，我们看不过去。”他摇摇头，看着幼小的女儿，低声说：“兴许岁数大了会好一些，待孩子长大了再说吧！”就这样，他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
斗转星移，“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掀起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1979年2月，错划右派通知书和一张迟来的文凭送到了他的手里，他一手拉着女儿，一手拉着儿子，高兴地逢人便说：
“共产党好！华主席英明。”这个迟到的信任，在他生命的历程中，整整晚来了22年。
孩子们在长大，女儿考进了干部管理学院，两个星期没有回家了，杳无音信，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他乘公共汽车到很远的市郊，再徒步好几里到学校看望女儿，手里拎着女儿爱吃的咸菜。女儿正趴在床上写入党申请，高兴地对父亲说：“爸爸，你帮我写一份吧！”回到家，他冥思苦想，站在女儿的角度，写出了一份入党申请，第二天就送到了女儿手里，还叮嘱：“自己抄一份吧！要工整地写。”
儿子下决心要留学日本，每天下班后去学习日语。不管春夏秋冬，不管夜多深，他总是等着儿子进了家，看着儿子狼吞虎咽地吃晚饭，他才安心地躺下。儿子考上了日本国立福井大学，真的要远走高飞了。那是一个细雨口口的早晨，儿子背起行李下了楼，车开走了，他却急速上了楼，摸摸儿子温热的被褥，泪水流了下来。不会抽烟的他，第一次拿起了一支“红塔山”，在烟雾缭绕中麻醉着自己。父亲的牵挂永远和儿子一起飘飞，一年一度的祈祷和着极乐寺悠扬的钟声也飞到了东瀛。
儿子去了日本，他调到了北京，天各一方。女儿不甘心守着精神不正常的母亲，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表示也要出国留学，信中说：“爸爸，你尚有五年的辉煌，可是，我们还有一辈子的路要走，你不能把母亲这个包袱甩给我们。”他的眼湿润了，是妻子的病闹得女儿心烦意乱，还是预见到她所在公司的衰败，女儿是铁了心，非出国不可。他绞尽脑汁把女儿、女婿送到了大洋彼岸。当他与女儿挥手告别时，意识到自己的孤独，在打发身边无亲人的日子的同时，要陪伴精神病的妻子一起走向老态和死亡。
他走马上任中纺物产集团的总裁，这是中国纺织行业最大的公司之一。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公司上市A股证券市场，又操持着上市H股证券市场；公司盖起了一座十层办公大楼，他看到资产增值的报表，甜在心头。可是，每当回到空旷的家，一种思念儿女的孤独袭击着他的心；一份惦记牵挂妻子的负疚使他惶恐不安。他明白，若妻子也到北京，他的工作就干不成了，四邻也别想安宁。他不得不让一个残疾的侄儿陪伴着，度过六年的老总生涯。
退休，对他是一种解脱，像驾辕的一匹老马松了套，可以自由自在地漫步嚼草，可以闲适地俯视世界。他回到了妻子的身边，指望用自己的柔情似水化开妻子幻觉连连的心，但他失败了，妻子的病更重了。一天，她自己提出要去精神康复医院治疗，期望医生把身上的鬼揭下来。他护送她住进了精神康复中心的病房，买了医院食堂的小灶饭卡，又不放心，天天从家里端着菜，裹在大衣里贴在心口上，乘坐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送到医院的病房。每当迎着早春的寒风，踏着待融的残雪走出医院的大门时，他幻想着自己为什么不得精神病呢？又一想，他真的得了精神病，谁来照顾她？又有谁来照顾自己呢？他蹒跚着在车流中穿行，看着男男女女们急匆匆地向各自的目标走去，他迷惘地、机械地走着，直到华灯初上、家家团圆晚餐的时刻，还不想回家。其实，他早已失去了“家”的感觉，他常常对人说：“什么是家？有温馨的地方才是家。”这是他渴望中的呐喊。
妻子的住院，给女儿带来了牵挂。女儿问父亲：“是不是爸爸你硬把妈妈送到精神病院的？”一句话刺痛了他的心，他高声地对女儿说：“是你母亲自己要去的，我可以把她病房的电话号码告诉你，你和你妈直接通话嘛。”当大洋彼岸的女儿第二天告诉他，是女儿冤枉了他时，他哽咽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放下电话，他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放声大哭。他厮守着、期待着，残酷地阉去一切欲望，竟换来女儿对父亲的疑虑。
儿子的女儿在美国出生了，皆大欢喜，他逢人便说：“我有了一个美国籍的孙女。”大洋彼岸的儿子也戏谑地张扬：“我是一个大孝子，为我爸爸生了一个女儿，抱回国内让我爸爸妈妈照看，免得他们孤独。”他像欢迎外宾那样亲自到北京接孙女，他的朋友们列队在哈尔滨机场上等候，家里早有一班人等着，包括新雇的保姆。他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喝了两杯啤酒后，踉踉跄跄地送走了客人，指望从此历史翻开新页，妻子看到隔代人会回心转意，精神上驱病除鬼，老夫妻守着孙女，过不吵闹的日子。
愿望常常变成失望，孙女刚刚回国四天，保姆坚持要回家，说是晚上老奶奶喊鬼，使得她毛骨悚然。孩子的啼哭是正常的运动，他的妻子硬说是得了邪病，要把孩子撵走。他失望到了极点，匆匆忙忙把孙女抱到朋友家。为了避免妻子的无理取闹，他只好说：“孙女去了姥姥家。”从此，他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一颗心掰成了碎块。小孙女要照看，精神病老伴的折磨要承受，大洋彼岸儿女的苦和累几倍地压在他心上。小孙女感冒发烧，他情愿不是孙女而是自己；精神病老伴幻觉有鬼，他多么想把自己变成厉鬼为妻子驱邪除鬼；儿女们在国外睡地铁、当苦力，他怨恨自己没有给儿女积攒出国深造的学费。他常想只要儿女们能活得好，哪怕自己去死也行。他明白，做父亲的代替不了儿子，儿子的路让儿子自己去走。这样一个父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父亲。
他明知苦海无边，却默默地等待着更苦的日子。
到浴池里，他看人家儿子携扶老爸洗澡，一遍又一遍地擦洗着，嘴里还喃喃叮咛，像哄小孩子一样的温柔。他想到了自己，羡慕的眼光里渗出浑浊的泪，独自走向滚烫的水池。
他在医院的长廊里，看到很多老年人安详地坐在那里，望着儿女们为他们排队、挂号、候诊、划价、交款、取药，他却独自一个人排在长长的队伍里，排完一处又一处。两条站得麻酸的腿多么希望有一根拐杖支撑起他疲惫的身心，他在透支着生命。
在除夕之夜，家家围着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除旧迎新，喷香的饭菜，大馅的饺子，蜜一样的年糕，还有说不尽的祝福，发不完的压岁红包。他只能等候在电话机旁，有话对自己的儿子女儿说，话到嘴边就哽咽，他望眼欲穿地等待祝福，手里捏着发不出去的压岁红包。
他渐渐地感到了老的沉重，等待着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他喃喃地告诫自己，下一辈子只当儿子，不做父亲。
（沈克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