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谢有顺《抱读为养》
一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登上文学批评的舞台，谢有顺就置身于当代文学的现场，敏锐地关注文学创作潮流的每一次激荡与迂回。在已出版的十余部文学批评著作中，从最初对文学精神碎片式的感悟，到近来许多具有开拓性论点的提出，谢有顺一直在灵魂叙事、写作伦理等充满质感的批评语义中勤力开掘。纵观他的批评写作，没有纠缠于修辞、反讽、叙述风格等属于技术主义的成分分析，笔锋所指之处，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作家人格展露无遗——写作者的精神情操、胸襟气度才是他关注的兴奋点。他常说，“笔墨从一个人的胸襟里来。胸襟小，笔墨的气象就小；旨趣俗，文字里的味道也俗。”这既是他评判文学价值的核心标准，也是他的批评写作致力追求的气象与境界。他的评论随笔集《抱读为养》（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4月版）一书，分为“读书”和“读人”两辑，批评对象涵盖散文、小说、诗歌和其他艺术门类，在充满情采的论述中，清晰地呈现出他的批评标准、理论主张和文学信仰。
文学批评与创作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关系，作家的原创力会有效激发批评家的灵感，批评家的创造性阐释，也会为创作提供新的表现视角。谢有顺对批评对象的选择可谓用心良苦，他说，“如果一部作品不能加深我对心灵和存在的理解，不能打动我，那么我就不愿为它花费哪怕一丁点的时间。”那些为文坛提供了新鲜经验、具有鲜明艺术原创力的作品中流溢出来的审美特性，为他的批评话语拓展了理论边界。在诸类文体中，散文的边界是最宽广，也最难以定法的。谢有顺曾在《美文》杂志上开设专栏，对当代散文进行研究，《抱读为养》中收录了多篇解读散文的文章，从文本结构、叙述方式、抒情姿态等方面深化对“物质”与“灵魂”两个重要文学维度的认识。针对当下散文界盲目追求抒情而导致散文的滥情化倾向，谢有顺阐述了节制情感的必要性：“没有节制，散文就会流于滥情，走向浮浅，而失却文字的真和美。……我反对散文过度务虚，相反，只有把散文写实了，并扎根于物质的根据地了，作家的情感和精神的抒发，才有真实、可信的来源。……好的散文，在物质外壳（事实、经验和细节）里面，还要有作家独特的精神发现和心灵体验——这是散文写作最重要的两个维度，缺一不可。”细节是构成小说物质外壳的重要元素，其真实性至关重要，一个细节的失真，往往会导致小说在可信度上的整体滑坡。在《为野生的中国立传——读<大秦帝国>》一文中，他赞扬了孙浩辉写作中的专业精神，为了写好秦国的历史与人事，作者不惜下苦功夫钻研秦代的法律、风俗、思想、战争，即便是从饮食和兵器这样细小的地方，也能见出其专业造诣。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谢有顺以苏童的小说写作为例，认为在描摹历史女性心理的复杂性方面，苏童已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但由于苏童本人对那些历史年代里的物什不熟悉，所以他不敢轻易触碰有一定历史年代的器物。谢有顺强调，只有在写作中建立起结实的物质外壳和可信的实证性基础，作家笔下的世界才经得起逻辑的推敲，进而赢得读者的信任。
二
灵魂探索的程度也是评判作家精神境界高低的重要标尺，因为文学说到底是为塑造一种灵魂世界而存在的，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谢有顺清晰地论述道：“好的文学，要具备两个层面的东西：第一个层面，是专业意义上的，即作家对现实生活要有活跃的感知，同时对生活细节的描摹必须准确、真实；第二个层面，作品要有不凡的胸襟和见识，从俗世里来的东西，能把它推到灵魂里去。在现实的层面、经验的层面，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要有坚实、细密的物质外壳，里面要有一种活生生的生活气息和生活细节，让人觉得作家对自己所写的那种生活是熟悉的、观察也是精细的，这个层面，可以是一部作品成功的物质基础，必不可少的。但光有这种物质材料，还不够，这不过是最表浅的一种真实，好的文学作品还要再往前走一步，走到人的心灵里去，走到人的灵魂深处去。文学作品写到一定时候，比的就不是经验和物质，也不是比写作技艺了，比的是胸襟、情怀和气度。只有把经验的描写和心灵的探索结合得好的作品，才称得上是优秀的文学。”从物质世界里来的东西，要能推到灵魂世界里去，写出“灵魂之深”应是每一位作家奋斗的永恒目标，在此意义上，《红楼梦》无疑是最佳的例证。这部伟大的小说，从物质实感上而言，看似写的都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吃喝玩乐，是那个历史年代市井民情生活的真实写照，是“人情小说”的巅峰。但在俗世生活的背后，掩藏着曹雪芹更深的悲悯，他以俗世情怀呼唤人类的纯真爱情，坚信在熙熙为名、攘攘为利的世上，还有心心相印的爱情；同时以一个封建大家庭的没落，为清王朝大厦的坍塌覆亡唱响了一曲挽歌。在史铁生的作品中，读者可以更直观、深刻地感受到灵魂叙事的魅力及重要意义：“史铁生是中国当代最关注内心的磨难、进而达到了一种深渊境遇的作家。他的作品，几乎每篇都带着他的生命体验，也贯注着他的诘问和迷思；通过写作，他拥有了获救之舍，并成功地为自己的心灵创造了一个居所。他是一个真正有灵魂、也是尊灵魂的大作家。”
三
对“写作伦理”的致力建构，是谢有顺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他认为当前的写作，“尖刻的、黑暗的、心狠手辣的写作很多，但我们却很难看到一种宽大、温暖并带着希望的写作，可见，作家的灵魂视野存在着很大的残缺。中国当代小说惯于写黑暗的心，写欲望的景观，写速朽的物质快乐，唯独写不出那种值得珍重的人世——为何写不出‘可珍重的人世’？因为在作家的视野里，早已没有多少值得珍重的事物了。”正是这种缺失，要求作家要勇敢地书写一种可以站立起来的人生，一种有力量的、有精神厚度的人生。人不仅在闺房、密室里生活，还要在大地上行走，作家除了写以个人经验为中心的人事和生活，还要在自我的尺度之外，接受天道人心的规约和拷问。只有从“密室”到“旷野”，建构起一个深度存在的、充满希望的灵魂世界，文学才会具有强悍不可摧的精神之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不肯定这个世界。只要我们还活着，就必须假定这个世界是有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你只能硬着头皮相信，否则，你要么自杀，要么麻木地活着。如果你还没有自杀，那就意味着，你的心里还在肯定这个世界，还在相信一种可以变好的未来。”凸现写作伦理的另一个表现，是作家的取材与选择。谢有顺认为，当代中国作家普遍面临着“生活在并非构成自身经验的生活中”的写作困境，生活正被这个时代主导的公共价值所改写，作家的个性被抹煞，突出的表现是当代青年作家不约而同地去写奢华的生活，而对另一种生活集体保持沉默，那些底层的、被损害者的经验完全缺席了。因此有必要重述一个作家的责任和追问能力。唯有对哲学意义上的“存在”的不懈追问，才能使作家拒绝认同片面生活对整个生活世界的殖民，才能重建生活的整体关怀。
四
一个作家的精神根据地是支撑他写作的动力之源，探究其所在，是打开作家创作秘密的有效通道。“写作是记忆的炼金术。离开了记忆，写作就会失去精神的地基。因此，童年记忆往往是一个作家写作的原始起点。”他认为，“很多的作家，只是把自己的出生地、成长地，看做是纯粹地理学意义上的一个地方，事实上，出生地、成长地和个体人生之间的关系，绝对是一种伦理关系、道德关系——出生地和成长地的一事一物，都可以作为个体人生的见证人，记录和刻写下他曾经的悲伤与快乐。没有一个作家可以摆脱对事物的记忆，因此，那些和自己的成长经验相关的事物，就自然成了个人精神自传的重要材料。”而一种有精神根据地的写作，才是值得信任的写作，在世界主义哲学盛行的时代，那些有根的“小地方”的经验，照样能把读者带到文学的远方。故土记忆对写作的重要性，在中外文学史上可谓不胜枚举：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贾平凹笔下的商洛，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他们的代表性作品，几乎都带着故乡的风烟气息与精神记忆。
谢有顺对诗歌写作的评价甚高，他认为近年来的文学，最热闹的是小说，成就最高的却是诗歌。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小说可以畅销，散文可以名世，话剧可以成为政府文化项目，批评也可以寄生于学术场，惟独诗歌，一直保持着边缘和独立的状态。许多新的话题，都发端于诗歌界，许多写作禁区，都被诗人们所冒犯，诗人是受消费文化影响最小的一群人。“除了诗人，我还没有看到有哪一个群体，会对这些驳杂且碎片式的经验报以如此巨大的书写热情。尽管写作看重的是个人体验，但也不能忽视它作为观察者和记录者的特殊意义，因此，比起那些空洞的抒情或控诉，我更珍视诗人对当下生活的诚恳讲述，重视他们笔下的语言与现实相互搏斗时所留下的痕迹……（诗人）是社会这个巨大的胃囊所无法消化的部分，如同一根精神的刺，犹如一把能防止腐败的盐，一直在时代的内部存在着。”优秀的诗人，固守内心对诗歌艺术的忠诚，以天真而纯净的赤子之心，书写着存在之境的种种疑难与困厄，他们“总是以语言的探索，对抗审美的加速度；以写作的耐心，使生活中慢的品质不致失传”。
五
在商业法则和学术体制的双重挤压下，作为文学中处于弱势的文学批评，其附庸地位进一步显现，要么沦为金钱、权力和思想专制的奴役，要么寄生于学术的名利场，众多的批评从业者已很难气定神闲地对文本进行审美解读，对作品的艺术特征也渐渐丧失了理论归纳的热情与能力。他们更多满足于对西方理论的搬弄演绎，用现成的理论套取当下的作品，批评正逐渐成为一种省心省力和投机取巧的语言游戏，离它所应有的自由、独立和创造性品质相去甚远。这也正是文学批评饱受诟病的原因。在此背景下，坚守文学批评的纯正旨趣，重申文学批评的写作伦理，确立文学批评的公信力，显得尤为重要和艰难。谢有顺是一个有着清醒自省意识和高度警惕心理的批评家，数年前，他在回复笔者的一封邮件中，用了“孤寂”一词表达对文学批评事业的感受，苍凉、无奈、坚韧、自信之情，溢于言表。在《抱读为养》中，他以“同情之理解”贴近批评对象，从纷纭的作品中看出对象之价值，他的文字有肯定和鼓励，但不是廉价的赞誉；有实事求是的反诘与反思，但不是恶意中伤。这种求善、寻美的批评，没有故作高深的理论推演，没有噱头式的惊人之语，他“想念一种有感而发的诗歌”，而他的批评文字，未尝不是一种有感而发的写作。在散文创作普遍陷入临空蹈虚的深渊中，他坚持散文抒情方式的节制与蕴藉；在小说写作追求极度虚构而导致“纸上文学”的苍白与乏力，他呼吁重回事实的现场；当欲望叙事甚嚣尘上呈漫涌之势时，他竭力重申重铸灵魂维度的重要意义；在中国作家大规模丧失精神根据地的写作陷阱面前，他呼唤回到文学的“根”……他为诗歌的精神力度而欢呼，为汉语的优雅纯粹而沉醉，“粗鄙的心灵是配不上优雅的汉语的，但优雅的汉语却能拯救那些日益粗鄙的心”，相对于那些充斥文坛的巧言令色、牵强附会、为文造情的文学批评，谢有顺的写作，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情倾诉，见性情，见思想，洋溢着蓬勃的理论原创力，读者也常为他真诚、华丽、优雅的批评文字而陶醉。
（原载《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12年第1期）
