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并严惩那些坚决反对和平、积极破坏和谈、积极准备抵抗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推进的反革命首要。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这个真理，难道现在还不明白吗？
——《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46页）“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出自《左传 闵公元年》：
仲孙归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对曰：“难不已，将自毙，君其待之。”
庆父是鲁庄公的弟弟。庄公死后，其子子般即位。庆父欲篡夺君位，将子般杀死，另立闵公做国君。后来，闵公又被庆父杀害。因为庆父的多次作乱，使得鲁国政局动荡，激起了百姓的愤慨。齐国大夫仲孙湫奉齐桓公之命到鲁国前来对祸乱表示慰问，回国后对齐桓公说：“不除掉庆父，鲁国的祸难就不会结束。”齐桓公问：“如何才能除掉他呢？”仲孙湫回答说：“庆父一再制造鲁国的内乱，必将会自取灭亡，您就等着吧。”后来发展的情形果然如仲孙湫所料。因民怨太大，庆父在鲁国无容身之地，只好逃到莒国。鲁僖公即位后，向莒国索要庆父。庆父自知回国后没有好下场，只得在途中自缢。后把制造内乱的人比作“庆父”，用“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意指不把制造混乱的罪魁祸首铲除，国家或社会就不会得到安宁。
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的战略大决战胜利结束后，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需要太长时间了，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即将走向行将就木的生命终点。面对急转直下的不利局势，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弃和平于不顾、开战端于国门之内的国民政府突然放出“和平谈判”的空气来。1949年元旦，蒋介石正式宣布“主动下野”，同时发表要求与中共和谈的《新年文告》，向全国人民表达了“和平谈判”的“诚意”。
为了尽快结束战乱，减轻人民痛苦，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表达了愿意同国民党和谈的诚意。３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于４月１日在北平举行，中共方面的谈判首席代表是周恩来，代表团成员为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后又加派聂荣臻）。4月1日，由张治中为首席谈判代表的包括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后又加派刘裴）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来到北平。从次日起，双方代表开始交换意见，磋商、酝酿和谈方案。
早在正式谈判前，中共方面就拟订了和谈的八项条件，即：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对于这些代表民意的提案，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均表示“条件太高”，不断提出“修改意见”。特别是在“惩办战争罪犯”的问题上，与中共方面分歧最大。这种做法，显然违背之前代总统李宗仁声称愿意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作为基础进行谈判的做法，显示出国民政府毫无诚信可言。就在和平会谈的同时，蒋介石却在浙江奉化指挥他在江南的残余部队，经营着长江防线的构筑，企图以和谈换取整军备战的时间，俟机反扑。更令人愤怒的是，就在南京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的同一天，南京六千多名爱国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实现真正的和平。国民政府不顾学生的合理要求，出动军警镇压游行，酿成两人死亡、一百余人受伤、多人失踪的“南京惨案”。国民政府的种种做法，充分暴露了他们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更谈不上为中国谋求和平之努力了。
为了揭露国民政府的虚伪，使民众看清事情原委，4月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社论。社论首先为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指出目前摆在他们面前的两条路：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最终将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另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为了分化敌人阵营团结真心期盼和平的人，毛泽东分析了国民政府目前存在的三种类型的人，即：一、坚持地走第一条路的人，在行动上他们是继续备战，继续卖国，继续压迫和屠杀要求真和平的人民，他们是蒋介石的死党；二、愿意走第二条路的人，但是他们还不能作出有决定性的行动；三、徘徊歧路、动向不明的人，他们既不想得罪蒋介石和美国政府，又想得到人民民主阵营的谅解和容纳。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政府，基本上是第一部分人和第三部分人的混合物，第二部分人为数甚少。这个政府到今天为止，仍然是蒋介石和美国政府的工具。对于四月一日国民政府在南京造成的惨案，毛泽东认为：这是李宗仁、何应钦政府保护蒋介石、保护蒋介石死党、保护美国侵略势力的必然结果。这是李宗仁、何应钦政府和蒋介石死党一同荒谬地鼓吹所谓“平等的光荣的和平”，借以抵抗中共八项和平条件，特别是抵抗惩办战争罪犯的结果，而不是什么所谓的“偶然事件”。接下来，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如果国民政府真心与中共和谈并表示愿意接受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那么，就应该立即逮捕并严惩主凶蒋介石、汤恩伯、张耀明，逮捕并严惩在南京上海的特务暴徒，逮捕并严惩那些坚决反对和平、积极破坏和谈、积极准备抵抗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推进的反革命首要将领。这里，毛泽东把这些破坏和平的人比作庆父，并摘用“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典故说明了一个真理：只有先惩处战犯，消除阻碍和谈的因素，国家才能安定下来，才有真正的和平可言。社论的最后，毛泽东向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再一意孤行，包庇战犯，企图以依赖美帝国主义对抗中国人民的话，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将迅速渡江南下，取得人民战争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的这篇社论，有婉言劝说的恳切言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尽全力争取国民政府军政界一切愿意立功赎罪、可以合作的人的包容性；也有义正词严的坚定，明确表达了中共方面的政治立场和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毫不让步性。然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为和谈作出的种种努力并没有感化国民政府，蒋介石等继续做着依托长江天险实现“划江而治”的美梦。而毛泽东也在国民政府拒绝接受和谈的电文发出后的次日，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渡江，全歼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仅用两天的时间，人民解放军就突破了长江天堑，攻克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至九月底，基本解放了中国大陆。在铲除了“庆父”等人，消除了“鲁难”后，一个朗朗的新中国也随之建立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