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看了大量杂书，一方面，他更多地了解国内外的大事，他为祖国的弱小担忧，对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横行感到气愤。但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大，思想日益趋向保守，既对现实不满，又不愿采取变革现实的激烈行动。同学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老太婆”，后来又叫他“道德经”。正是在改良思想的指导下，陈果夫与同学吴一峰发起，在学校办了一张小报，取名《励言》，其宗旨是勉励同学一心学习，不受外界影响，学好知识，以救国家。“这张三日刊，也办了三四个月，可以销售到40多份，起初3个人办，后来他们两个都有别的事情忙，无暇兼顾，只好由我一个人独立经营，仍旧保持原来的销路。”当时学校中还办有其他好几张小报，因鼓吹反清、排满、革命，因此无一例外地遭到校方查禁。“我们这张报纸，对学校当局也有不满的话，因为我们的态度是忠告，是劝励，所以他们不来禁止。”《励言》这种温良恭俭让的态度正是陈果夫内心世界的反映。
在对待革命的问题上，陈果夫不仅言论上是温和的，在行动上也是迟缓的。他不愿与旧的思想观念作决裂，对旧制度、旧思想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1908年，剪辫风潮波及陆军小学，学生们受革命影响，纷纷剪辫，以示反清的决心。陈果夫见大家都剪了，怕自己不剪，又会发生像旅宁公学那样的遭遇，因此，他还是忍痛剪了辫子。但剪下的辫子又舍不得丢下，而是“结成一条辫，常常随带在箱子里，一直到辛亥革命的时候，还是带着”。
陈果夫的思想尽管如此保守，但全国革命的形势却是在急剧变化，这些不能不对陈果夫发生影响。再加上他二叔陈其美对他总是不断给以教育和鼓励，这也使陈果夫的思想不可能一成不变。后来，一件偶然的事情，竞促使他参加了陆小的一次学生风潮。
陆军小学本来是3年毕业，但1910年，皖系军人为了安插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毕业生，竟无理要求陆小延长一年的修业期限，当时陆小的张总办却答应了这一要求，这就激起了学生的愤怒。陈果夫便将这位总办平时吸食鸦片、腐败不堪、欺压学生的所作所为写成文字，告诉在上海的陈其美。陈其美看到这篇文字后，认为是揭露清朝官僚统治的好材料，便在他主办的《中国日报》上刊登出来。这样一来，陆小的学生犹如火上加油，决定集体罢课。事情越闹越大，陈其美专程来校指导，上海学生也给予支持。结果，学校总办被陈果夫虽掌握一部分的金融，可他的财力与孔祥熙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撤职，斗争取得胜利。从此，陈果夫成了学生领袖，他再也没有理由瞻前顾后了。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他只得往前走。后来，他与一些同学合办了一个革命性的秘密组织“襄义社”，吸收社员30多人，鼓吹反清革命。
1911年4月，陈果夫从浙江陆军小学毕业，6月，考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这样，他离开西子湖畔，再返石头城。这时，他已是20岁的青年了。南京的学习十分短暂，以至他还没有来得及游玄武湖、登紫金山，领略十里秦淮的美丽风光。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陈果夫便结束了学习生活。这短短的几个月，陈果夫革命的热情进一步勃发，并且填具誓约，正式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孙中山革命党中的一员。这对陈果夫来说，无疑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陈果夫后来回忆说：
这时候，个人的人生观比以前有进步，革命情绪一天高涨一天。在中学所上的功课和以前差不多，觉得无聊，便联络同学做组织和宣传工作，武汉起义后，更是积极进行。阴历九月初离开了学校，参加武汉保卫与支持的工作。我的学校生活从此可以说告以结束。
陈果夫时而在湖南、时而在杭州奔走求学，陈立夫十分羡慕，他也想外出闯世界。但父亲不让两个儿子都外出，另外，继祖母又特别宠爱陈立夫，所以陈立夫在沈氏塾馆一直念到了11岁。随着年龄的增大，他对外面五彩缤纷的世界更加向往。此时，辛亥革命发生，上海光复，二叔陈其美正受任革命军沪军都督之职，便一再来信催促，希望陈立夫来上海读书。正好，三叔陈其采在上海，陈果夫因患肺病也在上海养病，为了阖家团聚，陈立夫一家，除父亲陈其业因商务上事情还留在吴兴外，其他人都来了上海。
在上海，陈立夫一家住在英租界跑马场附近的马霍路。一个乡下孩子，第一次来到大城市，高高的洋楼，宽阔的马路，飞驰的汽车，都使他感到新奇。但同时，在租界，经常可以看到英国人侮辱中国人的举动，印度巡捕当街踢打中国同胞，这些都深深刺伤了陈立夫内心的人格尊严。他感到了国家的落后和民族的积弱，暗暗下定决心，学好知识，拯救自己的国家。
陈立夫虽在湖州念完了小学，但要考进上海的中学，并非易事，因考试科目中有英文一项，而陈立夫从没学过英文，必须进行补习。于是，陈立夫首先进了湖州旅沪公学，专门补习英文。这所学校是当时居住在上海的湖州商人所设，专招湖州子弟学习，陈立夫进校后感到如在家乡一样，乡音乡俗，十分亲切。教英文的老师叫沈阶升，此人教学态度十分认真，不厌其烦，循循善诱。陈立夫在这位沈先生的教育下，英文学习进步很快，而且，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师生关系，后来，陈立夫当了国民党大员后，一度聘请沈阶升先生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
在旅沪公学补习几个月后，陈立夫以优异成绩考进了上海南洋路矿学校。这是一所西式学校，校长林兆禧长期生活在国外，英语相当好，治校严谨。由于陈立夫从没接受过新制下的小学教育，而且又无文凭，只能先读预备班，学习以前没学过的数学、自然科学等课程。
南洋的教材几乎都是英文原版，这对只读过几个月英文的陈立夫来说，真是苦不堪言，刚开始英文考试竟不及格。但陈立夫聪明，且能刻苦，一年下来，成绩名列前茅，数学还考了第一。
1913年，陈立夫正式开始了在南洋路矿学校中学部的4年课程学习，这所西式学堂，无疑是一个崭新的天地，陈立夫一下子竟爱上了自然科学，对采矿技术尤感兴趣，心中立下志愿，将来当一个采矿工程师。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孜孜不倦地看各种书籍，再加本身的聪明，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
不久，二叔陈其美前往东北大连筹设奉天革命党机关，离开上海，但他在经济上给予陈立夫全力资助，为他在上海安心读书解除了后顾之忧。此时，陈果夫也因百无聊赖，便与三叔陈其采还有杨普竹等人，一起拜刚从国外回来的经济学家薛仙舟为师，学习德文。每天早晨7点钟，便在上海阿瑞里王亮畴先生的家中听薛仙舟讲课，遇到星期天，陈立夫也来到这里，跟着他们学习两句德文。上完课后，陈果夫与陈立夫便拉着三叔陈其采一起去逛街，或到豫园去游玩。这段时间，兄弟俩第一次有较多的时间呆在一起。他们学习、玩耍、交谈，过从甚密，这使兄弟之间更加亲密，一时间，他们经济上有陈其美的支持，在上海这个大都市里生活得无忧无虑，真可谓“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可是好景不长。就在陈立夫到上海上学后的第三年，即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二陈在上海失去了强大的经济后盾，陷入十分窘迫的境地。无奈，陈果夫只好回浙江。陈立夫也想辍学，他的学业正处于关键时刻，如果丢下，将前功尽弃。因此，三叔陈其采坚决不允许他回家，并答应今后的生活费用一概由他负责。因陈其采此时已进入上海金融机构，负担一个人的生活与学费还是有能力的。这样，陈立夫便留下来继续完成他的学习任务。只是，经济上不如原来宽裕，再加陈果夫也不在上海，平添了许多孤独，但却可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
南洋学校对学生有严格的奖惩制度，学生必须全学期的成绩分数总平均85分以上，而且全勤，没有一次缺课请假，方可拿走学校颁发的奖状。陈立夫在校4年，8个学期，平均都在95分以上，数学成绩好几次满分，但由于有一次为参加哥哥陈果夫的婚礼，请了两小时假，只拿了7个学期的奖状。
4年的中学学习很快过去，陈立夫家中经济情况愈见艰苦，父亲陈其业的生意陷于低迷，明确表示没有能力供他继续升学。三叔陈其采自己有子女3人，另外因二叔陈其美遭袁世凯枪杀，还得负责二婶家的生活，也希望陈立夫能立刻就业，分担家计，他到处托人，在京沪铁路局找到一个随车检票的工作。但陈立夫求学心切，根本不想就业，他考虑到家庭确实困难，便报考了天津北洋大学，因这里每学期只收学费10块大洋，并免费提供课本和实验设备。但由于是名校，报考学生很多，当年在上海只录45名，而报名学生达六七百人。陈立夫没跟家里讲，便偷偷报了名，并偷偷参加了考试。
终于到了发榜的时候，陈立夫怀着紧张而焦急的心情来到榜前，只敢从榜尾看起，一个一个往上看，但总不见自己的名字，内心已经开始失望，直到最后几个名字，终于看到了“陈立夫”三个字，他竟然考了第五名。此时，他才敢把消息告诉家里人，父亲来信严厉责备了陈立夫，说他不经许可，自作主张，并说无钱供他读书。三叔默不作声，因他知道陈立夫成绩好，应该深造，但自己又无力资助。只有哥哥陈果夫最为高兴，因自己没有机会再学习，真诚希望弟弟能上大学，并给了10元钱，鼓励他好好读书，专心求学。
为了筹措学费和去天津的盘资，陈立夫返回湖州，他的二婶母、四姨母及其他一些至亲都分别或多或少给了一些钱，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正当陈立夫苦恼万分的时候，父亲叫了他去，拿出25块大洋，交给陈立夫，十分恳切地说：“这些钱是我多年的积蓄，也是我尽可能给你的学费，从今以后，一切就要靠你自己了。”接过父亲的钱，听了父亲的话，陈立夫潸然泪下，一方面感激父亲的爱子之情，另一方面也考虑今后要节省，克服困难，完成学业。
1917年8月底，陈立夫坐上了一艘上海驶往天津的海轮，站在三等舱的甲板上，望着海天一色的远方，他心中虽有一丝天涯孤旅的愁怅，但更多的则是心想事成的惬意，以及对未来大学生活的美好憧憬。第二章为胜利欢呼雀跃，十里洋场翻云覆雨
愿意从当兵做起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并迅速取得胜利。武昌起义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推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迅猛发展，革命的浪潮激荡全国，反动的清王朝面临灭亡。
陈果夫为武昌起义的胜利而欢呼雀跃，但又不知如何响应。这时他二叔陈其美从上海来到南京，准备在南京发动起义，带动东南各省，以响应武汉的革命。陈其美将自己的意图告诉了陈果夫，陈果夫也深受鼓舞，表示愿随陈其美一起行动。于是，陈果夫首先将南京陆军第四中学的同盟会员联络起来，大约有三四十人左右，由陈其美统一指挥。他们“每晚在操场中开会，筹划在南京起义之事”。为了便于领导，他们成立了陆军第四中学同盟会分部，并积极进行起义前的各种准备工作。
但不久，他们的行动为满清官吏所发现，清军对四中加强了防范，并采取了一些行动，如将原储藏在这里的子弹运走，枪械也锁了起来，将与革命党人有联系的第九镇军队也陆续调往城外。而此时，陈其美又回上海去了，陈果夫一时束手无策，只好和另外两名同学赶往上海请示办法。但不巧陈其美刚离开上海到杭州去了，陈果夫只好找到黄兴、宋教仁等人，向他们汇报南京的情况。黄兴等人认为，既然清军已加强防范，南京革命可以暂时推迟。现在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支援武汉革命，发动起义是支援的一个方面，还可以直接动员大批同盟会员到武汉去参军参战，保卫武汉。
一席话激起陈果夫满腔热情，他认为黄兴说的有道理。当时，清政府正调动大军围攻武汉，首义之城危在旦夕，“我革命策源地有动摇的趋势，如果我们能支持武汉这个据点，可以待各省响应，能多支持一天，形势就会好转一天。若是武汉根据地失了，各处就很难响应”。想到这些，他立即决定不回南京，转赴武汉。
青年陈果夫“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一腔热血，赶到武汉。此时武汉已是三镇烽火，满城硝烟。袁世凯派冯国璋出动全军，向汉口进攻，革命军奋力抵抗，伤亡甚多，退守大智门，汉口岌岌可危。
蒋经国在赣南不仅大有作为，而且培植了一大批忠于自己的势力，为自己之后与CC的对抗奠定了基础。陈果夫在民军军务部找到了部长孙武。孙武向他们介绍了武汉的战事，说汉口战事不利，汉阳前一天也发生兵变，情况也很危急，他表示欢迎大家支援武汉的战争。陈果夫急于参战，请求安排具体工作。孙武说：“现在汉口可能不保，而且一时难以恢复，而汉阳必须守住，你们愿意去汉阳吗？”陈果夫回答：“我们为赴难而来，任何危险的地方都可以去。”孙武十分赞赏陈果夫的勇气，即给他发了护照，命他到汉阳去报到。
汉阳的情况十分不妙，原守在这里的民军听说汉口即将失守，军心骚动，几乎都哗变而散。陈果夫报到后，被分到炮兵排当了一名士兵。本来，按他陆军中学的程度，可以当一名下级军官，但陈果夫并不计较这些，他倒愿意先从士兵当起。炮兵排长姓邱，也是从南京来的，他对陈果夫很是信任，常常带着他到长江边巡逻，有时，到龟山上让他试炮。陈果夫原来在学校就学过放炮，但一直没有派上用场，这一次能够直接为革命服务，他心里觉得十分自豪。
蒋氏父子联手，在扫除着他们建立政权道路上的障碍。当兵的生活是艰苦的，特别是晚上睡觉，几乎就是受罪。没有铺盖，大家都穿着衣服，挤在一起，随地躺一下。有时遇到紧急情况，还得在战地上睡觉。每当这时，陈果夫总是睡不着觉。他望着遥远的夜空，听着江边传来稀疏的枪声，头脑里构制着一篇篇有趣小说，心想，将来反满成功，一定做个小说家，但又认为这太浪漫，自己的学识太少，怎能写出传颂千古的小说呢？
陈果夫的思想能够适应这艰苦的环境，可他瘦弱的身体却难以适应。本来，他的肺病刚刚有所好转，吐血已愈。但来武汉后，白天紧张的工作，晚上又睡不好觉，极少休息，渐渐身体支持不住了。有一天晚上，他与部队一起运子弹到黑山，回来时，摇铁道上用的手摇车，十分吃力，但他还是坚持摇，忽然觉得天旋地转，倒在地上便不省人事，长达10余小时才醒过来。他醒来后，二话没说，即投入工作，同伴们见他身体如此虚弱，都劝他回去休息，但他不肯，与大家一起，坚持下来，使其他士兵深受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