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是中国古代多种流行病的总称。由于史书的记载十分简略，目前仍然很难确知出现于各种古代典籍的“疫”、“疠”等字样到底是指多少种以及什么样的疾病。疾疫自古以来就是人类不得不面临的重大自然灾害之一。早在前1100年（周成王56年）今山东境内就发生了严重的麻风病疫。疫病不仅严重危害人们的生命健康，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人们的精神与心理健康，从而对社会上层建筑产生一定影响。
秦朝没有疫灾记录。两汉时期的疾疫之灾，邓拓统计为只有13次，陈高佣统计为13次，杨振红统计为30次，张剑光、邹国慰等统计有38次，陈业新统计为42次，王文涛统计为50次。通过对《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文献的爬梳整理并参考前人的统计，我们认为两汉约有52次疫灾记录，其中西汉为15次，东汉为37次。两汉平均约8年有1次疫灾记录，其中西汉平均约15年有1次记录，东汉平均约5年有1次疫灾记录。
统计标准如下：一是对有确定疫灾发生时间的，按时间先后予以统计。二是对于朝廷诏书或大臣奏陈中提到了连年疫灾，没有确切时间的，归于诏书发布时间或奏陈时间计为一次。三是东汉时期，收录了几条牛疫记录。可以肯定，文献对秦汉时期疾疫之灾的失载之处也不在少数，实际上发生疫灾的情况比记录要广泛、频繁得多，因此，这些记录并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秦汉疫灾的实际状况。但是，它们有助于了解秦汉时期疾疫之灾的基本特征，把握秦汉时期疾疫之灾的基本状况，是研究秦汉时期疾疫之灾的基本前提。
一、秦汉疫灾时空分布
（一）秦汉疫灾时间分布
1.秦汉疫灾年际分布
秦汉时期的第一次疫灾记录见于公元前181年，南越王赵佗自称“南越武帝”，发兵攻汉。西汉政府派兵镇压，恰逢天气非常炎热，南方空气湿度又大，汉军“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最后一次记录是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洛阳发生了疫灾。
秦汉时期有疫情年份50个，其中牛疫年份5个，人类疫灾45个年份。其年际分布极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光武时期和桓、灵、献时期，即东汉王朝初期与后期；安帝之末顺帝之初也有一个集发期。
整体看，疫灾有很长的无灾年时间区间：自秦前221年统一到前182年，40年的时间里没有疫灾记录；从公元前180年到前144年，长达47年的时间里没有疫灾记录；公元前141—前89年，53年的时间里没有疫灾记录；公元前87—前65年，23年的时间里没有疫灾记录；公元52—91年长达40年的时间里没有人类疫灾记录；公元93—118年，26年间没有疫灾记录；公元130到公元150年，21年间没有疫灾记录；公元186—207年，22年间没有疫灾记录。
疫灾又基本具有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断续发生的特征。公元前143、142年连续发生疫灾；在公元前19—公元2年间，公元前19年、前15年、前7年、公元2年发生疫灾；公元16年发生疫灾五年之后的公元22年又发生疫灾；公元37—50年间，公元37、38、44、49、50年有疫情；公元119—129年间，公元119、125、126、129年发生疫灾；公元151年以后，每隔几年就出现一个疫灾年份，直到公元185年，34年的时间里断断续续有11个年份发生疫灾，疫灾年份间最长间隔仅6年；公元208—220年，计12年的时间里有5个年份出现疫情，公元208、215、217、219、220年是疫发年份。疫灾在一定年度范围内断续发生几个年份之后，间隔20年以上才又出现。牛疫共计5个年份，除公元40年发生牛疫外，其他4个牛疫年份集中发生在公元75—88年仅仅14年的时间里，相对来说在时间上已经是很集中了。
牛疫共有5个年份（公元40、75、76、79、88年），光武、明帝时各一个年份，章帝时三个年份。上述三帝时期尤其是明、章时期，其他灾害发生都相对较少。这说明牛疫与其他灾害伴生的可能性很小。同时因其年份太少，致使其年际特征无法探讨。再者，也看不出牛疫在年际序列上与人疫有相关性。
疫灾连发情况：西汉属于疫灾相对少发期，14个疫灾年份中仅有1个两年连发期。东汉时期26个疫情年份中共有6个连续发生疫情的年份，全是连续2年，且各个连发年份相距甚远。不知可否据此得出下面结论：疫情连发可能性是2年。不过，疫灾连发的可能性不太大。
疫灾最频繁的时期是东汉桓帝时期，21年内有6次疫灾记录，平均3.5年有1次疫灾记录。其次是灵帝时期，平均约3.7年有1次疫灾记录。再次是光武帝时期，平均约4.1年有1次疫灾记录。章帝时期平均约4.3年有1次疫灾记录。
西汉元帝时期平均约5年有1次疫灾记录，是西汉疫灾记录较多的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安帝时期是水旱蝗震等灾害的峰值期，但疫灾在安帝时期只有3次，平均6.3年有1次疫灾记录，并不是疫灾峰值期。由此可以推知：疫灾与水旱蝗震等灾害伴生的可能性并不是太大，倒是在社会的动荡期疫灾发生的可能性更大。
2.秦汉疫灾年内分布
可见，秦汉时期疾疫的发生也具有极为明显的特点：一月发生疫灾的可能性最大，七月、八月发生疫灾的可能性最小。春季是疫灾的高发期，夏季、冬季疫灾也可能发生，疫灾发生可能性最小的是秋季。
西汉的15次疫灾记录中9次有具体的时间，东汉的37次疫灾记录中15次有具体时间。
东汉西汉的疫灾年内分布特征区别明显。西汉时期，夏季发生疫灾的可能性大。春季、冬季的十一月、十二月以及秋季的七月、八月发生疫灾的可能性很小。东汉时期，春季发生疫灾的可能性最大，夏季的四月五月以及冬季的十一月十二月可能性较小，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发生疫灾的可能性最小。
（二）秦汉疫灾空间分布
秦汉时期，2/3的疫灾有具体地点记录。就具体地点记录来看，司隶和扬州是疫灾高发地区，司隶曾发生过8次疫灾，扬州发生过7次。荆州在战乱年代曾经数次发生疫灾。西汉时，司隶、扬州、并州、交州、益州都有疫灾记录，其他各州无疫灾记录。东汉其他有疫灾记录的州分别是：兖州、豫州、徐州、冀州、凉州、交州、益州，只有青、并、幽三州无疫灾记录。整个秦汉时期没有疫灾记录的地区是青州和幽州。
西汉时，疫灾有具体灾区记录者不多，主要有：
汉景帝后元二年（前142年）十月，“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衡山国，又叫六安国，辖今安徽六安、霍邱及河南固始县东部。河东，郡名，今山西省西南部。云中郡，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一带。前48年，“关东大水，郡国十一饥，疫尤甚”。关东，大致相当于今河南省、河北省、山东省、江苏北部以及安徽大部。但从大部分无具体地点的记录看，疫灾区域应该是很大。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年），“五月丙戌……地大动，铃铃然，民大疫死，棺贵，至秋止”。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夏五月，“天下颇被疾疫之灾”。王莽天凤三年（16年）十月，“平蛮将军冯茂击句町，士卒疾疫，死者十六七，赋敛民财十取五，益州虚耗而不克。”“王莽篡位，……三边蛮夷愁扰尽反。……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犍为吏士，赋敛取足于民，以击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骚动。……。（莽诛茂，更遣廉丹击之。廉丹）始至，颇斩首数千，其后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句町，今云南省广南。王莽地皇三年（22年），“（绿林军遭）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
东汉疫灾区域如下：公元37年扬、徐部大疾疫，会稽江左甚。这次疫灾区域可能相当于今天的江苏、安徽、浙江，重灾区主要是今安徽省的江东和江南地区、江苏南部、浙江大部。公元38年会稽大疫。会稽，郡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公元44年马援征交趾，军中大疫。交趾，今越南。公元49年征五溪蛮大疫。五溪，今湖南吉首以东、辰溪以北、沅陵以南地区。公元119年会稽大疫。公元151年二月，九江、庐江大疫。九江，今安徽省合肥、淮南市、阜阳市一带，包括滁县以南、巢县以北地区。庐江，今安徽六安、霍山、舒城、庐江、无为、桐城、枞阳、安庆、潜山以及河南省的固始、商城以及湖北的罗田、黄梅。公元162年皇甫规讨陇右，军中大疫。陇右，今甘肃南部。公元208年曹军在荆州，大疫。赤壁，今湖北省蒲圻市（赤壁市）西北。荆州，今湖北省荆州市。公元215年合肥发生疫灾。合肥，今安徽合肥。公元217年居巢军中大疫。居巢，今安徽桐城南。公元217年许昌及其周围地区发生疫灾。公元154年巴郡发生疫灾。巴郡，大致相当于今重庆市。公元219年荆州大疫。荆州，今湖北省荆州市。公元92、125、151、173、178、179、220年京师洛阳均有疫灾。
从上述材料可知，在地点可考的疫灾中，京师发灾年份最多。其次，扬州、荆州都是疫灾高发区，其中扬州的会稽郡是疫灾的重灾区。
如果以洛阳和扬州的会稽郡为端点划一条直线，则端点地区的洛阳、会稽是重灾区。地处洛阳——会稽线的许昌、荆州、合肥、九江、庐江、居巢等地均是疫灾多发区。就东汉来讲，如果把军队征战过程中发生的疫灾除外，则洛阳——会稽一线疫灾多发的情况就更为明确。上述疫灾区相当于今天的河南、浙江、安徽、湖北，可以看出，安徽也是疫灾重灾区。
此外，云中郡（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一带）、河东郡（今山西省南部西南部）、巴郡（今重庆市）等地也发生过疫灾。
牛疫一次发生在临淮（即下邳）的周围各郡国，可能有东海郡、彭城国、沛国等地，即今天的安徽、江苏，一次发生在京师即今天的河南洛阳，一次发生在三辅及并、凉二州即今天的陕西、山西、甘肃、宁夏等地。
秦汉时期，匈奴人所生活的地区曾经发生过大疫灾，疫情非常严重，危害极大。公元前88年匈奴“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孰”。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匈奴）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中国之一郡”。
当然，上述疫灾区域的探讨仅仅是根据地点记录具体者来考察，应该注意到还有些疫灾尤其是大疫灾是没有地点记录的，如：灵帝光和二年（179年）春，“大疫”。灵帝光和五年（182年）二月，“大疫”。灵帝中平二年（185年）春正月，“大疫”。因此，可以相信，我国在秦汉时期可能曾经发生过不止一次的全国性的大疫灾。这就提醒我们，防御疫灾既要有重点地区，又要有应对全国性大疫灾的准备。
二、秦汉疫灾成因
（一）现代疫灾成因观点
秦汉时期，53次疫灾分布在50个疫情年份中，其中牛疫年份5个，人类疫灾45个年份。每次疫灾所流行的疾病可能是不一样的，各种流行病的致病原因又各不相同，而古代的史料记录又没有明确的病名。因此，要探讨疫灾成因，难度较大。下面谈几点看法：
1.疫灾与天气有关
就秦汉时期疫灾发生的年内分布情况来看，冬春之际尤其是春天为疫灾的高发期，这可能与春天天气的冷暖多变有关。特别是东汉时期，疫灾较多，这和东汉时期我国正处于历史上由暖而寒的气候历史过渡期有密切关系。频繁而大幅的冷暖变动给流行病的爆发提供了外部条件。
2.疫灾与战争有关
疫灾与战争有关，战区往往就是疫灾区。如马援率军远征交趾时，军中发生了疫灾，军士“经瘴疫死者十四五”；马援率军征讨五溪蛮军队又发生了疫灾，马援也传染上了疫病死掉了，军士“死者太半”；远征五溪蛮的次年，有7个郡国发生疫灾，有可能是远征五溪蛮的部队把疫病带回来并传播开的。皇甫规率领军队讨伐陇右，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曹操率军远征荆州，赤壁大会战过程中，曹军中发生疫灾。公元215年，东吴的将领甘宁率军攻打合肥，军中发生疫灾。公元217年，曹操的将领司马朗与夏侯惇、臧霸等率军攻打东吴，远征到居巢，军中爆发疫灾，司马朗本人也被传染上疾病死掉了。
东汉王朝建立初期战乱频仍，疫灾频发。桓灵之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西北有羌族人民大起义，徐、扬二州有张婴农民起义，九江有徐凤、马勉起义，江淮一带有范容、周生领导的起义军，泰山、琅琊一带有公孙举、东郭窦领导的农民起义，延熹年间荆州南部地区有农民和底层士兵协同作战的大起义。桓帝在位共计20年，大小农民起义20多次，几乎遍布全国各地。献帝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与社会****相对应的是疫灾的频繁发生。东汉共计38次疫灾，仅光武、桓、灵、献帝时期就占了27次。因此，我们认为疫灾的发生与战乱关系密切。
3.疫灾与人口分布有关
人口稠密地区是疫灾的多发区。人口的密度大是疫灾发生的条件之一。从统计结果来看，东汉时期的京师洛阳疫灾年份最多，这与洛阳是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关系密切。就全国几大疫灾严重地区来看，也都是人口密度相对比较大的地区。另外，军队征战时往往容易发生疫灾，军队远征水土不服固然是其因素之一，但军营内人口密度大当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人口密度大给疾疫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即所谓“转相染易”，使得疾疫的传播更加容易。所以说，局部地区人口密度过大是疫灾爆发的原因之一。
4.疫灾与地理环境有关
南方更容易发生疫灾。南方的扬州、荆州都是疫灾高发区。仅扬州的会稽郡就发生过四次极其严重的特大疫灾，人口死亡率极高。长江下游两岸地区是疫灾多发区。在当时的条件下，疫灾的暴发很可能与南方的潮湿等地理环境有关。
5.疫灾与地震、水、旱等灾害相伴生
疫灾往往与地震、水灾、旱灾等表现为群发伴生关系。秦汉时期，除了东汉初期和晚期的疫灾（共10个年份）与战争关系明显之外，其他的疫灾大多或先或后地与其他自然灾害相伴而生。水灾伴生疫灾：公元前48年，“关东大水，郡国十一饥，疫尤甚”。旱灾伴生疫灾：前142年十月，“大旱。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公元75年，“牛疫。京师及三州大旱”。地震伴生疫灾：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年），“五月丙戌……地大动，铃铃然，民大疫死，棺贵，至秋止”。
（二）秦汉疫灾成因观念
疫灾一旦发生，皇帝即谴己责臣，认为疫灾的发生是因为自己工作做得不够好，一些奸臣乘机欺侮百姓，招致民众怨气满腹，影响到天地之间的“和气”，从而引发疫灾的。公元125年冬天，洛阳暴发了大疫，朝廷在十二月的诏书中说是因为“阴阳不和”导致“疫疠为灾。”第二年即公元126年正月甲寅诏中又说：“奸慝缘间，人庶怨，上干和气，疫疠为灾。”到了十月份，为了消除疫灾，皇帝下令免去了司徒朱伥的职务，“冬十月丁亥，司徒朱伥以疾疫罢”，企图以此达到消弭疫灾的目的。
张衡是东汉伟大的科学家，也是当今国际上所公认的中国历史上少数有作为的科学家之一。他制造的浑天仪巧夺天工，他发明的地动仪能够准确测量到远方发生的地震，就是如此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竟然也认为疫灾的发生是因为对天的祭祀做得不够周到，以及冬至之后开工建设恭陵引起的，就更不用说其他人了。安帝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冬，洛阳暴发大瘟疫。第二年，张衡在给朝廷的上书中言称：“臣窃见京师为害兼所及，民多病死，死有灭户。人人恐罹，朝廷焦心，以为至忧。……臣闻国之大事在祀，祀莫大于郊天奉祖。……且凡夫私小有不蠲，尤为谴谪，况以大秽，用礼郊庙？……又间者，有司正以冬至之后，奏开恭陵神道。陛下至孝，不忍距逆，或发冢移尸。……疠气未息，恐其殆此二事。”
秦汉时期，人们认为，皇帝向人民征收过重的赋税，动用民众为之修建庞大的宫殿，建造大量的亭台楼阁供其游玩，会导致瘟疫的暴发。东汉桓帝延熹四年正月，大疫。注引《太公六韬》曰：“人主好重赋役，大宫室，多台游，****多病温也。”这里的“温”字就是“瘟”，即瘟疫。这种帝王奢侈能导致疫病的说法并不科学。此外，还有人认为刑戮太甚也会产生冤气，造成疾疫之灾。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卢植因日食上封事曰：“……宋后家属，并以无辜委骸横尸，不得收葬，疫疠之来，皆由于此。……”这里卢植所言，“疫疠之来，皆由于此”，就是批评刑戮太甚，但宋皇后及其亲属暴尸于街衢不得埋葬，的确能为疫病传播提供条件。卢植的说法似也不能全部否定。
三、秦汉疫灾防救
秦汉时期对于疫灾的应对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薄征、节约、巡医致药赐棺钱、省刑、免三公、选士、改元、免除租赋、赐爵等。
（一）薄征
对受灾民众减免应征的赋税。西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夏五月，因“天下颇被疾疫之灾”而“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因“有水旱疾疫之困”，而“令大司农绝今岁调度征求，及前年所调未毕者，勿复收责。其灾旱盗贼之郡，勿收租，余郡悉半入”。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因“是岁大疫”而“尽除荆州民租税”。
（二）节约
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减少日常用度。西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六月，“以民疾疫，令大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初元五年（前44年）夏四月又因“关东连遭灾害，饥寒疾疫，夭不终命。”“令太官毋日杀，所具各减半。乘舆秣马，无乏正事而已。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东汉安帝时“天降灾疫，百姓饥馑，死者相望”，大将军邓骘等“崇节俭，罢力役，推贤进能，尽心王室，故天下赖以复安。”
（三）巡医致药赐棺钱
派官员巡视疫灾发生地区，派医务人员对病人进行医治，并对死者家属赐棺钱以助收葬。政府把得了疫病的人安置到馆邸里，派医生诊治并免费提供药物。对于死难者由政府给予其家属一定数目的救济金、安葬费，有的还给予棺木。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的一个诏书中说“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赐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钱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安帝元初六年（119年）夏四月，“会稽大疫，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赐棺木，除田租、口赋。”
（四）省刑
对犯人实行大赦、减刑、清理冤狱，改善犯人待遇。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夏四月因为“关东连遭灾害，饥寒疾疫，夭不终命”，在采取节约、赐爵粟等措施外，还“省刑罚七十余事”。章帝建初元年（76年）春正月丙寅，诏曰：“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方春东作，宜及时务。二千石勉劝农桑，弘致劳来。群公庶尹，各推精诚，专急人事。罪非殊死，须立秋案验。有司明慎选举，进柔良，退贪猾，顺时令，理冤狱。”顺帝永建元年（126年）春正月，因为“疫疠为灾”，下令“大赦天下……坐法当徙，勿徙；亡徒当传，勿传。”
（五）免三公
策免丞相、三公（太尉、司空、司徒）以答天谴。成帝永始二年（前15年）十月，因发生疫灾罢免了丞相薛宣。“君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无闻焉。朕既不明，变异数见，岁比不登，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将疾疫作为策免大臣的理由。七年后，丞相翟方进也因类似的理由赐册受责，被迫自杀。东汉也有类似的事件。如顺帝永建元年（126年）正月，司徒李郃“坐吏民疾病，仍有灾异，赐策免”。
（六）选士
推举贤人做官。此种情况不多。安帝延光四年（125年），“京师大疫。辛亥，诏公卿、郡守、国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七）改元
试图通过更换年号消弭疫灾。桓帝元嘉元年（151年），“春正月，京师疾疫，使光禄大夫将医药案行。癸酉，大赦天下，改元元嘉”。
（八）免除租赋
安帝元初六年（119年）四月，因为会稽大疫，而下令“除田租、口赋”。
（九）赐爵、给予粮食布匹等
顺帝永建元年（126年）春正月因“疫疠为灾”，而下诏：“大赦天下。赐男子爵，人二级，为父后、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流民欲自占者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贞妇帛，人三匹”。
秦汉时期，人们对疫灾成因的看法大多有不科学的成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疫灾的应对措施主要放在修德改政等人事上面，而对巡医致药的直接救助措施重视不够，这就必然不利于迅速遏止疫灾，使救灾效果大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