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三年前的香港，一个刚过而立之年的浙江青年，将自己小时候在家乡听来的一段乾隆传说，用自然流畅的文笔，写成洋洋洒洒、飘逸自如的《书剑恩仇录》。从此一个响亮的名字诞生于世------金庸。
相比不少文学名家那些颇有来历和颇有讲究的笔名来说，金庸这个名字的来历却出人意料的简单：他的本名查良镛的“镛”字拆开便是。就知名度而言，这信手拈来的笔名，实在不知要比他的本名高出了多少倍。
今天，金庸的作品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小说。邓小平是内地最早接触金庸作品的读者之一，而台湾蒋经国先生的案头上，也经常放着一套金庸小说。从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到贩夫走卒，从黄土高坡到异国他乡，极少有一个作家的作品能获得如此广泛的接受。仅是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历年来的销售量，连同非法盗印的在内，累计已达一亿套以上，实际读者比此多出几倍。英、日、韩等文字译本也已问世。金庸的小说，造就了亿万个“金庸迷”。
自己从小爱好文学，中外名著皆有所浏览。对于武侠小说，一直视为难登大雅之堂，不屑一顾。上大学时，看到一些同学捧读金庸小说到了废寝忘食、如醉如痴的程度，感到极为不可思议。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多是盗版，鱼目混珠、移花接木之作不少，寻来几本细读，方觉不俗，于是留心收集相关资料。来港工作后，如愿购得一套竖版繁体的金庸全集，供平日闲暇时细细品味。前不久参加在港举办的一个展览，更是亲眼目睹了“金大侠”的风采：一脸佛相，刚柔并蓄，宽阔饱满的额头，予人一种睿智之感；满面红光，一对细小的眼睛，微笑时眯成一条线，予人一种深不可测、洞察世情的威力；笑声爽朗，挥洒出一种真率的情怀。
读金庸的作品，会愈发对金庸这个人产生兴趣。
金庸自己完全不会武功，书中描写的名山大川，许多他也从未涉足过。但他的作品，文字浅白凝练，情节精彩纷呈，幻想雄奇无比，刀光剑影，曲折离奇，并时时处处流露出他在学术、艺术、历史、地理等范畴的渊博学识，比旧武侠小说多了一种人情味、一种艺术沧桑感、一种诗意、一种深刻的人生哲理。有评论道：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有两位作家的作品，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真正做到了写尽中国的人生，一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另一便是金庸的武侠小说。正如“红学”的兴盛，一个以金庸武侠小说为研究对象的“金学”，正日益引起广泛的关注。北京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金庸作为文学大师，位于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名列第四。
金庸从1955年开始创作武侠小说，1972年完成《鹿鼎记》后封笔退出“江湖”，迄今作品共有十五种三十六册。“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作为一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已成为历史。但他三十五岁时，用八万元港币创办的《明报》，至今仍活跃在香港传媒界，为人们津津乐道。1993年，金庸功成名就、事业辉煌之际，他毅然决然地辞去《明报》掌门人一职，彻底隐退。金庸解释道：“我最佩服的便是范蠡和张良，功成名退，飘然而去。每个人的理想各不相同，对于我，第一个理想是少年、青年时期努力学习，得到相当的知识和技能；第二个理想是进入社会后辛勤发奋，做几件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有利的事；第三个理想是衰老时不必再工作，能有适当的物质条件，健康平静愉快的心情和闲暇来安度晚年，逍遥自在；第四个理想是，我创办了《明报》，确信这件事对社会有益，希望它今后能够长期存在，继续发展，为大众作出贡献”。
金庸一生很幸运，他的四个理想大致都实现了。他塑造了众多浪迹天涯的武林高手，而生活中的他则不爱交际，只喜欢独处居室，静静地读书、研佛、下棋、听音乐。金庸文化的魅力，源于他的武侠小说，但并不止于此，他还是著名报人、政论家、社会活动家、佛学家。金庸这个重要的文化人物，没有产生在内地，也没有产生在台湾，偏偏产生在被称作“文化沙漠”的香港，确实引人深思。
金庸的作品经久不衰，金庸的为人，如同他的作品一样，值得我们去反复研读。
1998年6月于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