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风灾记录共计36次，其中西汉15次，东汉21次。最早的一次风灾记录在汉高祖二年（前205年）的四月，“大风从西北起，折木发屋，扬砂石，昼晦”。这次大风吹折了树木，把房顶都掀掉了，沙尘暴迷天盖地，白天变得像黑夜一样。最后一次风灾记录在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六月，“扶风大风，雨雹”。史料中风灾的危害主要是刮倒大树、吹坏建筑物等，想必对农作物的危害也是很大的。在所有风灾记录中受灾面积最大的是安帝永初二年（108年）的一次风灾，全国有包括京师洛阳在内的40个郡国遭灾。极为严重的几次风灾是：文帝前元二年（前178年），“六月，淮南王都寿春大风，毁民室，杀人”。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吴暴风雨，坏城官府民室。……十月，楚王都彭城大风从东南来，毁市门，杀人”。景帝前元五年（前152年），“五月……江都大暴风从西方来，坏城十二丈”。安帝元初六年（119年）四月的那次风灾，大风拔树三万余枚。安帝延光元年（122年），“京师及郡国二十七雨水，大风，杀人”。还有一次风灾比较严重，是西汉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十二月，那次风灾中，巨大的风力拔掉了十围以上的大树一百多棵，毁掉了甘泉竹宫，全国受灾面积也不小，朝廷曾为此下诏减免田租，规定：“郡国被灾十四以上，毋收田租”。
按照现代风力分级标准，力能拔树的风是10级风，叫“狂风”，风速每秒24.5—28.4米，而导致房倒屋塌的风是11级风，叫“暴风”，风速每秒28.5—32.6米。12级以上的风叫“台风”。秦汉史料中风力10级以上的风灾很多，危害巨大。
一、秦汉风灾时空分布
（一）秦汉风灾时间分布
1.秦汉风灾年际分布
秦汉时期，风灾年际分布从整体上看存在不均衡性。明显具有在一定时期内频繁发生的特征。公元103—124年间，有风灾年份11个，风灾12次，属于风灾高发期。该阶段内的公元106—109年，公元119—120年，公元122—124年，风灾连年发生。公元前32年、前30年、前28年是一个风灾小高发期。王莽时期的公元前14年、公元20、23年是一个风灾相对多发的时期。公元164、165、169年是靠得比较近的几个风灾年份。公元185、188、193年是时间上靠得比较近的风灾年份。34个风灾年份中有4个连发期共计十年份，连续发生特征不明显。有时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风灾发生。
西汉的14个风灾年份分别是：前205年、前178年、前175年、前152年、前130年、前91年、前80年、前32年、前30年、前28年、公元4年、公元14年、公元20年、公元23年。可见，风灾的年际分布相对是比较稀疏的，只是在西汉成帝初期和王莽时期风灾才相对稍多一些。
东汉时期的20个风灾年份，发生在公元93—193年长达101年的时间区内。20个风灾年份中有10个发生在公元107—124年18年的时间区间内，公元107、108、109年连续发生3年，公元113、115年隔年发生，公元119、120年连续发生两年，公元122、123、124年连续发生三年。可见，东汉风灾年际分布具有在一定时期内集中连发特征。其他10个风灾年份分布比较分散，灾年间隔短则数年，长则二三十年，这也是东汉时期风灾的一个明显特征。东汉时期风灾的再一个特征是在较长时期内无风灾年份。公元93年以前的60多年无风灾，公元193年以后的20多年无风灾，中间公元125—150年20多年无风灾。
东汉时期风灾发生最频繁的是安帝时期，19年间有10个年份发生风灾，平均1.9年就出现1个风灾年份，发生率高达53%，整个东汉时期的风灾连发年份几乎全出现这个时期，属于高连发期。
2.秦汉风灾年内分布
可见，秦汉时期风灾主要集中发生在三月、四月、五月、六月，这四个月份中，四月六月发灾可能性一样；一月、八月、十月、十二月发灾可能性较小，二月、九月、十一月发灾可能性最小。就风灾的季节记录来说，分布相对比较均衡。
西汉风灾主要集中发生在三、四、五、六、七月，东汉风灾主要集中在四、五、六月。西汉四季皆有风灾，东汉冬季无风灾。两汉风灾次数差别不大，东汉风灾次数稍多。
（二）秦汉风灾空间分布
秦汉时期的36次风灾记录中，23次有具体地点。秦没有风灾记录。西汉风灾区域如下：彭城（今江苏徐州），寿春（今安徽寿县），吴（吴县，今江苏苏州），江都（今江苏扬州西南），蓟（今北京），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昆阳（今河南叶县一带）。东汉风灾区域如下：京师洛阳，南阳（今河南南阳），扶风（今陕西兴平、扶风、宝鸡、陇县一带），沛国（辖今江苏沛县、丰县和安徽萧县、淮北、宿州、固镇、五河以及河南永城一带），勃海（今河北省沧州、南皮以东至海），河东（今山西省永和以南的黄河以东地区），颍川（今河南省禹县）。
可见，风灾绝大多数都发生在长江以北地区。今河南省的南阳和禹县、安徽省的寿县、江苏省的徐州市和扬州以及山西省西南部都曾经发生过风灾。不过，风灾记录较多的地区还是当时的京畿地区，即今陕西的西安以及河南的洛阳。秦汉时期，兖州、青州、并州、凉州、益州、交州、朔方没有风灾记录。东汉风灾记录京师或京都者8次，京师就是京都，指东汉国都洛阳。
就有具体地名的风灾记录来看，西汉和东汉相比：西汉风灾主要发生在东部沿海近海的浙江、江苏、安徽等地，北京、陕西、河南也有过风灾。东汉风灾以京师洛阳为中心，东北到渤海郡，东南到沛国，南到颍川郡、南阳郡，西到河东郡、扶风郡。
从无具体地名记载的风灾记录来看，有郡国二十八大风、郡国四十大风、郡国三十三大风、郡国二十七大风、郡国十一大风、郡国三十六大风等记录，其发生范围也是很大的。
二、秦汉风灾成因
（一）现代风灾成因观点
风灾的成因很多。风是流动的空气，空气的强烈迅速流动形成大风。风的形成主要是太阳辐射、地球运动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风灾的形成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则受风灾侵袭地区经济繁荣程度、人口密度、建筑物质量等因素的制约。缅甸的风灾造成150多万人死亡或失踪，很多房屋倒塌，经济损失巨大，与风灾侵袭地区人口密度大、竹木结构的房屋不无关系。
形成风的直接原因，是气压在水平方向分布的不均匀。风受大气环流、地形、水域等不同因素的综合影响，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季风、地方性的海陆风、山谷风等。太阳的辐射造成地球表面受热不均，引起大气层中压力分布不均，空气沿水平方向运动形成风。
在赤道和低纬度地区，太阳高度角大，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度强，地面和大气接受的热量多、温度较高；高纬度地区太阳高度角小，日照时间短，地面和大气接受的热量少，温度低。这种高纬度与低纬度之间的温度差异，形成了南北之间的气压梯度，使空气作水平运动，风应沿水平气压梯度方向吹，即垂直于等压线从高压向低压吹。地球在自转，使空气水平运动发生偏向，所以地球大气运动除受气压梯度力外，还要受地转偏向力的影响。大气真实运动是这两力综合影响的结果。
实际上，地面风不仅受这两种力的支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海洋、地形的影响，山隘和海峡能改变气流运动的方向，还能使风速增大，而丘陵、山地却因摩擦大使风速减小，孤立山峰却因海拔高使风速增大。因此，风向和风速的时空分布较为复杂。
热带海洋风暴可能会吹到纬度较高的地区。比如安徽东北部或江苏北部在西汉时就发生过大暴风。文帝前元二年（前178年）六月，“淮南王都寿春大风，毁民室，杀人”。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十月，“楚王都彭城大风从东南来，毁市门，杀人”。这里的淮南王都城寿春就是现在安徽省寿春，而楚王都彭城即现在的江苏徐州。如此狂烈的风暴很可能就是海洋台风。
（二）秦汉风灾成因观念
秦汉时期，人们对风灾成因的认识主要是在天人感应观念的支配下，认为风灾是由于人类的某些不当行为造成的。如认为风灾是由皇帝心胸不够宽大，不能包容臣下所导致的。《汉书·五行志》引《尚书·洪范》传文说：“思心之不睿，是谓不圣，……厥罚恒风，厥极凶短折。”《五行志》解释说：“思心之不睿，是谓不圣。”思心者，心思虑也；睿，宽也。孔子曰：“居上不宽，吾何以观之哉！”言上不宽大包容臣下，则不能居圣位。……故其罚常风也。
京房《易传》则更为详细地罗列了引发风灾的种种人类行为。认为“至德乃潜”、“政悖德隐”、“守义不进”、“臣易上政”、“赋敛不理”、“辟不思道利”、“公常于利”、“弃正作淫”、“侯不朝”，即道德品质非常高尚的人不能为国家所用，政治腐败道德沦丧，坚守正义的人得不到升迁，大臣越权，乱征赋税，提拔官员不考虑公平正义和国家利益，过分追求“利”，抛弃正道而行为淫乐，诸侯谋反等等，都会引发风灾。《汉书·五行志》常将风灾的记载附以诸侯王谋反之事。如其中一条记录为：文帝五年，“吴暴风雨，坏城官府民室。时吴王濞谋为逆乱，天戒数见，终不改寤，后卒诛灭”。
当然，这些看法是不科学的，但在那个时代，这些观点对于约束统治者的行为有所裨益，还是有一定进步作用的。
三、秦汉风灾防救
秦汉风灾的应对措施较少，仅有两类，其中一类是薄征，似乎只有1次：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十二月，“大风，拔甘泉畤中大木十围以上。”朝廷下令：“郡国被灾什四以上，毋收田租。”另外一类是免三公，共有两次。一次是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四月，“大风，雨雹。诏公卿以下各上封事。五月，太尉闻人袭罢，司空许栩免”。另一次是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六月，“扶风大风，雨雹。华山崩裂。太尉周忠免”。这两次免官并非单纯是因为风灾，还有其他因素在内。
汉代应对风灾的措施如此之少，主要原因可能是风灾的危害与水、旱、震、蝗相比要小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