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杨创作论
云南作家杨杨是文坛的一个异数，从事文学创作二十余年来，他不停地在云南大地上漫游，以故乡通海为圆心、滇南为半径、昆明为边界，构筑起自己独特的文学视域，以近乎偏执的激情，挖掘、书写着脚下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传奇往事，透过历史的沧桑面影，解读南高原上悲怆、慷慨、可歌可泣的现实民生与异质文化。他的写作涉猎广泛，体裁多样，作品立足于方寸之地，其精神气象却往往超越了狭小的地缘限制，成为一道道风格独具的艺术标杆。作为一个有野心的写作者，杨杨一直在寻找写作的方向感，并试图突破自我，在某部作品获得成功、并为自己赢得对某话题的阐释权之后，又总是毅然决然地寻觅新的写作目标，朝着陌生的领域孤绝挺进。这种充满自信又略带悲壮的写作姿态，展露了他彷徨、困顿、挣扎和怡然自得的心路历程，张扬了一种悲悯而纯粹的文学精神，也全方位地展示了杨杨的写作才能及其作为一名重要作家的坚实存在。
一
新世纪初年，36岁的杨杨出版了他的处女作《混沌的夏天》。这本书由15个短篇小说构成，是他探索人性世界和小说艺术奥秘的双重尝试。从题材来看，小说可分为两个系列：以通海杞麓湖畔为叙事背景的“杞麓湖系列”，以城市生存景象为叙事原型的“城市系列”。在《混沌的夏天》、《忧郁的死湖湾》、《蚁儿》、《我的野鸭湖》等“杞麓湖”系列中，他把故事安排在湖畔乡村或湖管理站，以一名少年混沌的视角，打量周边形形色色的人物面目，他们中，有湖管理者，有以湖为生的底层人物等。杨杨习惯以第一人称的叙事口吻，直接切入故事的内核，在对滇南乡土风物的描摹中，扎进人性的深层世界。小说情节由多重叙事线条构成，营造了扑朔迷离的叙事迷津，贯穿着美丑对立、善恶较量的叙事主线。作者匠心独运，直至最后一刻，故事的真相才被读者勘破，小说也常在一种忧郁的气氛中悄然落幕。在“城市系列”中，杨杨的视角转向了城市文明孕育下的怪胎，传递了他作为一名作家对社会病相的愤怒与批判。《名医》影射的是“酒文化”的糟粕和人在当代社会的尴尬遭遇，《孤独的老洋房》揭批了官场人性的冷酷无情和城市人群的冷漠，《耻辱或荣誉》对当代人猎奇阴暗的心理作了生动刻画，《臭话》则以戏谑的笔法，对尔虞我诈的世间百态作了辛辣讽刺。从着力探究人性到对社会世相的揭露，杨杨的写作一直在两个维度间挺进，既写出人性的丰饶，又对着病态的社会迎头痛击，小说谋篇布局精巧，严谨，意味纯粹，颇见文体经营的功力。
《巫蛊之家》是杨杨的一部中篇小说集，是对边地传奇的激情书写。其中同名小说《巫蛊之家》，以一个山寨家庭在“巫蛊”迷信盛行的环境中互相猜忌、毒害、最终家破人亡的故事为主线，深刻地揭露了愚昧迷信思想祸害一方的丑恶本质。小说中，由于某些偶然性的因素，加上旁听者加油添醋、无中生有的描述，使达诺一家被视为令人憎恨的“巫蛊之家”，这个家庭不仅遭到山寨村民的围攻、迫害，而且猜忌的阴霾也在家庭内部蔓延。作者借小说人物的各自叙述，营造了一种神秘的气氛，谁才是真正的“蛊女”？谁又是杀害母亲达诺的凶手？这一连串的疑问引领着读者的思考和猜测。而最终答案的揭秘，使人性恶的本质在悲剧感的升华中进一步显现。在《我们的昆洛公路》中，作者把目光投向了一群筑路工人，他们生存在险山恶水之间，生命面临着随时被野兽或自然吞噬的可能，在如此困境中，更加鲜明地显示出人性斑驳的色彩。小说描绘了滇南地区独特的自然风光和地理物貌，但作者的用意显然不是以此渲染世外桃源的神秘与旖旎，而是把环境作为人物活动和情节发展的背景场域，写出人物面对绝境时的生命挣扎，也探究了人在极限之中的生存可能性。
通常，小说艺术的普遍规律是短篇以情节取胜，中篇以故事见长，长篇则要写出人物的命运感。在杨杨的内心深处，他不满足于对小时代小题材作片段化的表现，一个庞大而充满诱惑的写作梦想一直在他胸中发酵、翻滚、奔涌，呈喷薄欲出之势。这便是清末民初著名滇南艺人高石美的故事。杨杨关注高石美的事迹已多年，在长篇小说《雕天下》中，他极尽笔力刻画了这位木匠天才辛酸、穷蹇的一生，对他颇具传奇色彩的身世作了细腻的演绎。高石美少年时幸免于鼠疫灾难，后当过傩戏演员，做过官衙听差，奔走于矿山厂坝，也曾流落街头，耽迷于烟塌青楼，一生颠沛流离，可他从未放弃过对木雕艺术的痴迷与热爱。为雕刻六扇精美绝伦的格子门，高石美花了整整十七年的时间，潜心研磨雕刻技艺，以全部的心血雕凿艺术的王冠。可以说，木雕艺术已融进了他的生命之中，亦或就是他生命的全部，他生来为艺术而活，也为艺术而死。高石美耗尽心力雕刻出来的六扇格子门，成为他生命精华的化身，因其精湛的雕刻工艺，被后人视若神物，享受经年的膜拜。杨杨以悲情之笔，写出了这位木头圣徒的艺术绝命之旅，刻尽了这位天才为艺术献身的传奇人生。
值得注意的是，杨杨的写作是一种有根的写作，他的书写离不开滇南高原的现实文化土壤。评论家宋家宏教授在《杨杨和他的<雕天下>》一文中认为，云南作家作品中的所谓民族性与地域性，往往强调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和原生态的地域特征，而对覆盖面与影响力占据主要位置的汉儒文化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通海自古为通衢要塞，汉儒文化根基深厚，《雕天下》中涨溢出来的，便是汉文化无所不往的强大渗透力。小说涉及到建筑、雕刻、彩绘等专业方面的知识，描写了关于祭祀、求神等诸多形而上的民族心理，对少数民族文化结构中的指路经、招魂仪式等也作了不同程度的呈现，正是这些丰盈的细节，构成了整部小说巫风迷离、神奇恍惚的意境。杨杨为了让小说细节经得起实证，花了巨大的功夫钻研民族文化研究成果，并不停地行走于云南大地上，以实地踏访的方式对滇南地区的历史风俗、商业变迁、社会结构等属于人类学范畴的知识进行考证，确保小说在情节编织和事理逻辑的推进上切实可信。这部小说以历史变迁为叙事背景，但作者没有采取正面强攻历史的方式，甚至对形成主流价值观念的历史大事也不作更多的转述，而是把叙事还原到民间，还原到人物日常的生命情态之中。比如以集市货物的变化增多喻指国门洞开，以法国人大规模进入边陲小镇指涉殖民势力的长驱直入等等，采取的是一种淡化背景、注重凸显人物性格的写作方式，以此表现人物命运与历史之间割不断的粘联关系。这种写作路径既有效地避免了宏大叙事容易造成的空洞虚无，又让读者直观地感受到历史的强力作用对人物命运的影响，勾勒出社会环境与人性变异之间的隐秘关联。高石美生长在真正的乱世：官商勾结、匪患猖獗、盗贼横行，这是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无数或高尚或卑微的人性在其间沉浮，无数的阴谋与爱情在这个时代上演，为作家施展才华创造了广阔的想象空间。《雕天下》中书写了多位人物的命运遭际，但是因为旁逸斜出的太多，作者唯恐难以掌控，于是采取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急切地想要把故事的发展进程和结局告知读者，在一些本应还有精彩故事发生的地方，往往被几句叙述性的话语交待得清清楚楚，人物的命运处境和形象发展缺乏必要的事理支撑，使小说的蕴藉感和丰富性遭到了令人遗憾的削弱。
二
一个有精神根据地的作家，童年经验对他写作的影响和重要性不言而喻，甚至他们终其一生都梦想着为家乡写一部书。当故土风物、前尘往事逐渐沉淀为一种值得咀嚼的人生情怀的时候，写作的契机将会不期而至。对杨杨来说，家乡通海除了有美丽的杞麓湖、六一村、三圣宫的精美木雕以外，还有一些面影伴随了他成长的记忆，那就是一位位拐着小脚走路的老太太。年幼的杨杨看着母亲、奶奶辈们日复一日地拆布、洗脚、裹缠，也许内心满是好奇，疑惑为何男人们简单的洗浴行为，在女人们做来却是如此的繁琐而充满仪式感呢！他那时还没有意识到，一个摧残了中国妇女数千年的陋习竟然将“尾巴”深深地掩藏在了他所在的六一村，而从写作发生学上来说，这条“尾巴”可能是无数写作者梦寐以求的文学资源，它具有不可再生性。那么，对于日后成为作家的杨杨而言，这份得天独厚的“资源”，对他的写作行为究竟是幸运，还是梦魇？若干年后，杨杨带着他的疑问和心头的隐隐作痛，一遍遍地穿梭于那座美丽的乡村城堡，走进老人们伤痛的往昔岁月。《摇晃的灵魂》便在他对历史和人性的拷问与质询声中应运而生。这也是杨杨为家乡写作的第一本书，10年之间分别以《小脚舞蹈》、《摇晃的灵魂》和《金莲迷踪》为书名再版3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