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代际划分，铁凝应归属于知青作家一类，但纵观她的创作，又与这代作家有着鲜明的区别。她的意义，首先在于给新时期文学的长廊中塑造了系列个性丰满的人物形象，并为文学界提供了诸多关于叙事方式和叙事伦理等命题的思考。贺绍俊在对铁凝作系统研究中发现，她早期的创作有两个重要的源头：一个是呼吸新鲜气息的农村生活经验，一个是享受和谐关怀的家庭生活经验。另外一个潜藏着的生活经验，是在北京生活时的童年记忆。这些经验的发酵，促成了铁凝早期一篇又一篇美丽小说的诞生。她早期的作品缺乏波澜壮阔的时代气势，也没有错综复杂的宏大叙事，取材多是庸常生活中的纯净瞬间，力求在对日常生活的描摹中发掘人性深处某些固定不变的美质。她的日常生活叙事，审美趣味与当时读者的审美期待不相吻合，与八十年代以揭露和控诉为主潮的写作潮流擦肩而过，注定她难以进入文学场域的中心，而更多是“快乐地游走于集体写作之外”。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和思想的日益成熟，铁凝将启蒙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两种叙事传统进行了很好的融合，既避免因其偏狭、尖锐而成为批判的靶心，又写出了一种人类普遍共有的情感。这种情感超越国别、民族和地域，虽烙印着鲜明的民族心理，精神内核却能为全世界的读者共同触摸，这就是优秀的作家在书写人性时体现出来的超越性。
一个作家便是一部简明的文学史，尤其是那些参与了当代文学深度建构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某种程度上就是文学史发展的细节呈现。贺绍俊对铁凝各个阶段创作的解读，着眼于作家生活的时代背景，突出强调作品艺术形象与作家人生轨迹的双重映现，在文本解读、理论归纳和生活情境还原方面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准。这样的总结可谓知人论世、精辟之至：“铁凝在人格统一的前提下，保持着自己的三重身份角色：政治身份、作家身份、女性身份。在现有的文化背景下，要使这三重身份，特别是前两重身份和谐统一而不发生异化，这是一种很高的人生智慧。这三重身份，也给他提供了三种观察世界的视角。”①
三、建设性与精神性的批评理论形态
“建设性”是贺绍俊文学批评的伦理核心，体现为批评理论的体系建构、批评的话语风格和对批评本身的价值期许。关于理论探索的建设性。从三人合著的《文学批评学》建构起文学批评的学科体系，到对铁凝创作个案的深度解读，再到近年来写作的《宏大叙述：从解构到重构》、《从政治、经济和艺术的合力看国家文化形象》、《从精神性到典雅型》、《现代汉语思维的中国当代文学》等单篇论文，以及后文要专述的《中国当代文学图志》，贺绍俊表现出了充分的理论自觉，力图在对文学发展的整体把握中，深度探索和集中阐释某个文学现象的基本规律，建构起当代文学批评的系统性。
关于批评方式的建设性。贺绍俊的文字风格是温和文雅的，很少有疾言厉色，即使有不同于他人的理论见解，也总是以一副诚恳探讨的姿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论证。他认为，对话与交流是建设性文学批评最基本的形态，批评家只有抛弃法官和导师的姿态，与作家进行平等的对话，才能实现彼此的审美共振。批评不侧重于对作品的是非判断，而是要进行建设性的审美探寻，要能指出作品潜在的艺术价值。批评“强调的是对文学作品中积极价值的发现与完善。批评家即使需要进行赞美，也是建立在积极价值基础之上的赞美，而绝不是溢美之辞；另一方面，出于对积极价值的完善，批评家也会对批评对象进行批评，指出其不完善之处。”②
关于批评效能的建设性。在贺绍俊看来，批评是一项建设性的工作。批评家用批评的方式与作家一起共同建设一座文学的大厦。有了这种预设的价值期许，文学批评才会赢得作家和读者的由衷尊重。贺绍俊的批评理念和话语风格，虽然少了些凌厉惊骇的锐气，也让他没能成为文坛关注的焦点，但其坚守的姿态让人感佩。在当下的批评语境中，有两种批评模式值得警惕。一种是摧毁式批评，批评家往往无视作家劳作成果，以轻率的否定让作家煞费苦心的努力化为泡影，这种破坏性的姿态犹如鲁迅先生所形容的“在嫩苗上驰马”。另一种是极端的誉评，或者说是献媚的批评和表扬至上的批评。贺绍俊认为，两种批评方式都无益于文学的健康发展，都不能与建设性的批评划等号。因为这样的批评不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只要舍得丢掉面子、降低人格，就能办到。而建设性的批评是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的，是要真正研读文本、思考问题的。因此，“建设性批评兴旺发达起来后，那些污七八糟的批评才会偃旗息鼓。”
“精神性”是贺绍俊文学批评着力阐扬的理论焦点。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大规模涌入，曾一度被视为精神威权的经典、英雄、理想、使命等内容，被充斥文坛的自由欲望所消解，由威权建构起来的精神圣殿也被摧毁。贺绍俊对此显得忧心忡忡，“对于文化进程而言，我们要摧毁的只是精神的威权，而不是精神本身，在摧毁精神的威权之后，迫切需要重建起自己的精神家园。”③他认为，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在重建精神家园方面突出体现在民族精神的重建上，对民族精神的关注与阐释，也是他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切入点和学术目标。一是因为在弘扬和培育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方面，文学艺术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通过对新世纪小说中承载的民族精神的重新阐释，有益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有益于民族精神的与时俱进。二是当代小说的精神容量经历了波浪型的起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在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小说为了摆脱过去僵化观念的束缚，一度热衷于形而下，作家们痴迷于故事性、技术性，或者原生态式地还原生活的写实性，大大淡薄了小说的精神内涵。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和贫困》一文中，贺绍俊论述了文学的价值在于“无用之用，众用所基”，在于给人带来心灵的慰藉，当下的文学丰富性与贫困并存，“最大担忧在于文学精神的贫困”，“当代文学的精神贫困是多方面的， 在我看来， 在当下的大众文化和物质主义的背景下， 当代文学尤其缺乏三种精神资源。一种是诗性精神， 一种是批判精神， 一种是悲剧精神。”只有把握住历史的机遇，在面对丰富而又新鲜的中国经验中升华自己的精神境界。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逐渐重视故事背后的精神性追问，不仅丰富了小说的精神内涵，也带来小说艺术的突破，充分说明小说的文学性与精神性的密不可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小说基本上承担着启蒙和拯救的社会职责，汇入到整个社会的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大潮之中，其政治思想的意义大于精神文化的意义。进入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激化下，虽然小说摆脱了政治话语的拘禁，可是并没有因此而拓展精神层面，不过是顺应着市场化的潮流，坠入形而下的层面。新世纪小说出现了可喜的反拨，开始从形而下回归到形而上，同时也由于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整个社会对民族精神的强调，小说相应地也注重起对精神内涵的追求。贺绍俊试图通过对新世纪小说中体现的民族精神的研究，对中国文学如何坚守本土化，如何更好地利用和开掘民族资源，作出自己的理论概括。
四、建构文学批评的宏大叙述
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扮演着前沿先锋的作用，批评家的劳作价值既体现在为健康的创作风气保驾护航，又体现在为文学史家的史论架构选择适宜的叙述对象。中国当代文学经过六十余年的发展，文学成绩有目共睹，而因其发展的不确定性和评价标准的多元性，致使数量繁多的当代文学史撰述中并未出现绝对的权威叙述，每个文学从业者对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及得失都有着自己异于他人的见解。因此，每个批评家的心中，应该都有写作一部当代文学史的宏愿，这既是对文学评价的审美冲动使然，又体现出一种建构理论体系的内心焦虑。客观地说，或许由于受职业身份的影响，贺绍俊前期的部分文学批评显现出平面化的特点，数量众多的文学评论文章表现出风格与精神价值的相似性，在理论的阐述上不够深入，少数评论文章则表现出了媒体批评的特色。到高校任职后，建构理论体系的焦虑更为明显，从对铁凝的研究开始，他便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研究策略，在保持对当下创作批评敏锐性的同时，开始向更注重学术性的学院批评转型。
2009年12月，贺绍俊与巫晓燕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图志》一书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历时性的文学发展为叙事线索，着眼于对各个历史阶段文学特征的整体概括，既注重对各文学门类作类型分析，又注重对文学思潮的宏观把握。在对经典性作品的详细解读中，突出强调时代变革与社会环境变化对作家个性及作品风格的影响。在理论建构上，紧紧围绕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潮，着重探析现代汉语思维观照下的当代文学特征，对文学制度的建立和调整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也作了深度阐述。该书最大的特征和突破是关于“新世纪文学”的论述，在之前出版的多部有代表性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论述的下限多至二十世纪末期，《中国当代文学图志》将新世纪以来近十年的文学成果悉收囊中。所述的部分作品发表或出版的时间都还不太长，体现了著者敏锐的判断力及确立文学经典的探索精神。如果没有他始终保持的对当下文学创作及时而敏锐的评论，要在一部文学史中完成正在进行中的“新世纪文学”部分的书写是不可想象的。该书集中阐释了贺绍俊对当代文学发展研究的整体观，他之前批评文章中体现出来的学术视点，在书中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呈现，其中关于“青春文学”、“中国经验”、“政治同构”等理论命题的探讨，在吸纳时代同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深化。从整体性看，这可视为他建构文学批评宏大叙述的标志性成果。
三十余年的编辑与批评实践，贺绍俊执著地坚守于文学批评的阵地，从青春勃发的激情年代一路走向人生的冷峻与成熟，在经历了文坛风风雨雨的洗礼之后，研究从不断的转型中走向系统和深化。他的文学批评历程，折射的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艰难奋发的学术进程。
（原载《文艺争鸣》2012年第2期）
注释：
①贺绍俊：《铁凝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封底。
②贺绍俊：《倡导建设性的文学批评》，《光明日报》2009年8月21日。
③贺绍俊：《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和贫困》，《南方文坛》200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