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文学批评论
一
在当下文学批评界，陈晓明无疑是一个异数。说他是一位文学批评家，他的文章又因为太强烈的理论特征而使作家和普通读者难以进入，尽管最近几年来陈晓明的文章在明白晓畅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他的文章在当下批评家中仍然是较为艰深的，他的文章更适合专业研究者阅读，这与典型的文学批评家的读者定位有明显差异。说他是一位文学研究者，以至于文学理论家，陈晓明又把大量的精力投放到当下的文学创作领域，以一个在场者的身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进行解析与阐释，绝大部分有影响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都留下了他抚摸过的体温。他是一位有理论命名能力的批评家，一些文学现象因为他的命名而长存。
陈晓明在上世纪80年代奠定了自己文学评论家学的术基础，他是“文革”后第一批考入大学的学生，曾先后师从孙绍振先生和钱中文先生，早在1990年已经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做研究，后调入北京大学。从他所学细分专业来说，均为“文艺理论”，他所从事的却是“当代文学”的评论。他曾说：“我本人觉得把当代与理论混淆很有意思，似乎像在在做第三者，有一种无责任，且又不被束缚的自由。”①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和激情的时代，也是文学的黄金时代。长久的封闭被打破，在人文社科领域，西方数百年来积累的新旧思潮涌入中国大陆，被称为“新学科”的理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陈晓明与许多青年学子一样如饥似渴地捧读刚刚被介绍过来的新理论、新话语，求新求变成为时尚，现代化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目标，对“现代化”的理解几乎等同于“西方化”。 陈晓明自己说，他那时是“发狠读书”，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曾让他浸淫在西方思想史中，他也更关注那些西方前卫性的思想信息。他的知识谱系从哲学开始，21岁就啃黑格尔、康德、费希特等，对罗素有过较细的阅读。后来进入新批评、现象学和结构主义，期间经历了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接着便是德里达、拉康和福柯，而后现代文化理论和德里达成了他作为文学评论家最重要的理论背景。其博士论文《解构的踪迹：历史、话语与主体》作为国内第一部系统探讨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理论的专著而出版，德里达随即成为陈晓明日后最强有力的理论支柱。而德里达至今仍然是一位极有争议的大师，他的理论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明了，陈晓明是中国文学评论界对德里达最有研究的人，他是寂寞的！青年时代就培养起来的理论兴趣和苦读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学术理论基础，培养了他的理论思维特征。在1995年至1998年期间，又先后多次到英国、德国和荷兰等国做访问研究和讲学，使他对西方现代、后现代理论有了更为深切的理解。
陈晓明在具备了丰厚的文学理论储备后才进入文学批评界。把西方文学理论引入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提升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品格，是他的学术理想与追求，他在文学批评领域始终贯彻着这一理想。他在北大为学生开设的四门课程《解构主义导读》、《现代性理论导读》、《当代小说经典文本分析》和《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研究》中，前两门偏重理论，后两门偏重作品分析，这是他学术理想在教学中的呈现。学生的学习也要把理论与当代活的文学实践结合起来，才能更深入地有所收获，这也是在引导学生进入当代文学创作场域，间接地推动当代文学的发展。
然而，这正好决定了陈晓明文学评论之道的异常艰难。批评，要置身于当下创作，敏锐地发现优秀作家作品，及时地总结、归纳新的文学现象，注重审美感性的色彩，理论则可以退居于背景的位置；而研究则要使理论处于更显著的位置，感性的色彩可以淡化一些，更不必在当下的创作场域里沙里淘金。陈晓明既强调批评的理论品格，又要置身于当下创作场域，这就注定了他比别的批评家和研究者都更为艰辛。
在这艰难的历程中，陈晓明为当代文学评论贡献了一批具有充沛学术含量的成果，先后出版了20余本著作，发表了300余篇论文。他对先锋文学的解读与阐释，在当时以至今后相当长时间里都是这一研究领域绕不开的存在。他用“现代性的转型”来把握当代文学的纵向历程，许多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阐释。他对一些文学现象的命名，如“晚生代”，将长存于文学研究的历史之中。
二
陈晓明从80年代初就开始发表文章，但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给他带来影响的是对中国先锋小说的评论。正如文学史上许多批评家与作家结下不解之缘一样，陈晓明与中国80年代的先锋作家们也难舍难分。他的先锋小说研究专著《无边的挑战》过了十余年修订再版，其时，中国先锋小说早已远去，但陈晓明在序言里，在修订完成的书里依然对其一往情深。
中国小说从80年代初就开始了形式探索的最初萌动，到了现代主义登场，似乎更注重形式了，但中国80年代现代主义小说只不过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不便强调西方现代派的观念、意识、情感等，借了强调小说形式为通道，最终目的还是传达现代主义的精神价值。只有到了80年代中后期，先锋小说出现，才真正把小说的语言、叙事、结构等形式因素推到了小说创作试验的核心，成为小说创作最重要的目标。观念、意识、价值等被强大的艺术试验力量覆盖了。习惯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阅读的读者和批评家被先锋小说引入迷途之中云里雾里，不知所云，批评家们或者愤愤然又言不及意，或者临阵缺席。历史无情，批评的缺席使先锋小说家们显得如此的寂寞，历史又有情，此时出现了陈晓明。已经对现代、后现代理论多有研究，正在写关于德里达和解构主义博士论文的陈晓明，似乎是一位专为中国先锋小说准备的批评家，他自己也说：“我从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森林走进文学的旷野，遭遇‘先锋派’，几乎是一拍即合。”②
嫁接于西方文学传统的中国先锋文学，以反叛性的面目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辉煌而又短暂的成功，它的反叛、挑战特征与后现代的吻合究竟是有意为之，还是误入歧途的结果？评论家们各有所见。陈晓明自己在进入这个领域的当时与时过境迁十余年后的修订再版，态度也是有所不同的。先锋文学与百年来的新文学传统的巨大差异鲜明而突出，他们执著地强调个人化的艺术感觉、风格特征，甚至全然不顾读者中是否有人能够接受能够进入，他们追求积累最具个人特点的艺术经验，在语言、结构、叙事探索上不惜走入极端，由此造成强大的冲击力，与百年来强调作品意识形态性质的传统相对抗。一方面形式试验、个人经验的强悍，遮蔽了读者对作品内涵的思考，另一方面作家们也忙于形式试验，无力顾及作品内涵的挺进，他们作品的意识形态色彩淡化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先锋小说与后现代的“解构”指向相吻合。要说是反叛，也是居于中国的现实处境，而非西方的“现代”之后。在整个民族对现代化充满渴望的80年代，中国很难产生对现代性作自觉的反叛思考的作家，更不可能成群体出现。如此强调与传统的异质性是一种写作策略而非精神实质，加之先锋文学的艺术经验与中国读者数千年来形成的阅读心理特征相距甚远，这正是先锋文学辉煌而短暂的根本原因。而在当时，陈晓明更多地把先锋派的反叛、挑战当作自觉的行为，直接地把后现代的反中心、反主体、反整体性，以及解构历史与深度模式运用于对先锋派的解读，把自己专门研究先锋派文学的专著也直接命名为“无边的挑战”。
陈晓明以他几乎与先锋文学同步的一系列评论文章，以及之后整合而成的专著《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系统地完成了对先锋小说的深度解读，让他赢得了先锋作家们的欢迎，也为一部分读者解了不解之惑，学界也因陈晓明的解读而对先锋小说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先锋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存在，陈晓明的评论功不可没。他所依据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和解构主义原理，使中国的先锋小说批评得以走出传统意识形态分析，进而走向价值中立、平面性的文本解析，为中国当代小说批评提供了一套全然不同的话语形态和术语系统。可贵之处还在于，他依据文化理论，却没有走入脱离文学批评的轨道，在他的文章中，鲜活的细节分析，生动的场境透视，细微的情感体验，小说叙事意境的整体把握，仍然是他文章的着力之处。时过境迁，一些作品已经成为过去，但翻开陈晓明的书，这些部分仍然具有阅读的吸引力。
要说挑战，确是陈晓明在对批评界进行挑战。先锋小说处于一片责难声中，他却对这个群体给予高度评价，并且这个评价长久未变。“（先锋小说作家）把先锋小说的叙事功能发挥到无所不能的地步，他们把中国小说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难度。就小说叙述的复杂性方面而言，他们的水准可以和西方现代以来的小说同步对话。而他们对汉语言的表现力的开拓，向现实主义写实一类的美学法则挑战，使现代中国白话小说语言国语华丽典雅，但他们的描写力，对细微感觉的捕捉，对乖戾心理及生存状态的表现，特别是对情景的创造，都使当代汉语言文学达到一个全新的境地。”③他的话语系统，价值指向，加之他雄辩滔滔的表述方式，为自己塑造了一个特立独行的挑战者形象。先锋小说本来就难解，他所使用的理论武器后现代、解构主义、德里达，至今对许多人来说也是一知半解，何况当时。这位批评的挑战者陷入孤独之中，在所难免。他说：“我一度饱尝单枪匹马的孤寂，却从未牟取独家经营的暴利。”④
三
陈晓明不是仅满足于做一个文学批评家的人，他有更为宏大的学术理想，他的批评背景中已经具有过于强大的理论资源，理论的冲动在推动他走向建构体系的学术之道。做先锋文学研究，他最后的结果是一部对先锋文学 的系统研究著作，远远超越了许多人对先锋文学的零散研究。在当代文学批评这个广阔的领域中，陈晓明一直在披沙捡金，尽管着重于新时期以后的部分，但完成一部具有新的学术视野的当代文学史，是陈晓明作为一个以建构体系为目标的文学评论家的必然结果。正如他所说：“写作一部当代文学史，其实是我多年的愿望。”⑤对陈晓明这样富于理论个性的评论家来说，文学批评甚至只是他建构体系“专著”的准备，他不会“专注”于文学批评的。随着陈晓明文学批评的进程，他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历史叙述的强烈愿望，《表意的焦虑》一书中已经很明显，他试图从更为广阔的背景上来理解当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