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绍康小说论
底层文学自2004年前后在当代文坛发轫以来，已成为当前小说创作的主潮之一，并逐渐呈现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它在内容上主要描写底层社会生活中的人和事，在形式上以现实主义风格为主，又融汇着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在价值取向上则对现实持反思和批判的态度，对底层人民怀着深切的同情。读段绍康的小说，我常常感到无言的沉重，一种自底层而生的幽暗气息在文字中弥漫，眼前浮现的是偏远山村贫瘠、愚昧的生存图景，或在灯火繁华的城市暗角卑贱挣扎的身影。他对底层世界的发掘，对在重重重压之下苟活的卑微者美好人性的发现，让人的心灵久久为之震颤。纵观段绍康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你会发现他有着明显的艺术自觉，且形成了自己相对稳定的文学表现观，其作品在尚显粗糙的艺术表现中又蕴涵着朴拙深沉的精神气象。
《家有好女》讲述的是一户在深山居住的贫困家庭为供养女儿读大学而辛劳奔波的故事。主人公李桑甲的女儿李鹃考上了省城重点大学，但对他们一家来说这并不值得欢欣鼓舞，在靠天吃饭、土里刨食的李子坪村，一个大学生四年间几万元的费用不啻天文数字。在经过一番剧烈的心理斗争之后，他和老婆普兰花还是毅然决然地让女儿去学校报到，以求她能走出一条有别于祖辈的人生道路。接下来的情节，是夫妻俩为筹措一笔笔上学费用而艰难挣扎的过程。丈夫外出打工误入黑煤窑，最终落得一条腿残疾，妻子到高山深箐里放羊，因避雨而误入勘探队的营房，在威逼利诱间，与勘探队长发生了关系，拿到了200元钱……生活的变故将这一家子逼到了绝路，苦难的重压让他们欲哭无泪。可作者的用心显然不在于就苦难写苦难，勘探队长起天福在得知了李家的处境后，主动前来找普兰花，想请她上山为勘探队煮饭，并表示愿意娶她，连带照顾残疾的李桑甲，尔后，他又背着给远在省城的“干女儿”寄去了一万元钱……矛盾交织的情节，使女主人公在困惑中难以抉择。正当情节朝着明朗处发展时，意外发生了，起天福在一次作业时被倒塌的井架击中。临死前，他嘱咐闻讯赶来的普兰花一定要好好供李鹃上学，而且立下遗愿，死后自己的一切财产归普兰花所有。小说的最后，普兰花让女儿李鹃给一座坟磕头，上香，烧纸，面对女儿的疑惑，她平静地说：“他是个好人，也是一个苦命的人。”这篇小说艺术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在对底层生活的描绘中力图呈现其真实状态，没有过分追求戏剧化的冲突，情节的推进完全随着生活的逻辑。女儿李鹃正面出场的地方不多，更大篇幅是写其父母因为“家有好女”而劳顿付出，甚至承受屈辱。小说中的人物是卑微的，但没有善恶之分，即使是勘探队长起天福，他也勇于为自己曾经的荒唐行为负责，而且在人生的最后瞬间仍不忘帮助这被他伤害过的人家，美好的人性在人生的弥留之际迸发。
相较而言，《一张借条》所设置的善恶冲突更为激烈。梨家弯的纳莲花，原本一家人过着相对殷实的生活，后因丈夫溺水身亡而成了寡妇。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村里的王大和对她丰腴俊美的身体觊觎已久，他凭借着自己的蛮横和霸道，在村里作威作福，不但以她的丈夫起永强生前欠他4万元钱为借口而霸占了她，而且对凡是想娶纳莲花为妻的男人都施以恐吓。王大和在设计陷害了四川男人宿玉坤后，又欲在同村的李二蛮身上大捞一笔，他使用的伎俩如出一辙，都是以起永强曾欠自己一笔钱为由。由于惧怕他的淫威，也因娶妻心切，男人们都对他敢怒而不敢言，只好言听计从。为了挣够钱给纳莲花偿还“债务”，李二蛮在与纳莲花领了结婚证后不久的年关时节只身前往煤窑。在一次塌方中，他被深埋于地下，当听到凌乱和急促的脚步声时，他本可以呼救，但为了让纳莲花母女能拿到一笔数额不菲的死亡赔偿金，他选择一声不响“静静地躺着……躺着……”小说将主人公置于一个生死相逼的情景中，在鞭挞人性丑恶的同时，着力表现人性善良的一面。村霸王大和的飞扬跋扈，某种程度上是对当前农村堪忧的民主法制现状的写实，纳莲花寻求生存的念头以及不顾流言飞语对幸福爱情坚韧的追求，刻画了这名处在社会底层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劳动妇女美好光洁的品性，而李二蛮最后的抉择，更将人性的光辉放大，成为全篇最为闪亮的一笔。
段绍康的本职是教育工作者，教育领域也是他写作的主要题材之一。在《我爱小猪》中，他以某重点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夏羽之利用课余时间在家给学生补课搞创收（俗称“背小猪”）而引发家庭矛盾为线索，将教育产业化和恶性竞争之后的基础教育现状揭示开来。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学校已不再是圣洁的场所，很多教师不得不放下清高的架子而认同于市场经济的运转法则，职称评定中的猫腻，优秀教师的流失，教育公平性的失衡，学生不堪承受压力而选择自杀的道路等等，批判的锋芒直指当前基础教育的弊病，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魏一民城市浮沉记》讲述的是某中学名师魏一民因一次意外得知了校长受贿的隐私而在教育体制改革中被校长收拾出局后，在陌生城市晃荡的经历。心情抑郁的魏一民经受不住欲望的冲击而在一次偶然中堕入烟尘，从此欲罢而不能。一次在出租车上意外地拾到富婆谭婕落下的手提包，便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在谭婕色与财的双重诱惑下，他心理的最后一道防线轰然倒塌，放弃了多年为人师表养成的清高和自尊，而甘心做被富婆包养的“白脸”，完全成了肉体和金钱的奴隶。魏一民在欲望城市的沉浮中，也有过灵魂自省的时刻，可他的自责是乏力的，仅是道德层面的自赎，内心深处依然对城市的浮华怀着深深的眷恋，对自己戏剧般的“南柯一梦”意犹未尽，咂摸不已。小说的批判意义超越了教育行业，指向整个光怪陆离的社会，指向这个因过度追求文明开放而导致病态和畸形繁荣的现代社会。
段绍康小说的触角还延展到对官僚主义的批判，但就艺术性而言，并没有揭露底层民众艰辛的生存世相那么深刻，也没有刻画教育行业扭曲的众生相那么形象可感。《县长扶贫户》以县长秘书“小杨”的口吻，叙述了一次陪县长下乡途中遇到因家庭贫困而即将辍学的毕花及她的父亲毕万发，在弄清情况后，县长决定与毕家结成扶贫对子，资助毕花念书。后来县长又派“我”去考察，看能否为毕家做点什么。正当“我”与村主任、毕万发商议如何改变石蛋村的落后面貌时，却不料后院起火：毕万发的老婆和旧情人私奔了！于是三人挖空心思想尽一切办法来掩饰愈发破败的毕家，以应付县长随时可能到来的视察。小说以荒诞的结尾收束，在他们提心吊胆、四处忙碌的时候，县长调走了！原来的许诺随着一纸调令烟消云散，作者以黑色幽默般的书写，揭示了为追求政绩工程而流于形式的官僚作风对底层民众戕害之深，让人思索良久。而另一篇小说《村官李冉》，将题材伸进“大学生村官”这一新兴群体，借“村官”李冉上任后为带领当地群众寻求脱贫路子而遭遇的一系列挫折，展现了一幅基层社会纷繁复杂的面貌。可这篇小说仍存在着一些艺术缺憾，不但村主任曹万华为给李冉说情而当众给瞿副乡长下跪这一情节缺乏情理逻辑，就连最后李冉的“平反”也是靠着同学彭呈的父亲亲自“过问”才解决的，在一个直接触及体制变革，最能体现作家洞察力的地方，作者采用了虚化和回避的态度，文学的意义指向性遭到了削弱。
段绍康的小说创作几乎都与乡村有关，意在揭示乡土中国的苦难，他不回避敏感，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探索精神值得敬佩。但小说仅停留在对社会问题的表现上，作者写出了底层的苦难，却无法挖掘苦难背后的根源，写出了底层人的不幸，却只能哀而不敢怒，难以论证其抗争的合法性。批评家李云雷对“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家曹征路评论时指出：“不仅在于他（曹征路——笔者注）关注着更宽广的世界，也在于他与中国最底层的民众在一起思考着底层的出路与中国的出路，他以尖锐的方式将时代的‘核心问题’呈现在人们面前，让人们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思考，在这样血性的文字面前，在时代的血与泪凝聚成的‘美学’面前，任何精致的、优美的‘艺术’都黯然失色，它带给人们的不是享受或‘好看’，而是一种‘震惊’，它以粗糙的手揭开温情脉脉的面纱，让人们看到一个沉默的世界的伤痕与力量，让不为人知的暗哑的声音破口而出。”将这段话移植给每一位关注底层文学的写作者，都将是一种激励与方向。如何将目光更多投向底层人的心灵世界与精神处境，认识并挖掘底层所蕴藏的特有内涵，实现从物质表现层面向精神根源层面的深化与挺进，是值得众多写作者深思的问题。
（原载《金沙江文艺》200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