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的形成虽然主要是自然因素的作用，但社会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成灾因子。秦汉时期灾害形成的主要社会因素有社会生产力落后、统治腐败、豪强势力的强大、世风奢侈、大量毁林、人口分布以及边疆地区的开发等。
一、社会生产力落后
秦汉时期社会生产力还是相当落后的。战国中期，李悝曾为魏文侯分析一户普通农民的经济状况：
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
按照李悝的分析，战国时期普通农户在正常年景仅能维持最低生存标准，经常入不敷出，很难抵抗自然灾害。汉初，贾谊也分析了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
贾谊上文中提到亩产量是很低的估计，实际上汉代亩产量一般在亩收二三石左右，但即使如此，农民仍然处于“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妇不织，或受之寒”情况之下，很难抵抗住自然灾害的冲击。
耕牛在秦汉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牛耕虽然早已出现，但有相当一些地区尤其是稍微偏远一点的、或是开发不够充分的地区，农民还不会使用牛耕。到了东汉时期，牛耕还不够普遍。章帝建初八年，王景升迁为庐江太守的时候，那里的人民还不知道使用牛耕，“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任延为九真太守，也曾教民牛耕。东汉初期发生了几次大牛疫，耕牛大量死亡，耕地面积急剧减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缺少耕牛成了制约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这从朝廷下的救灾诏书中多次涉及耕牛可以得到证明。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落后，秦汉时期只有极短暂的时期出现了“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的情况，反映粮食短缺的史料俯拾皆是。可以认为：秦汉社会财富积累尤其是粮食积累是很有限的，常常处于勉强维持阶段，整个社会的承灾力和抗灾力都很弱。在这种情况下，微小的自然异常都有可能产生严重的灾难性后果。
二、统治的腐败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灾害的发生与国家的治乱有着密切关系。治世灾害相对较少，乱世灾害相对较多。西汉的成帝、哀帝、平帝和王莽时期，东汉的安帝、顺帝、桓帝、灵帝、献帝时期，都是灾害的多发期，同时也是政治黑暗腐败期，政治治乱与灾害频发之间的对应关系在秦汉时期表现得是比较明显的。
王朝统治的腐败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削弱了民众的承灾力，从而变相增加了灾害的危害程度。腐败的统治主要表现在苛征田租口赋，兵役、徭役繁重以及吏治腐败等方面。
田租是按土地面积征收的土地税，口赋是按人头征收的人口税。这两项税收既是导致农民日益破产的主要因素，也是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社会成员手中的主要原因。社会财富（包括土地、粮食等）高度集中到少数社会成员手中，使得大部分社会成员的抗御灾害的能力大为削弱，破产农民的承灾力很弱，在正常年景常常食不果腹，强度不大的自然异常往往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秦朝****之下的租赋额度是很高的。西汉初期，实行轻徭薄赋政策。但客观的史实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农民已经大批破产，仅关东地区就有破产农民240万。东汉时期，农民破产情况更加严重。可以相信，秦汉时期有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处于“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财以奉其政”这样一种社会状态。
繁重的兵役、徭役是严重削弱社会抗灾能力的两个因素。兵役、徭役所征用的都是青壮年劳动力。对于一个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的国家来讲，兵役、徭役过重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往往是灾难性的。秦始皇大修宫殿陵墓、长城、阿房宫、骊山陵工程空前绝后，北备匈奴，南戍五岭，全国人口的1/10同时在服徭役兵役，如此多的青壮年劳动力脱离生产，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西汉成帝“大兴徭役，重增赋敛，征发如雨，役百乾溪，费疑骊山，靡弊天下，……百姓财竭力尽，……流散冗食，死于道，以百万数”。东汉中期以后，兵役的征发严重影响到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长期的战争也耗费了大量社会财富。《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随至虚耗”。安帝永初二年，因为羌人反叛，“湟中诸县粟石万钱，百姓死亡不可胜数”。过度繁重的兵役、徭役直接影响农业生产。仲长统《昌言·损益篇》中讲得非常明白：“盗贼凶荒，九州代作，饥馑暴至，军旅卒发，横税弱人，割夺吏禄，所恃者寡，所取者猥，万里悬乏，首尾不救，徭役并起，农桑失业，兆民呼嗟于昊天，贫穷转死于沟壑矣。”又如东汉中山简王刘焉死后，为其修墓者万余人，备陵墓材料者数千人，徭役征发动摇六州十八郡，“大为修冢茔，……作者万余人。发常山、巨鹿、涿郡柏黄肠杂木，三郡不能备，复调余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数千人。凡征发摇动六州十八郡，制度余国莫及”。
吏治腐败妨害农业生产，严重影响救灾实效，变相加重灾情。
其一，基层官吏借救灾的机会“征召会聚，令失农作，愁扰百姓”，直接妨害农业生产。
其二，在救灾过程中，采用一些阴暗手段违规操作，真正的灾民得不到救助，地方豪强反而大大受益。每当农业遭灾，中央政府都会要求各地方政府上报缺粮绝粮户口人数以便救济，地方官吏却以衣服、鞋子、锅等家家都有的生活日用品作为衡量贫富的标准，使得真正需要救济的贫苦百姓不能得到救济，一些富有家庭反而从中渔利。这些腐败行为严重影响了灾害救助的实效。史载“郡国上贫民，以衣履釜鬵为赀，而豪右得其饶利”。
其三，上报灾害过程中弄虚作假，隐瞒灾情。如安帝元初二年（115年）五月，京师洛阳大旱，河南以及其他19个郡国发生蝗灾。而地方政府隐瞒灾情，上报说遭受蝗灾的农田面积只有顷亩之地，直到汉安帝亲眼看见蝗虫遮天蔽日地飞过洛阳，地方官僚们的恶劣伎俩才被戳穿。安帝在诏书中对此严加斥责，说：“……被蝗以来，七年于兹，而州、郡隐匿，裁言顷亩。今群飞蔽天，为害广远，所言所见，宁相副邪？三司之职，内外是监，即不奏闻，又无举正。天灾至重，欺罔罪大。”
其四，赈灾过程中弄虚作假，贪污腐化，严重影响对灾民的救济。按照传统的做法，地方政府于灾荒之年应当对灾民免费提供粥饭，但在东汉安帝时，这项惯例被打破了，安帝元初四年（117年）七月，京师洛阳和10个郡国发生水灾，对于施粥救灾措施，“郡、县多不奉行”，或者“虽有糜粥，糠秕相半”《。再如，献帝兴平元年（194年），汉献帝派侍御史侯汶动用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结果“经日而死者无降。帝疑赋恤有虚，乃亲于御坐前量试作糜，乃知非实”。
其五，各级贪官污吏竞为苛暴，侵害人民利益，削弱了人民的承灾力。如和帝永元年间，农作物连年减产，到永元十二年（100年）三月，已经流民满道了，但各级官吏还“竞为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虚名，委任下吏，假势行邪。是以令下而奸生，禁至而诈起。巧法析律，饰文增辞，货行于言，罪成乎手”。
其六，为了增加粮食产量，把农民牢牢地捆绑到土地上，规定“有田者不得渔捕”，即规定以种田为业者不许捕鱼打猎。即使遭遇灾荒也不许灾民自由捕鱼打猎接济生活。
东汉桓帝时，政治腐败已经严重危害到普通民众的正常生活：“牧守长吏，上下交竟；封豕长蛇，蚕食天下；货殖者为穷冤之魂，贫馁者作饥寒之鬼；高门获东观之辜，丰室罗妖叛之罪；死者悲于窀穸，生者戚于朝野。”在残酷的封建压迫与灾害的侵袭之下，单个家庭抗御灾害的能力已经降至最低极限。“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盐之事。”广大民众生活在朝不保夕的状态之中，遑论抗灾御害！
统治集团庞大也是灾害频发的原因之一。庞大的统治集团占有并耗费了大量社会财富，社会财富总量的减少必然导致救灾物资储备量的减少，从整体上削弱了社会承灾力。以东汉为例，东汉建国之初，官多民少，官民比例严重失调。光武帝下令精简机构，裁减官员，“条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这次精简裁员看来力度不小，效果也不错。但此后官吏人数又日益增多，到殇帝延平元年（106年），官僚机构已经相当臃肿了，仅朝廷太官、汤官所需费用一年就有二万万之多，“太官、汤官经用岁且二万万”。
三、豪强势力的强大
秦汉时期，豪强势力强盛，残酷侵渔平民，致使很多人家生存艰难。西汉时司隶校尉鲍宣在一次上书中，以饱含血泪的笔触，描述了农民“七亡”“七死”的凄惨景况，其中“豪强大姓蚕食无厌”名列“七亡”之第四。到了东汉时期，豪强势力比西汉时更加强盛。豪强势力的强大致使土地兼并盛行。自刘秀度田失败后，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批自耕农丧失了土地沦为流民，“地广而不得耕，民众而无所食”，其自身承灾力丧失殆尽。东汉是中国历史上流民最多的朝代之一。人数众多的流民无田可耕，还要消耗掉一部分社会财富，“田荒不耕，游食者众”，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整个社会的总承灾力。东汉时的仲长统就当时豪强之家对社会财富的集聚情况作了描绘：“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从宏观上讲，一定时期内社会财富总量是一定的。当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时，就会有更多的人陷入贫困之中，贫困者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即使是相对比较轻微的自然异常都可能成为贫困者的灭顶之灾。
四、世风奢侈
随着社会的发展，财富逐渐集中到了皇族、官僚、豪强地主手中，并没有积聚储存以备灾害，相反，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所生产出来的有限的财富却成了地主阶级荒淫奢靡生活的糟蹋对象。西汉元帝时，“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诸官奴婢十余万人戏游无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巨万。”千千万万劳动者辛勤劳作的成果在荒淫无道的昏君和竞相奢侈的官僚手中转瞬间便灰飞烟灭，化为乌有了。严重的时候，国库空虚，普通百姓家庭也没有积蓄，“公家无一年之畜（蓄），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社会财富总量（主要是粮食）极度匮乏，国家和人民都处于无“异”而“灾”的临界状态，这是极其可怕的。
奢侈一旦成为世风，在这种风气的笼罩下，社会上就会流行严重的铺张浪费习俗。奢侈风气自秦已有，至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疲敝，以刘邦为首的统治集团大都起于社会底层，生活俭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奢侈浮华的社会风气再度盛行。在众多的奢侈行为当中，尤其以婚姻嫁娶和埋葬死人最为铺张。
其一，崇厚葬。
秦汉时期，人死之后，王侯之家大兴土木。厚葬之登峰造极者莫过于秦始皇的骊山陵墓，这座动用70万人修筑的坟墓高达几十丈，周围5里多，用水银作成江河湖海，用珍珠作成日月星辰，整座坟墓就是一座巨大完整的宫殿，内藏各种珍宝，堪称世界之最。《后汉书·刘焉传》记载中山简王刘焉死后，朝廷不仅赐予巨额金钱，而且“大为修冢茔，开神道，平夷吏人冢墓以千数，作者万余人。发常山、巨鹿、涿郡柏黄肠杂木，三郡不能备，复调余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数千人。凡征发摇动六州十八郡，制度余国莫及。”
一般地主家庭往往也竭尽财力对死者进行安葬。《崔寔传》记载：“寔父卒，剽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葬讫，资产竭尽，因穷困，以酤酿贩鬻为业。”
糟糕的是，厚葬已经成为一种很坏的社会风气。汉明帝在永平十二年五月丙辰诏中就曾经说：“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糜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绝命于此，岂祖考之意哉！”可见当时厚葬风气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王符对厚葬风气也有记载：“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桐木为棺，葛采为缄，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后，转用楸梓槐柏杶樗之属，各因方土，裁用胶漆，使其坚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边远下土，亦竞相放效。夫檽梓豫章，所出殊远，伐之高山，引之穷谷，入海乘淮，逆河溯洛，工匠雕刻，连累日月，会众而后动，多牛而后致，重且千斤，功将万夫，而东至乐浪，西达敦煌，费力伤农于万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坟，中世坟而不崇。……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檽梓楩楠，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
其二，重嫁娶。
秦汉时期，非常重视婚姻仪式，以隆重铺张为上，“其嫁娶者，车数里，缇帷竟道，骑奴侍童，夹毂并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其不逮，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业”。
其三，日常生活崇尚奢侈。
东汉世风尚奢侈，富豪之家车马服饰更是极尽豪华之能事。王符说：“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庐第，奢过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彩牒，锦绣绮纨，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玳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穷极丽靡，转相夸咤。”“今人奢衣服，侈饮食，事口舌而习调欺。或以谋奸合任为业，或以游博持掩为事。丁夫不扶犁锄，而怀丸挟弹，携手上山遨游，或好取土作丸卖之，外不足御寇盗，内不足禁鼠雀。”这些奢侈的社会习俗浪费掉了大量社会财富，导致社会救灾物资储备量减少，严重制约和削弱了整个社会的抗灾能力。
五、大量毁林
森林对于涵养水源，减少山洪暴发的作用已经为现代科学研究所证实。东汉立国之后，社会日趋稳定，人口日益繁衍，荒地荒山日益得到开发，大量林木被砍伐，到东汉末年郑浑做魏郡太守时，魏郡已经出现“郡下百姓，苦乏林木”的状况。两汉时期不当地发展农业及手工业，尤其是较为发达的冶炼业，是破坏生态和引发灾害的重要因子；两汉时许多地区山秃林尽，冶金业恐怕难脱其咎。郑州古荥镇考古发现的一座西汉冶铁炉，据考证可日产生铁1吨左右，平均每产1吨生铁约需木炭7吨。若按日产生铁0.5吨计算，每年就需木炭1280吨，相当于3200立方米的木材产量（依木材比重每立方米0.5吨、出炭率20%计算）。以每亩林取木10立方米计算，一座高炉一年可用去300余亩山林。盛行于两汉的浮侈世风对林木资源的大量耗费，使得其调节生态和遏制灾害发生的能力大大降低，以致屡发的灾害呈蔓延之势；统治集团为争权夺利而发动的战争，在毁灭人类文明的同时，也令生态环境资源遭受重创从而引发灾害。
六、人口分布和边疆地区的开发
大量人口聚集起来沿河沿江而居是特大恶性水灾的主要成因之一。在秦汉时期，这种情形于长江、汉江、黄河表现得尤为突出。西汉高后三年（前185年），“夏，江水、汉水溢，流民四千余家”。高后八年（前180年）夏，“江水、汉水溢，流万余家”。“夏，汉中、南郡水复出，流六千余家。南阳沔水流万余家”。这里的“江水”即长江，“汉水”和“南阳沔水”即今天的汉江。
西汉时，大量人口聚居在黄河两岸，沿黄河大堤开垦农田，种植庄稼，结果，在黄河泛溢决口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成帝建始四年（前29年）秋，黄河在东郡（今河南濮阳）金堤处决口，史称“河决东郡，流漂二州”，隔了一年，成帝河平二年（前27年），黄河又在平原郡决口，到公元11年，黄河又在魏郡决口，淹没清河以东数郡。其他一些小的河流也时常决溢造成水灾，高后四年（前184年）秋，“河南大水，伊、洛流千六百余家，汝水流八百余家”。
再者，人口密度相对较大的地区容易发生疫灾。如，两汉的首都长安和洛阳、扬州的会稽都是人口密集的地区，这些地区都曾经发生过大疫灾。人口密度很大的军营中容易爆发疫灾。
如果拿前文灾害空间分布情况与郡国人口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人口分布和灾害的空间分布之间是正相关关系。两汉时期的司隶校尉部、豫州、兖州、青州、冀州、徐州是水旱等灾害的重灾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河南、河北、山东、安徽以及江苏北部地区。可见，灾害频繁发生在人口密度大的地区。
边疆地区的开发致使灾害日渐增多。秦汉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活动半径越来越大。我国西北、东南以及南方日渐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开发。西北干旱半干旱区的开发使得旱灾频次增多，危害程度加深。南方地区也由于出现了大量人口和农田而灾害日渐增多。
关于秦汉时期灾害成因的探讨，在前文中已经讨论过，虽然很多学者提出过一些观点，但有说服力的不多。以上对于秦汉灾害原因的探讨，主要仍是学术界的一般看法，很多观点需要深入研究，以便进一步修改、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