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既然还在抗日，其对我党既然还在一打一拉，则我党的方针便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
——《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82页）“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出自南宋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为人之道，各在当人之身，初无彼此之别。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
这是朱熹为《中庸》第十三章“道不远人”所作的注解。大意是：“为人之道”就存在于各人自己身上，一开始并无区别。所以，君子“治人”，就在于以现存的道，去启发人们“心中”之道，这样才能为人们所乐于接受。“道”，实际上就是道理、法则。儒家认为，道是天然地存在于人自身的，一刻也不会离开。朱熹这句话的本意是启发人们了解“道”、把握“道”并运用“道”。但随着汉语的演变，最终被用作贬义，意指：用别人对待自己的办法去对待对方。
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并未真心与共产党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他们随即将反共重心由华北转向华中，企图消灭在华中抗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1940年3月，国民党当局制定了“肃清”淮河流域和陇海铁路东段以南地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方案。不久，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韩德勤通电全国，诬蔑新四军“破坏抗战”，为发动新的反共高潮制造舆论。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19日）电”，在大肆诬蔑我军“破坏抗战”、“不服从军令、政令”外，还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集中到黄河以北冀察地区，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面对来势更为迅猛的反共浪潮，毛泽东和党中央审时度势，及时调整了斗争方针和策略。在思想上，毛泽东提醒各级干部要深刻认识到这次反共高潮的严重性：“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我们要准备对付最黑暗局面”；在政治上，向国民党人员及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阐明“剿共”则亡国亡党，投降则日寇必使蒋崩溃，有百害无一利的道理。动员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危机；在军事上，电令中原局、东南局和新四军，做好各项准备，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同时，为了顾全大局，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的稳定，我八路军、新四军决定作出让步，遵守蒋介石的命令，将主力北移。
共产党的种种努力和让步并没有打消蒋介石消灭新四军的决心。1941年1月6日，奉令转移的九千余新四军到泾县的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顾祝同、上官云相所属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八万多人的袭击。新四军苦战八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除小部突围外，大都壮烈牺牲。政委项英、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军长叶挺被扣押。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仍以民族大义出发，不与国民党作最终决裂，提出了包括惩办事变祸首在内的十二条处理意见。同时，利用报纸、广播等形式揭露事变真相，唤起国内外爱国力量的支持。一时间，蒋介石陷入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境地，不得不作出“以后亦绝无‘剿共’的军事”的保证。第二次反共浪潮在实际上又被击退了。
第二次反共高潮，由蒋介石亲自策划，前后历时五个月。其间，中共方面险情迭起，处理稍有不当，就会对国家和民族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为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抗日，并继续有效地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和反共逆流，总结这次斗争的经验教训就非常必要。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撰写了《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一文。
文中，毛泽东总结了八条经验，即：一、在目前中国之两大矛盾中，中日矛盾仍是第一位的，是基本矛盾；二、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我们对他们也要采取两面政策；三、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四、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五、有些同志由于对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发生动摇，并因此对国内阶级关系作了错误的估计，因而对党的政策也有时发生动摇；六、一些同志当着我党中央令其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可能的破裂，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的时候，他们就把别的可能性丢掉了；七、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一战线政策和阶级政策，从而不了解统一战线教育和阶级教育的一致性；八、还有一些同志，不了解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
毛泽东摘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在总结第二条经验时。在这条中，毛泽东对英美派的大地主地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了论述：“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针对这种特点，毛泽东提出对他们应采取“以打对打，以拉对拉”两面政策。借用宋代大儒朱熹的话来说，就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毛泽东摘用这句古语，形象并深刻地阐释了对付一切反共力量的基本策略原则。这个策略，从此贯穿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始终。直到新中国建立的前夕，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还写到：“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