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注定是一次充满疼痛感的写作旅程。在六一村的小脚部落里，杨杨从老太太们只言片语、闪烁其词的表述中，慢慢揭开了笼罩在中国妇女头上数千年的肮脏面纱，把一个号称具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民族身后那条长长的阴影拽得无处藏身。他以理智的情感清理出缠足的各个细节和过程，把一些本属于老人们难以启齿的隐私，诉诸文字。显然，杨杨是在一种负罪感的伴随下写作，但它与窥视和猎奇无关，他的目标只有一个：真相。当我们今天面对着这些浸透了中国女性悲惨命运和血泪的文字，面对着那些畸形丑恶的实物图片时，内心依然忍不住一次次战栗而惊悸。而作为一名写作者，当杨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所承受的煎熬与折磨，又岂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摇晃的灵魂》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幽深的历史迷圈之中，把男性畸形、怪异、变态的心理展露无遗，在一个以丑为美、以对人的身体和心灵的极度摧残为能事的时代，奢谈人性与和谐是一件可笑亦可悲的事。而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如果说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还有性别差异引起的人性征服作解释的话，那么女性对女性的摧残，则是任何一种灰色的理论都无法做出说明的。在书中，杨杨写道，一个少女接受缠足仪式，组织者都是她们的母亲、奶奶或者有缠足经验的妇人，她们采用最残酷、最惨无人道的方式，引诱、威逼女孩割断脚腰，折弯脚趾，直至其溃烂、变形。而施虐者的心中，并没有显露出多少的不安与愧疚，反而有一种心安理得、如释重负、大功告成的轻松感与愉悦感，因为她们年少时也是这么过来的……一个不懂得尊重妇女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愚昧的民族，一个对施虐和受虐都麻木不仁的民族，也必然是一个遭到唾弃的民族，对于施虐者（曾经的受虐者）和受虐者（未来的施虐者）的行为和心理，我想除了沿袭数千年的封建病态思想对她们产生了致命影响外，只有用人性恶的观点方能作出解释。杨杨对中国最后一个小脚部落的探访，是在一种自发的状态下进行的，他没有凭吊的意味，也不是在吟唱一曲封建落没时代的挽歌，他是在以别致的方式，为后人保留下一道溃烂的创伤，犹如把病菌装进玻璃容器，尽管恶心，却自有其不可替代的警示意义。
故乡，是所有写作者永恒的起点和最后的终点。在杨杨的写作史上，故乡通海将是他迷恋一生的地方，他说自己太爱云南、太爱通海了，总是虔诚地“爬在这块土地上寻找最迷人的故事，抓住一个点就像穿山甲一样深挖下去，打通了，就可以把乡村视野变成国际视野”。富庶磅礴的通海大地也为杨杨的写作提供了绵延不绝的写作资源，两者相得益彰。1970年1月5日凌晨，一场7.8级的大地震袭击了美丽的古城通海。从时间上来说，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死亡万人以上的第一次大地震，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的汶川特大地震，并称中国当代三大地震。此次地震共造成15621人死亡，受灾面积达8800平方公里。在当今中国，尤其是经历了汶川大地震之后，国家层面上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紧急救助和支援机制，我们的民族以大爱无疆的行动诠释着“多难兴邦”的含义。然而让今天的读者匪夷所思的是，当年的通海大地震，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是作为绝密文件被封闭的，由于人们缺乏对地震等自然灾害知识的认识，而且恰处“文革”期间那个动辄以阶级斗争诠释一切现象的年代，地震甚至一度被认为是反动势力的破坏行动。因此，无论是救援灾民还是重建家园，灾区民众靠的都是自己的双手，来自外界的救助很少。即便是支援，也更多是精神性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章等，因为“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杨杨是通海大地震直接的受害者，他亲眼目睹了灾害对故乡人民造成的身体和灵魂创伤，而对这场灾难的探源、书写欲望也伴随了他的大半生。直到临近2000年，通海大地震过去30年后，当年被掩藏的真相才逐一浮出水面，其时的中国，政府在保障民众的知情权方面已是今非昔比，杨杨根据多年搜集的素材，写作了5万字的纪实文学《大劫难的回眸——通海大地震三十周年祭》，将多年调查采访的成果公之于众。又一个10年过去了，在通海大地震40周年祭的时候，杨杨集多年调查研究之大成，出版了30万字的《通海大地震真相》一书，全景式地展示了这次大地震发生前后的社会背景、地质变化、巨大震灾和救援情况，以及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地震的种种怪异心理和荒唐行为。作品不同程度地涉及到社会学、灾害学、历史学、新闻学等方面的深层思考。杨杨说，现在地震过去40多年了，但灾区还有许多可怜的人，他还在关注和同情他们，并时常给予他们帮助。从写作素材的选择到写作精神的坚守，杨杨一直在寻找既保持自己的写作追求不变，又能切入到现实之中的文学方向。确实，一个作家如果感受不到生命的疼痛，那他就很容易变得麻木不仁，甚至连快乐和幸福也不能充分享受。在当下，许多写作者已经不由自主地迷失了自己，把写作功利化，而杨杨似乎一直在摆脱这种诱惑，所以很坚定地走在了自己确定了方向的写作之路上。因为他懂得，有疼痛感的文学，才是深植人心的文学，也才是有力度和现实意义的文学，对人心揣测、社会批判、思想启蒙作了极力探究的文学，才会得到人们由衷的尊重。
三
在杨杨的文学创作中，散文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尤其是长卷散文，更是他情有独钟的一种文体。彩云之南的名山大川、奇风异俗、幽深历史和绚丽文化，为他纵笔滇南高原提供了尽情驰骋的舞台，那些沉睡于历史卷宗中的人物，那些曾一度影响了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事件，那些在数千年时光深处积聚起来的浩然正气，经由杨杨的踏勘、补证、辨析、呈现，逐渐聚拢为一种强劲的文化精神。杨杨是一个非常迷恋历史的作家，多年来对各种史料孜孜不倦的阅览钻研，足以把一名青年变成皓首穷经的老者，所幸他充满灵性的文学之心并没有被浩繁的史料所束缚，而是以读史丰厚学养，以漫游大地的洒脱，捕捉那些飘渺得难以寻觅的灵感。他是一个善于挑战自我的作家，喜欢选择浩大与深邃的题材来磨砺自己。《昆明往事》的写作便是一个例证，显示了杨杨驾驭大型题材的实力。昆明是1982年经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无论是历史底蕴、人文风景，还是它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综合影响力，都足以写成一部皇皇巨著。杨杨显然是有备而来，他从昆明的阳光入笔，写到如潮水般涌来的花海，以一种低调的方式走进昆明“缓慢”与“疏懒”的生活之中，然后笔锋一转折进历史的深层，叙述这片土地上那些开疆拓土的功臣及其创造的不朽功勋。为了将二千四百余年的昆明历史叙述清晰，他选择了“一座城市的几个关键时刻”作为历史的标杆，并沿着时间之河逆流而上，刨开古滇国的“青铜之光”，回溯南诏历史的文治与武功。站在元朝的“大城”之上，他为杰出的回族政治家赛典赤·瞻思丁治理云南时的忠君爱民之心所震撼，为阿盖公主千古绝唱“孔雀胆”的凄美爱情所感动。时光跨过明清两朝，昆明城的扩建与修缮，是由人性与神性浇筑而成的，既承蒙天意，又顺应民心。近现代历史上，昆明又一次迎来了它扬眉吐气的时刻，在这里，成功地打响了反对帝制的枪声，使云南走在了呼应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全国前列，民主共和的思想深植于三迤大地。而1938年，正当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踏遍华夏河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从遥远的北方迁至昆明组建西南联大，更是把全国的文化中心整体性南迁，既为当年的一大批精英学子驱逐了可怕的寒意，为他们获得暂时的避身求学之所，也为中原文化与云南边地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创造了绝佳的条件。杨杨的文字是诗意的，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激情与热量，为了触摸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令人心动的细部，他无数次瞻仰昆明的象征——金马碧鸡坊，无数次到昆明的心灵之湖——滇池畔澡雪精神，并且对西山、翠湖、地藏寺、金殿、筇竹寺、大观楼、圆通寺、黑龙潭、陆军讲武堂等最具昆明精神文化特色的景点的观瞻中，或牵出一段催人泪下的凄美爱情，或挖出一则感人至深的历史传说，或引出一件件荡气回肠的传奇往事，让读者在饱览历史风光、咀嚼人文艺术的同时，不由自主地憧憬“新昆明”令人神往的未来。
应该说，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大致离不开历史的当代化和山水的人文化这两个意象，杨杨的写作也是如此，他既在浩瀚的史学海洋中漫游，汲取传统文化的滋养，又有着鲜明的当代意识，善于化精神于无形，化古意为今用。在长卷散文《朱德与云南》中，杨杨写下了一个伟大红色传奇在滇南的开篇。云南是成就朱德一生丰功伟绩的起点，从陆军讲武堂做学员开始，朱德一步步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他在昆明参加重九起义和护国战争，最后拉着队伍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建立了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足迹踏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尤其是滇南的风光人情，更是为他的革命生涯增添了不少亮丽的色彩。云南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可供书写的历史往事不胜枚举。为重现朱德一生的戎马生涯，杨杨不仅翻阅浩繁的历史卷册，而且多次到朱德曾经战斗和生活过地方寻找伟人的足迹，感知历史的体温，以亲历性的审美体验增添作品的历史现场感。《通海秀山》是杨杨又一部奉献给家乡的作品，此书以秀甲南滇的历史文化名城通海及境内名胜秀山为对象，以从容不迫的叙述口吻，充分调动历史中的文学性因素，发挥散文在叙事、抒情、说理、议论中的文体优势，融山川景致描写、人物事件叙述、诗文楹联评析于一炉。在写作中，杨杨显示出了宏博的历史文化知识，那些年代、历史、佚事、传说早已在其心中胶合发酵，只待择机而出，全书写得深度迭现，才思张扬。《大河之口》大致沿袭了前几部长卷散文的写作思路，只不过叙述的方式有所不同。在作者的实地踏访之中，一座边城的历史秘密一一浮现在读者眼前，真实地在现了滇南重镇河口尘封的传奇往事。《关于玉溪》是杨杨及其合作者留存玉溪记忆的书，通过对玉溪历史的重述及对其现实的深度解读，使玉溪深具特色的一道道历史文化坐标得到凸显和挺立。在多部长卷散文中，杨杨都非常重视现场感，即便是那些远去的人与事，也在他锲而不舍的寻找中，得到一一复活。这种倔强、执着的写作姿态，暗含了作者对文学精神的信仰与守护。与生命关联的写作是痛苦的，也蕴含着常人难以体察到的快乐，在当下投机取巧的写作游戏盛行的潮流中，杨杨的写作方式多少显得有些矫矫不群。
纵观杨杨的写作，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纪实文学，都没有脱离通海、滇南和云南的范畴。他把文学之根紧紧扎向云岭大地的纵深之处，以文字营造了一片充满诱惑的滇南土地：杞麓湖的水波，三圣宫的木雕格扇门，六一村的小脚老太，秀山的诗词楹联，甚至大地震后的满目疮痍等，让人迷恋，让人神往。厚实的南高原也给予了他丰厚的馈赠，为他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与尊重。相比较那些充斥文坛虚浮无根的作品，杨杨的重要性与独特性是显而易见的，他敞开了一名写作者面向大地的视觉与听觉系统，以匍匐的方式倾听大地的呼吸，回应历史的声响，提升了云南文化从约定俗成的民族性、地域性走向更高审美维度的可能性，为云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鲜而宝贵的经验。
（原载《文艺新观察》201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